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著名石油公司阿美公司（Saudi Aramco）是过去二十世纪里最成功的能源公司之一，除美国能源巨头的开拓冒险和美国政府的重视推动外，沙特政府，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开国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 al-Aziz bin Abdul Rahman Al Saud，也被称为“伊本·沙特”）的态度和想法在它诞生的历程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继《“B计划”的成功：阿美公司诞生记》从美国视角回溯阿美公司初创发展的历史后， 本文将从沙特视角切入，分析沙特政府和沙特国王在这段历史中的思考、决定及其重要影响，并从沙美战略关系确立的始点出发，指出这一关系的两大支柱。
如今，沙特阿拉伯将沙特家族统治半岛的历史追溯到1727年，[1]并将每年的2月22日设为“建国日”（Foundation Day）。[2]一般认为1744年，沙特家族的穆罕默德·本·沙特与瓦哈比派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本·瓦哈卜结为同盟，标志着“第一沙特王国”正式成立。此后沙特家族在阿拉伯半岛的统治几经沉浮，直到1902年，伊本·沙特带领数十名阿拉伯勇士杀回利雅得城，开始“第三沙特王国”在阿拉伯半岛的征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斯曼帝国解体等重大历史变动下，伊本·沙特沉稳应对，取得英帝国的信任和支持，先后击败了半岛上的拉希德家族和谢里夫家族，成为纳季德和希贾兹的统治者。
此后，伊本·沙特全力将纳季德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的脆弱统治转变为中央集权的国家，并与希贾兹地区进行合并，在此过程中，沙特政府内部架构同步进行调整。1931年初，伊本·沙特颁布国王令成立“大臣会议”（Council of Ministers），包括大臣会议主席、外交副大臣、财政大臣和立法议会副主席等人。同时，大臣会议主席负责内政部、外交部和军事部门。[3]1932年9月23 日，伊本·沙特正式将纳季德和希贾兹统一为一个国家——沙特阿拉伯王国。
伴随着新王国的成立，伊本·沙特身边围绕着三个重要助手帮助其管理政务。这三位具有领导才能的重要人物是沙特·本·阿卜杜勒-阿齐兹（Saud bin Abdul al-Aziz Al Saud），国王的长子和继承人，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第二任国王；费萨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Faisal bin Abdul al-Aziz Al Saud），国王的次子，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第三任国王；另外一位是谢赫阿卜杜拉·苏莱曼(Shaykh Abdullah al-Sulayman)，国王最信任的财政总管。[4]在新政府草创初期，阿卜杜拉·苏莱曼作为财政大臣，不仅要负责沙特政府的财政事务，同时肩负着公共工程、朝觐管理、军事国防、外交沟通、能源矿产和王室财政等诸多重担。因此，在阿美公司诞生的过程中，阿卜杜拉·苏莱曼的身影频繁出现。
二、财政贫瘠的艰难时日
提起今天的沙特阿拉伯，人们脑海浮现的通常是一个富有的海湾国家，沙特凭借石油财富在国际援助舞台和国内重大项目上挥金如土、大展身手。但回到九十年前，伊本·沙特创建这个国家时，沙特需要度过一段漫长的艰难时日，如何解决财政贫瘠的问题，是这个新生国家和沙特国王首要考虑的问题。
根据《古兰经》，伊斯兰教的五大功课是“念礼斋课朝”，“朝”即朝觐，每一位有经济实力和体力的成年穆斯林都负有前往麦加朝拜的宗教义务；所有穆斯林，无论男女，都应尽最大努力争取一生至少要前往麦加朝觐一次。1926年，伊本·沙特攻下希贾兹地区、掌控圣城麦加，这一年朝觐超过10万人。1927年，朝觐人数增加至24万，其中海外朝觐者132109人。[5]每年的朝觐活动，特别是海外朝觐者为半岛带来巨额的收益，这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阿拉伯半岛最重要的财政来源。1929-1933年的大萧条导致海外朝觐人数骤减，1931年跌至4万人左右，1932-1934年不足3万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的负面影响尚未褪去，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全面爆发，导致多国政府出于安全考虑取消本国公民赴沙特朝觐，直至1949年，赴沙特的海外朝觐人数才恢复到10万人的规模。
在财政状况吃紧的同时，面对国内内外的反对力量，伊本·沙特还需要多次开展军事行动。在早期征战阿拉伯半岛时，伊本·沙特创立了“伊赫瓦尼”（Ikhwan），该组织是由传统游牧部落成员组成的瓦哈比宗教民兵组织，逐步发展为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在多次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伊本·沙特决定与英国达成和约时，不愿停止战争的伊赫瓦尼成为不稳定的威胁因素，因此，1927年伊本·沙特针对伊赫瓦尼发动了平叛行动，直至1929年3月萨比拉战役（Battle of Sabilla）后，彻底清除其威胁。1934年3月，沙特与也门爆发战争，双方最终于年中签订和平条约，季赞（Jizan）、阿西尔（Asir）和纳季兰（Najran）等地区被纳入沙特领土。
内征外战过程中，阿卜杜拉·苏莱曼肩负着筹措军费、提供物质等重要职能，努力填补国家财政不足。为筹集更多资金，阿卜杜拉·苏莱曼曾尝试出让建立国家银行和吉达至麦地那铁路（Jeddah to al-Madinah Railway）的特许经营权，均告失败，但在东部阿沙（al-Asha）地区出让石油开采特许权的努力造就了阿美公司的诞生。
1931年4月，美国采矿工程师卡尔·特维切尔（Karl Twitchell）受伊本·沙特邀请到访吉达，并与阿卜杜拉·苏莱曼会面，接受在阿拉伯半岛寻找水资源和矿产资源的任务。同年七月，在财政状况不断恶化的情况下，阿卜杜拉·苏莱曼给特维切尔写信表示沙特政府认为寻找石油能源应优先于寻找水资源和矿产资源。1932年，伊本·沙特接见特维切尔听取其寻找石油资源的开采计划时表示，沙特政府的财政状况无力支持其预想发展计划，委托他回美国寻找资金。特维切尔回到美国后与加州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of California, 后来的雪佛龙公司Chevron Corporation）取得联系。拿到巴林开采特许权的加州标准石油公司同时聘请了前英国官员、伊本·沙特的密友约翰·菲尔比（H. St. John B. Philby）担任公司顾问。在特维切尔和菲尔比的牵线下，1933年3月，阿卜杜拉·苏莱曼与加州标准石油公司就石油开采特许权进行谈判，并于5月29日在吉达签署协议，7月5日，伊本·沙特国王正式批准，该协议自1933年7月14日起生效。
谈起国王批准特许权签约，菲尔比表示，伊本·沙特对任何特许权的兴趣仅限于“提供足够的资金帮助他和他的王国度过经济危机的难关，直至朝觐经济带来的财政收益得以恢复。国王没有想的比这更远，他也没有对任何石油企业的未来发展抱有乐观的期待。”[6]
三、阿美公司：沙特现代化的助力者
阿美公司成立后，在沙特的业务很快就不仅限于石油能源的勘探与开采。在伊本·沙特国王的邀请和施压下，阿美公司为沙特进行勘探和测绘，并在二战结束后深度参与多个领域的发展项目，成为沙特现代化的助力者。
首先，农业领域。在伊本·沙特国王的要求下，阿美公司于利雅得南部兴建了哈吉（al-Kharj）农场。该农场增加了沙特的粮食生产，减少了食品进口。伊本·沙特国王对此项目颇为满意，[7]推动该农场扩大规模以承担利雅得城3万人的粮食需求。1950年，随着哈吉农场发展的成功，沙特政府决定将其从示范研究的角色转为商业生产运行，并让阿美公司将农场所有权和运行权转移给沙特政府，由王储亲自负责。二战结束后，沙特政府在全国设立了五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实验农场，生产培育的产品从农作物拓展到家禽和牲畜。阿美公司深入参与沙特政府的农业发展新计划，不仅帮助五个实验农场的新建，还投身大坝、水井等农业工程项目。
其次，水源供应。阿拉伯半岛常年干旱缺水，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对沙特人的生产生活至关重要，吉达水源供应能力的改善和提高成为沙特政府在二战后的首要任务。为此，伊本·沙特国王要求阿美公司承担为吉达修建新自来水管道的任务。1947年11月8日，第一股来自法特梅谷地（Wadi Fatimah）的自来水抵达吉达，标志新修水道工程的顺利完成。11月18日，该项目宣布正式竣工，在吉达北门举办了热烈的庆祝活动，王储代表沙特政府作为主宾出席庆典。为纪念伊本·沙特国王，这条管道被命名为“阿齐兹的”（Aziziyah）管道。1950年12月，国王宣布负责为沙特穷人免费供水的吉达水务委员会（the Jeddah Water Commission）接过该系统的管理工作。
再次，铁路交通。伊本·沙特国王一直坚持希望修建从达曼到利雅得的铁路（Al-Dammam to Riyadh Railway），并寻求美国进出口银行等机构的财政支持。国际机构评估后认为，这条铁路不具备经济效益和经济价值，建议改为修建公路，国王则坚持认为该条铁路对沙特国内的统治和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最终在阿美公司的支持下，该条铁路于1951年底竣工，并于10月27日举行启用仪式，成为沙特政府全国铁路交通网规划中的重要一步。
四、沙美走向战略关系
阿美公司成立后，成为沙特政府与美国政府间沟通的重要桥梁，特别是在其成立后的头十年（1933-1942），沙美两国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阿美公司为两国政府进行对话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渠道。
1940年代，沙特政府财政持续紧张，英国政府所能提供的援助已远远不足，阿美公司不仅自己向沙特王室提供贷款，并帮助沙特向美国政府寻求财政帮助。1941 年11月，阿美公司的员工与美国国务院官员会面，向其提供沙特政府1942年财政援助请求的相关信息，他们告知国务院，伊本·沙特国王在1941年最后一个季度向英国寻求450万美元援助，但只收到100万美元。鉴于美国在沙特越来越重要的石油能源利益，阿美公司敦促美国政府加大对沙特的财政援助，以免英国向沙特提出石油权益的诉求。[8]
在罗斯福政府中，阿美公司不仅是沙美两国政府对话的促成者，而且是沙美两国关系不断发展的推动因素。1944年1月，美国国务院的一份研究报告得出结论，美国在沙特的经济利益已经发展到全新高度，美国的对沙政策不应再从属于英国。[9]1942年4月22日，美国在吉达设立一个永久使团和领事馆由小詹姆斯·穆斯 (James S. Moose, Jr.)领导，并于1943年7月将其升为驻地大使。1944年9月2日，帕克·哈特（Parker Hart）在阿美公司所在地达兰（Dhahran）开设美国领事馆，这不仅更好的满足了阿美公司美国员工的需求，同时推动沙美关系进一步发展。哈特在当年12月向美国政府报告的长信中，描述阿美公司在沙特生产运营的情况，并赞扬从沙特官员那里得到的合作。[10]
沙美正式走向战略关系，源于1945年2月14日，伊本·沙特国王与罗斯福总统于停泊在苏伊士运河大苦湖的昆西号军舰上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
当时沙特政府的财政依然紧张，并面临二战结束后，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对沙援助渠道停止的危机。但在这次会面中，伊本·沙特国王并未就财政窘境向美国政府求援，两国领导人会谈的核心议题是巴以问题，在罗斯福总统心中这关乎二战后的中东地区秩序和全球能源秩序，沙特与美国已是战略层级的双边关系。伊本·沙特国王同样重视与美国的双边关系，此时，中东地区依然是一战后英法通过委任统治确立的地区秩序，特别是在沙特北部约旦和伊拉克执政的国王都是宿敌谢里夫家族的后人，他们背后拥有英国的支持，密切与美国的双边关系对沙特家族和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安全有重要意义。因此，伊本·沙特王国一方面坚决反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谋求建国，另一方面希望美国向英法施压尽早结束委任统治，给予阿拉伯国家独立自主的地位。罗斯福总统代表美国政府对沙特的两点诉求表示同意。[11]
在此次会面后不久，罗斯福总统病逝，继任的杜鲁门总统不顾国务院和海军的强烈反对，决定推翻罗斯福代表美国政府向沙特做出的承诺，支持以色列建国。刚刚确立的沙美战略关系蒙上一层阴影。主导沙特外交的费萨尔亲王向父亲伊本·沙特建议立即断绝与美国的外交关系。[12]沙特国王没有接受这一提议，他知道在沙美战略关系中，沙特人的核心诉求是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美国虽然在巴以问题上的转变推翻了原本沙特将在战后地区秩序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却依然需要沙特在全球能源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
此后几十年里，沙美战略关系历经第四次中东战争和石油禁运、冷战结束后海湾危机、巴以冲突和第二次阿拉伯大起义、9·11恐袭和反恐战争以及“阿拉伯之春”以来地区巨变等一系列风云变幻，两国关系时好时坏，但战略关系从未动摇。沙美战略关系的两大支柱是，美国向沙特提供安全保障和沙特在全球能源秩序中发挥重要影响，只要这两者不出现变化，两国的战略关系也很难动摇。
（作者：刘庆龙，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
注释：
[1] كلمة الرياض :وصل الماضي بالحاضر, https://www.alriyadh.com/1933543
[2] رئيس البرلمان العربي: يوم التأسيس يُجسد عراقة المملكة وتاريخها المشرف, https://www.alriyadh.com/1936505
[3] FO (Political Department of Foreign Office)/371/16024/E2304, quote from: J.E. Peterson, Saudi Arabia Under Ibn Saud: Economic and Financial Foundations of the State, pp.21-22
[4] J.E. Peterson, Saudi Arabia Under Ibn Saud: Economic and Financial Foundations of the State, I.B. Tauris & Co. Ltd London· New York, 2018, pp.21-22
[5] J.E. Peterson, Saudi Arabia Under Ibn Saud: Economic and Financial Foundations of the State, pp.27-28
[6] H. St. John B. Philby, Saudi Arabia, Ernest Benn, 1955, pp.329-330
[7] William A. Eddy, King Ibn Sa'ūd: 'Our Faith and Your Iron', Middle East Journal, Summer, 1963, Vol. 17, No. 3 (Summer, 1963), pp. 257-263
[8] RG59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890f.51/45,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27 November 1941, quote from: J.E. Peterson, Saudi Arabia Under Ibn Saud: Economic and Financial Foundations of the State, p.75
[9] RG59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 and A 1206, 10 January 1944, quote from: J.E. Peterson, Saudi Arabia Under Ibn Saud: Economic and Financial Foundations of the State, pp.91-92
[10] RG59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890.00/12-2044, H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20 December 1944, quote from: J.E. Peterson, Saudi Arabia Under Ibn Saud: Economic and Financial Foundations of the State, p.96
[11] Bruce Riedel, Kings and Presidents: Saudi Arab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FDR,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9, pp.7-9
[12] Bruce Riedel, Kings and Presidents: Saudi Arab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FDR,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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