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鲁迅与李秉中
文/墨吟
李秉中是鲁迅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曾得到鲁迅多方照顾和帮助。1925年他进入黄埔军校，1926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赴日本学习陆军，1932年回国，在南京政府任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科长。鲁迅虽未加干涉，但两人的关系也从此疏远。这样一个对鲁迅来说无关紧要的人物，却在“通缉鲁迅”的问题上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
1930年3月和4月，鲁迅先后两次外出避难一个多月，原因是外面传言国民党要通缉鲁迅。鲁迅好友许寿裳于1937年所写的《鲁迅年谱》中说：鲁迅“一九三零年三月二日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会’。此时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反动文人鲁迅’，'自由大同盟’被严压，先生离寓避难。”鲁迅本人对通缉一事也深信不疑，他在1934年写的《自传》中说：“因为加入自由大同盟，听说国民党在通缉我了，我便躲起来。此后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民权同盟。到今年，我的一九二六年以后出版的译作，几乎全被国民党所禁止。”直到晚年，鲁迅仍在揭露这件事。
但是，许寿裳和鲁迅都没有提出有关通缉的证据。那么鲁迅是不是真的遭到国民党通缉呢？会不会仅仅是一种传言呢？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扑朔迷离，莫衷一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这个问题也终于水落石出。原来浙江省党部将呈请通缉鲁迅函提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宣传部再提交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执委会委员陈立夫于1930年9月30日签署了通缉密令。现将这个密令照录如下：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公函158894号
顷奉
常务委员交下中央宣传部呈称：“查上海地方近有'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作家联盟’、'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普罗诗社’、'无产阶级文艺俱乐部’、'中国革命互济会’等反动组织与已经呈请取缔之'自由运动大同盟’，同为共党在群众中公开活动之机关，应一律予以取缔，已遏乱萌。理合检同该项反动组织之简章、报告、刊物、决议案，并抄列该项反动份子名单，呈请钧会密核，转函国民政府密令淞沪警备司令部及上海市政府会同市党部宣传部严密侦察各该反动组织之机关，予以查封，并缉拿其主谋份子，归案究办，已惩反动，而杜乱源，至为公便”等情一案。奉批：“照办，并将原附简章等件送中央组织部”，除分函外，特抄同原附名单函达，即希查照转陈为荷。此致
国民政府文官处
特抄送原名单一份
秘书长 陈立夫
中华民国十九年九月三十日
随此密令所附的通缉名单共65人，鲁迅是其中之一。由于慑于鲁迅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力和民众的力量，这一通缉令迟迟没有付诸实施；同时也不宣布撤销通缉，一直在那里挂着。
1936年7月16日，鲁迅收到李秉中这样一封信：
鲁迅吾师函丈：
前呈一缄。谅陈道席。比来清恙如何？为念。迩天气较凉，想当佳也。禀者，关于吾师之自由一事，中惟之数年矣！惟恐或有玷吾师尊严之清操，是以不敢妄启齿。近惟吾师齿德日增，衰病荐至，太师母远在北平，互惟思慕，长此形同禁锢，自多不便。若吾师同意解除通缉，一切手续，中当任之，绝不敢有损吾师毫末之尊严。成效如何，虽未敢预必，想不至无结果，不识师意何若。伏乞训示。东行已有期否？吾师病中，本不该屡渎；窃望师母代作复示，曷胜伫盼！专此，敬祝
痊福
师母大人、海婴弟无恙
学生 李秉中
七月十三日
很明显，这是奉命所写的“劝降书”，所谓“一切手续”，无非要鲁迅写一份声明，说一些受共产党蛊惑、欺骗之类的话。至此，他们的师生情谊彻底破裂，鲁迅回答李秉中：“不必了，因为这样做，肯定是有交换条件的。”他对周建人说：“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
鲁迅大义凛然，三个月后，他背着“通缉令”，留下“一个都不宽恕”的遗嘱，走完了人生之路。
（资料来源：王锡荣《鲁迅生平疑案》）
（王锡荣为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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