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尊为“春秋第一人”的郑国子产（公元前584年——前522年）为历代改革者确立了一个成功且幸运的模本。他在一片质疑甚至抵触下启动的诸项改革，在经历了严重的敌意甚至诅咒之后，因了他的锐意坚持和细密筹划而终于收获了万众为之拥戴的善之果。不卑不亢、百折不挠但又谘诹善道、察纳雅言的子产，以他被孔子叹为“古之遗爱”、被韩愈尊为“执政之式”的人格魅力和政治风度，谱写了一曲“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的美政之歌。
子产以郑国相主持的四大改革中，有二项与税收直接相关，另外二项与税收间接相关。直接相关的是“作封洫”和“作丘赋”，间接相关的是“铸刑书”和“不毁于乡校”。
与周王朝授土、授民的分封相匹配的井田制，随着周室的衰微而逐渐分解。私有土地潜滋暗长，“贡助彻”再也难以实行。一些诸侯国被迫在田制、赋税等方面陆续进行改革。从公元前685年管仲的“相地而衰征”到前594年鲁国的“初税亩”，延至前548年楚国的“量入修赋”、前483前鲁国的“用田赋”，至于秦国前408年“初租禾”、前348年“初为赋”，都属于这样依据变化了的土地条件而策动的税制革新。子产审时度势厉行“作封洫”和“作丘赋”，正是顺应这一潮流做出的英明举措。
“作封洫”即整理田制，重新划分土地界限，确定各家的土地所有权，将农户按五家为伍的方式编制起来，建立严密的户籍制度，作到“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如此，税源的微观边界明晰了，征税对象也就明确了。“作丘赋”则是对“丘”这种被占有并开垦的土地产权，令其按一定标准供应军赋，包括车马、甲盾、徒兵等。
以征税的方式确认“甲士”的土地所有权，遭遇了既得利益者的反感。丰卷等人以“取我衣冠而褚（贮）之，取我田畴而伍（赋）之”为由煽动叛乱，扬言“孰杀子产，我其与之”。子产不为所动：“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三年之后，产权更为明晰，农田得到更方便的灌溉，国家和百姓的收入都得到保障。人们的反对和质疑转化为拥戴，此时的说词是：“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铸刑书”是将贵族阶级口含天宪的习惯法一变而为成文法。习惯法时代礼只施于贵族，刑则加于平民、奴隶。铸刑书一视同仁，迅即达成了“市不予贾”、道不拾遗的社会治理效果。
貌似专断的子产却又做出了不毁乡校的宽达之举。听到废除乡校议政动议时，他坦荡言之：“夫岂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
这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政治风度：铸刑书以惩恶，开言路以求善，确保社会法度包括税收秩序建立在一种“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的和悦气氛中。难怪子产祠香火不断，题满了后人对他的顶礼膜拜。“乡校刑书宽猛兼，至今犹颂大夫贤。”“惠人懿范应难见，君子高风何处追。”子产以他行之有效的顶层设计树立了执政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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