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低调的理想主义者，经常发一些“不合时宜”的小文章，不为启迪别人，只为总结和反思自己。有不少家长和同行对我的“理想主义”表示出各种不解和疑问。特别是在一些糟糕的事情发生之后，有人时常来问问我的想法。有的朋友抱着善意的态度，真心想聊一聊教育如何面对这个伤痕累累、欲望纵横的世界。有些朋友抱着看我笑话的心态，说一些酸话，想看一个“理想主义者”出丑。在我心里，没有“敌人”。志同道合的朋友，当然是我前行的力量；持不同意见的朋友也有自己的立场和坚持，可能观察问题的视角不太一样。我不会以我所见所思为是，以他人所见所思为非。
尼采说，要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每次在我讲教育如何呵护孩子的天性，激发孩子的热情，让孩子自然成长时，总有家长问我：这样的孩子如何适应激烈竞争的现实？每次在我讲教育要立德树人，保持德、智、体、美等多方面平衡时，总有朋友问我：学生的考试怎么办？在我讲教育要培养爱和宽容的精神，孩子要有世界情怀时，有朋友问我：疫情后的世界支离破碎，全球化严重受阻，“世界主义”还可能吗？有朋友不无担心的问，在这样一个体制僵化、思想钳制、物欲横流的年代，怎么才能实现远大的教育理想？这都是合情合理的好问题。接下来，我将围绕这四个问题来展开讨论。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能不穿衣吃饭，不能不在社会上争得一个好的生活，不能不面对现实里的种种琐碎和“真实”。但我依然坚持我对教育的理想主义情怀。这种理想就是无论现实多坚硬，甚至多黑暗、多堕落，多庸俗，教育一定要守护人类文明最后的真、善、美，一定要坚守爱人如己、仁爱宽恕的底线和文明。
张伯苓先生说：“凡为教育家者，皆希望世界改良，人类进步；抱不足之心，求美满之效。”
在我心中，教育从来不是为了培养“适应”现实的人。教育永远是牵引人向上的一股力量，也可以说是理想的力量。这股力量要让孩子们承接人类千百年来创造的辉煌的科学、艺术、思想、文学，技术等成就，以激发学生对自我潜能的认知，释放自身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以便他们具备改造现实的智慧，自信和勇气。我相信，这样的孩子也一定具有足够的力量“适应”现实。但如果教育仅仅培养的是“适应”现实的人，那世界将永远止步不前。现实本来就是来改造的。“一代新人换旧人”，“江山代有人才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现实。可能他们将要创造的现实会远超我们的想象。所以，不必以古蔽今，用现实杀死未来。
在我心中，一个良善、谦卑、勤奋，有良好的学行和生活习惯，并且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达到基本平衡的学生，无论在任何课程和教育体系下，都将是最好的学生。也一定具备家长和老师口中的“应试能力”。而一个懒惰、平庸、不善于思考，也不懂自我管理的学生，在任何一种教育和课程体系中，都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成绩。所以，关键是看我们要如何发现学生的天赋，激发学生的潜能，提升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培养学生良善的德行，提升学生的知识和思维能力。只要拥有这一切，孩子不会“成绩不好”。若只是盯着成绩，为应试而应试，学生虽然有可能取得一定的成绩，但绝对不是最顶尖的人才。“成绩”是综合素养的体现，不是一种机械的“应试训练”就可以提升的。比如，一个孩子体育好，身体强健，自信心就强，专注力和耐力也好，对文化课学习很可能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一个孩子喜爱艺术，具有良好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审美能力，在学习理工科时，也很可能提出一些新颖的“假说”，为科学研究指明方向。
蔡元培先生将一个类似于“衙门”的北大改造成中国学术的最高堡垒。
在我心中，教育一定要让学生明白，我们首先是人，具有“人”的身份。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法国人、英国人……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基督徒、佛教徒、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儒家信徒、道家信徒……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棕种人……如果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我们首先是人的概念，并且能“推己及人”，“爱人如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会生发出慈悲和爱的精神。“仇恨”和“偏见”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我们将别人或者别的人群“符号化”，“简单化”，认为TA或TA们和我们不一样，所以TA或TA们是错的。和我们“不一样”并不代表别人就错。当然，身为普通人几乎不可能没有“偏见”。但如何克服自身的局限，谦卑虚己地倾听和理解他人，这是每个人都需要磨炼的修养。倘若能够努力做到“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新约.马太福音5:44》），那已经接近耶稣基督的境界。所以，若眼中有人，就眼中有世界；若眼中有人，就会有“世界主义”的精神。不同人之间的“偏见”不好克服，但教育要通过国际合作、跨文化交流、平等的对话等方式实现这种理想。把人当人应该是人心中最恒定的价值，有了这种价值，我们就很难受到政客和媒体的蛊惑和煽动，成为他们的“炮灰”。
钱穆先生在去国避难，妻离子散的情况下，创立“新亚书院”，坚守中国文化的精神。
在我心中，从来没有专门为心怀理想主义的教育者设置的一个完美的时代，甚至每个时代在当时人看来都是“最坏的时代”。但每个时代都有一些逆流而上的勇士，守护人类的精神象牙塔。谈起教育，我总是想起孔子。孔子的时代“礼崩乐坏”，战乱频繁，人命危浅。孔子周游列国，在政治上一无所获，但却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将仁爱忠恕的价值用教育的方式传播给弟子们，并成为后世尊重的“素王”。孔子没有赢得世俗的成功，却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谈起教育，我总是想起蔡元培先生。蔡元培的时代东西碰撞，百废待兴，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受到重挫。蔡元培做校长之前的北大“陈旧得很，一切保存着前清'大学堂’的形式。教员和学生，校长和教员，都不生什么关系。学生有钱的尽可以天天逛妓院，打牌，听戏，校中虽有舍监也从不加干涉。学生有事和学校接洽，须写呈文，校长批了揭在牌上，仿佛一座衙门。”（顾颉刚，《悼蔡元培先生》）但蔡先生任校长后，以“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气度，吸纳各路人才，纠正老北大的学风，从德智体美等方面，引领学生全面发展。将北大树立为中国最高的学术堡垒。谈起教育，我总是想起张伯苓先生。他的时代国家破败，民智未开，士气低落。他亲身经历了北洋海军的失败，感受到亡国灭种之痛。于是，他怀着教育救国的梦想，在天津郊区的洼地创办了南开学校。为中国教育贡献了从小初高到大学一体的“南开系列学校”。他说，“教育一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三育并进而不偏废。故凡为教育家者，皆希望世界改良，人类进步；抱不足之心，求美满之效。”（张伯苓，《三育并举而不偏废》）正是抱着这样的决心，他四处筹款，用“粪土浇灌花朵”，培养出周恩来、曹禺、梅贻琦、穆旦、吴大猷、陈省身等影响世界的杰出人才。谈起教育，我总是想起钱穆先生。他终身立于三尺讲台，用一支笔支撑着中国文化的命脉。即使在大陆失守，妻离子散，退居香港的艰苦日子，他仍然用坚卓的意志创立了“新亚书院”。当时“新亚书院初创，学生一共不超过二十人，而且绝大多数是从大陆来的难民子弟，九龙桂林街时代的新亚更谈不上是“大学”的规模，校舍简陋得不成样子，图书馆则根本不存在：整个学校的办公室只是一个很小的房间，一张长桌已占满了全部空间。”（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敬悼钱宾四师》）钱穆先生就在此处读书讲学，并培养出余英时这样的中国文化大师。强大的人不抱怨时代，而是影响和改造时代。用尼采的话说，他们在自己身上克服整个时代。有这样的人做教育，教育才能将人类的文明延续下去。
张伯苓先生在抗战时期创立的重庆南开中学
从事教育有不了大权，赚不了大钱，出不来大名，可能无法享受在世俗生活里的荣华富贵。但有的人不爱这些，他们爱思想胜过爱金钱，爱孩子胜过爱权力，爱教育胜过爱虚名，这样的人才可能是优秀的教育者。而心怀理想的教育者，才能教出心怀理想的学生。不畏现实的教育者，才能带出无所畏惧的学生。只有抓住教育的根本，才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当然，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教育者和学生并不是要在“象牙塔”中，完全忽略现实。他们要有面对现实的智慧和勇气，要用自己的创造力回应现实的问题，要低调、坚韧、可持续地逐渐实现理想。世界没有一尘不染的理想。也许，只有满身灰尘却至死不渝的理想主义者，才能踏上真正的教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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