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元明
沈曾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章草。章草完全可以以沈曾植为分水岭,之前称为“古代章草”,其后为“现代章草”。章草作为书法史中的一个小品类,在沈氏之前虽然有宋克尝试和大草结合,而大多是陈陈相因,处于“复制”状态,从皇象、索靖,到赵孟頫、邓文原、宋克,无论字形还是风格,基本无差别。但沈曾植改变了这一切,章草成为其个人变法的根基和催化剂,究其缘由,与时代环境变化相关,取法的资源更多了,当然也离不开个人的才情和胆色。沈氏的身后,一下子涌现出众多的章草大家,功不可没。
沈氏的成功在于把握了时代脉搏,其成为涉猎汉简的第一人,以及他在碑帖融合思路上的包容和宽广,无疑走在了时代前列。今人总是想超越古人,对于“超越”要有恰如其分的理解。如果比作品尺幅大小、比广场巨书,古人是比不上今人的,因为资源有限;再比如全景展示,比多元组合、比跨界融合,古人也是不具备条件的。但所有这些,并不是真正的超越。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越往后,创新的空间越为前人所踏遍,必须走书体多元融合的道路,而且要非常深入,不能放弃,但更不能轻言超越古人。
沈曾植的取法思路,在于没有将碑帖对立起来,注重兼容并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每个成功的书家,都会有个人审美价值取向,有自己努力的方向,有创作的侧重点。沈以章草成名,但他的章草已不是纯粹的章草,包含多种书体的成分。有鉴于此,对于创作实践者来说,一种书体的钥匙可能在另一种书体上打开,五体相通,篆书作为“五体之祖”,必须要重视。沈氏篆书不常见,推测原因在于,对沈氏而言,篆书不是其主创方向,但又必不可少,故而极少示人。像郑孝胥也写碑、写隶、写篆,但只有行楷书才能代表他的艺术水准。
沈氏不同风格的篆书,我见过多件,他对于金文、石鼓文、小篆和清篆都有过关注。温州市博物馆所藏沈氏19件作品中,就有临《鲁大司徒匜》《周宒(zhūn)匜》《齐侯中罍》等金文作品。《菌阁琐谈》云:“篆画中实,分画中虚。中实莫崇于周宣……”“周宣”指的是《石鼓文》,说明沈氏关注过《石鼓文》,且有临《石鼓文》传世,用的主要是碑派笔法。《研图注篆之居随笔》云:“完白以篆体不备,而博诸碑额瓦当、以尽笔势,此即香光(董其昌)、天瓶(张照)、石庵(刘墉)以行作楷之术也。碑额瓦当,可用以为笔法法式,则印篆又何不可用乎?”沈曾植看出邓石如求变的法门所在。关于邓篆,只是文字表述。就作品而言,主要是受到何绍基和赵之谦的影响。这两个人都是大家,观点和实践却存在根本对立,何绍基讲究艰涩,主张“师笔”,赵之谦讲究清丽,主张“师刀”。赵之谦的行书学过何绍基,有服膺之处。不过,大家想要有一席之地,最终分道扬镳则是情理之中的事。
沈曾植在篆书上也尝试融合,与他的碑帖融合主张是一致的。需要注意,观念的融合和创作实践的融合是两码事,有时甚至水火不容,就像一个印人,既喜欢齐白石的单刀,又喜欢陈巨来的元朱文,但只能是“二选一”。沈曾植的很多篆书最终还是从清人移步到远古,从金文出,从秦汉出,不恪守一家。需要留心一点,沈曾植对于《夏承碑》和《北海相景君铭》等有过关注,这些隶书范本都带有篆书因子,把这些用笔巧妙融入到篆书创作中,就可以增加一定的趣味性。这正是沈曾植的巧思之处。
沈曾植篆书的面目多样,喜欢多元尝试,不固守一家。此件篆书《道德经》选句(如图)学邓石如、吴让之而有变化。沈氏在笔法上受包世臣、吴让之影响时间较长。总的来讲,沈氏篆书还是相对写得较少,所以比较生疏。沈氏笔法非常杂,喜用长笔,从第3行连着3个“忄”旁的字的变化,就能看出沈曾植的运笔功夫和变化技能。
沈曾植 篆书《道德经》选句条幅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需要深入思考的是,作为一个风格恣肆、个性极强,用笔极其放纵、放浪,追求动态变化的大家,他为什么要写篆书?本质是“反向求取”,沈曾植写字快,讲究奇,注重动,这是基本风格,但一定要懂得“节制”,体验慢、正、静,注意反其道而行,才可以避免创作中可能的“失控”。这些特质很大程度上只能从篆书中获取,以期最大程度丰富个人的用笔意蕴。这样的临习带有一种强迫性规范的意味,使得个人创作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这也是很多大家始终坚持临摹,直至暮年也不放弃的原因所在。不管实临还是意临,一定要让自己有所依托。临摹是跟着感觉走,但也不能完全跟着感觉走。风格的营造犹如放风筝,飞得越高当然越好,但绳索一定要牵在自己手中才不会飞脱。
沈曾植篆书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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