汉字的偏旁部首，除了表示意义，有些还能使人联想到相应的形象。因此，同偏旁字的集中使用，每每使字句排列与内容相映成趣，给人以“见字如面”的感觉。正如鲁迅所说：“蔽芾葱茏，恍逢丰木；鳟鲂鳗鲫，如见多鱼。”汉大赋如《子虚》、《上林》的许多段落，就常以此来铺陈状物。后人则将此特色变本加厉地拉杂成整副对联或整篇诗章，从而获得句意之外的情致。如旧时大车店对联云：“远近通达道，进退返逍遥。”某女自叙身世的上联云：“寄寓客家，牢守寒窗空寂寞。”前者皆从“走之”，字行排列，虽平仄不叶，却颇能给人以“大车哼哼，遵大路兮”的感觉。后者皆从“宝盖”，形象地烘托出该女子独处幽闺的寂寞牢愁。
此手法用于诗中，同样可产生奇特趣味。如陈朝沈炯《和蔡黄门口字咏》：“嚣嚣宫阁路，灵灵谷口闾。谁知名器品，语哩各崎岖。”诗意在于嘲讽衮衮诸公的昏庸无能：一个个高官显爵，据要路津，以“名器”自诩，谁知说起话来，却满口佶屈，不知所云。诗中四句二十字，若用繁体字书写，竟有41个口字，表里相济，形象地衬托出尸位素餐者“浑身是口说不清”的尊容，讽刺得辛辣而幽默。
宋代黄庭坚写过一首《戏题》，每句都以同旁字排列：“逍遥近边道，憩息慰惫懑。晴晖时晦明，谑语谐谠论。草莱荒蒙茏，室屋壅尘坌。僮仆侍偪侧，泾渭清浊混。”内容是写士大夫“一肚皮不合时宜”的孤傲清贫。首句写行路，字皆从走之；次句写情绪，皆从心；三句写天气，故从日；四句写言谈，字皆从言；五句写荒草，字从草头；六句写蜗居，字皆土底；七句写身近仆僮，字皆从立人；末句写贤愚混杂如泥沙，故字皆从水。此诗外形与内容，虽不似《口字咏》之奇谐妙契，但起到了衬托作用。
同偏旁的汉字有限，以之写诗又必须顾及构词的意义，同时又不得不将内容削足适履以迁就形式，因此同旁诗虽不可贵，却属难能，黄庭坚之后，似乎就很少人问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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