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昌二玄新版安思远旧藏《石鼓文》
中国文字与书法的联结，始于书契与结绳的更替。古人缀字成文，纪纲万事，或为流传广布，或为阅之后嗣，然竹帛之坚、寿，不逮金石，镂金刻石之风遂起。《墨子》所云：“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 [1] 即此也。三代刻石，传有《岣嵝》《比干》《坛山》诸铭，然年深日久，石已不存，或由附会，于古无征。今所见之可信者，唯商代《小臣系簋断耳铭文》与《妇好墓石磬刻文》耳，其文颇简略，却是石刻先声。小臣系石簋断耳铭文
及秦《石鼓》一出，乃证石刻于战国已渐成大观。其后沿习成风，成为文字与书法的重要载体。《石鼓文》由此得誉“石刻之祖”。石刻的出现与发展，助推了文字由上至下的传习，也让书法一步一步走进了大众生活。唐初，石鼓出土于陕西天兴县南，其形似鼓，其数有十。周身以籀文铭刻四言古诗十首，因言秦王渔猎事，故亦称“猎碣”。“初不见称于前世”，后经历代文人、书家歌咏不辍，其名大显。人们对石鼓上的古代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昔周宣王令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略异，世谓之曰“籀文”。“及平王东迁，诸侯立政，家殊国异，而文字乖形” [2] 。彼时，诸国文字异形的发展状态正如《汉书》所言“是非无正，人用其私”。而秦人世居西陲，少与中原各国相交通，半封闭的社会环境使秦文字保留了以籀文为基础的字形结构。这种以《石鼓文》为代表的秦国文字，即是周秦文字一脉相承、稳定发展的明证，是汉字字体演变链条中的关键一环。作为“史籀之裔”“小篆之祖”的《石鼓文》，不断吸引着唐宋以来的诸多学者与书家，学书之人对《石鼓文》的研究与取法日胜一日，千年不衰，是为书坛之永续盛事。唐人张怀瓘列石鼓于“神品”之首，并评其书曰：“乃开阖古文，畅其纤锐，但折直劲迅，有如镂铁，而端姿旁逸，又婉润焉。若取于诗人，则《雅》《颂》之作也。” [3] 元人周伯温作《石鼓赋》赞其：“法皇颉之妙画，续《小雅》之变风。蔚兮九天之仪凤，蜿兮六合之神龙。” [4] 然石鼓命途多舛，字多残泐，现存文字若不计重文、合文，仅余三百五十六字。因此，《石鼓文》拓本时间之早晚、存字之多寡、椎拓之精粗都成为了值得关注的焦点问题。《石鼓文》唐拓不存，宋、元、明拓之精善本亦早已成为难得一见的“灵篇宝笈”。近日，安思远旧藏《石鼓文》已由雅昌二玄与山东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及新书到手，展卷谛观，顿觉古韵盎然，叹为当代善本。此安思远旧藏《石鼓文》为元明间所拓至精善本，曾为江艮庭、杨寿门、潘奕隽、吴云、李启严递藏。吴云据《石鼓音训》所载，定为元代至元前拓本。因整纸而未剪裱，于石鼓早期拓本之中尤显珍贵。又因其“汧殹鼓”第五行“黄帛”两字左侧未见传世宋拓“先锋”“中权”“后劲”三本之豆状石花，而在学界引发了针对日本藏宋拓《石鼓文》 三本真伪问题之聚讼。[5] 可即便抛开“最善本”之争，单以精神气韵而论，此册亦胜出远甚，展临一过，似可得史籀三昧。一如吴云在第六开“作原鼓”上所跋：“庚午重阳节，晴窗清晦，阅此古拓，欣然取旧纸临写数行，觉腕底增瘦劲之气。”并且在跋文之后，吴氏又赫然题写“天下第一宝刻”以示推重。此次出版，雅昌二玄除以复制级工艺标准把控编、印诸环节，使“最善本”名实相副外，尤其令人欣喜的是，主编庸堂先生在原拓之后，为我们附上了此本之中所有完整可辨单字的放大图片。放大倍率与清晰程度诚为《石鼓文》出版之罕有。雅昌二玄新版《石鼓文》单字放大页
清末以来，有赖于出版印刷业的繁荣与发展，在众多出版人的不倦努力下，百年之间，大量法书善本、孤本得以写真流传，成为学书人书斋案头的宝贵资料，推动着书法艺术在温故纳新之中不断发展。此次雅昌二玄策划出版的《安思远旧藏善本碑帖选》系列，虽刚刚推出文徵明朱释本《十七帖》与元明间拓《石鼓文》两部经典，然以此观之，后续九部当可拭目以俟。至于再现经典魅力的意义，正如本套丛书的主编庸堂先生写在序言末尾的那句诗：“焕若神采得畅见，顿还旧观展长篇。”
[1]（清）毕沅校注，吴旭民标点《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2] 卫恒《四体书势》，《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 [3] 张怀瓘《书断》，《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4] 周伯温《石鼓赋》，（清）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二十七，钦定四库全书文渊阁本。[5] 详见马成明《关于明朝安国“石鼓斋”收藏宋拓＜石鼓文＞之我见》，《典藏古美术》，2020年6月，第 3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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