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抄古文字》书法展序

何慧敏

十年前我在书店购得一本《碧落碑》，是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的篆书碑刻，也是我国目前所存不多的用古文字书写的完整碑文。因其异体别构，字法奇古，行笔精绝，唐代篆书大家李阳冰见此碑，徘徊数日不去，自恨不如。后见李阳冰所书《谦卦碑》，结字及笔意亦多出于此。即便如此，《碧落碑》也没引起我多大兴趣。偶尔翻翻或临几个字，也是兴之所至，戛然而止。后购得文字学家徐在国教授的《传抄古文字编》（《碧落碑》之字亦收在其中），因书中字形“古怪、奇特”，视觉受到冲击，内心震撼，终因文字扞隔，未遑措手，涉足不深。随着出土文字层出不穷的新发现，以及个人对楚文字、战国其他文字、秦文字的逐步熟悉，我一天比一天更强烈地意识到走出单一楚简笔法的必要。从这个角度说，传抄古文字的重要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所以重新翻开了徐在国先生的《传抄古文字编》和久已束之高阁的《碧落碑》。

徐在国先生在书中说：“传抄古文资料情况比较复杂，在历代辗转抄写的过程中许多形体发生了讹变舛错，加上搀杂其他的古文字，许多学者对传抄古文抱有怀疑态度。但是……随着战国文字研究的深入，传抄古文资料愈来愈引起学者的重视。一方面，古文字尤其是战国文字中的许多疑难字就是借助传抄古文的形体得以释出的。另一方面，许多学者利用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考其来源，正其讹误，从而有利于充分发挥传抄古文的价值。”《传抄古文字编》的资料十分庞杂，多为我以前所未见之书。曾宪通先生在《传抄古文字编》的序中说：“传抄古文是指汉以后历代辗转抄写的先秦文字，王国维称它与出土的战国文字是'一家之眷’。”实际上传抄古文字与出土战国文字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联系是指两者原本都是流行于战国时期的文字，区别是指这些古文经过历代传抄转写而产生种种的变异，与出土的战国文字已有不同程度的差别，有的甚至相差很远。所以，传抄古文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特殊文字资料。”曾宪通先生还说徐在国教授做了“这类一般专家不屑为而非专家不能为的工作，为广大学人提供宝贵的研究资料……”我在为徐在国教授渊博的古文字学识和甘于寂寞的精神所折服的同时，更为他付出的心血鲜有人理解和运用而惋惜。故不揣浅陋，与徐教授沟通，想把“传抄古文字”运用到书法上来，也得到了徐教授的首肯。《传抄古文字编》不仅“取材宏富、甄择有方、体例完善、字形精准”（曾宪通语），且收字较之一般古文字数量更多，更丰富。对于从事古文字书法的人来说，可以说是一片没有开垦的广袤的处女地。

  经过一段时间的阅读、学习，我边写边集，不知不觉有百十幅之多。在运用文字方面也与徐在国教授和武汉大学萧圣中教授有过交流，尽量减少讹误。

因为“传抄古文字”非一碑一帖，字形结构、书写风格杂芜。于是我又回过头来临习《碧落碑》和李阳冰《谦卦碑》，找到了传抄古文字的结构依托，这样书法的风格也渐渐统一起来了。随着临创的循序渐进，我书写的感觉也慢慢进入了得心应手的状态。这是一个奇妙的古文字世界，我在学习、书写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很多的彷徨、苦闷，但更多的是快乐。古文字早已脱离了生活的实用舞台，“传抄古文字”更是变得遥不可及。但她们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是沉睡的“美人”。现在，徐在国教授唤醒了她们，我愿意为她们穿上盛装，让她们走到我们的面前，接受大家的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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