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905年1月27日），清廷划江苏江北地区为江淮省，但仅三个月过后，江淮省就被撤销了，堂堂省级行政区的废设形同儿戏，从侧面反映出晚清政治的混乱。
为什么清廷当时要突然划出一个江淮省？原因还是得围绕着漕运总督的废与留来说。
明清两代都设有漕运总督一职，专职管理漕运事务，简称“督漕”。督漕，即负责将涉河（京杭大运河）省份每年上缴的米石运输到京师，有点“岁贡”的意思。但到了晚清，由于黄河改道山东入海，导致运河航道泥沙淤积，通航条件变差，运河的商业价值也随之下降。
到道光六年，清廷开始试行海运，并逐年增大海运在王朝运输体系中的比重。同时，因为运河的衰落，漕运总督一职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朝廷关于取消漕运总督的议论也越来越多了。
光绪二十八年，时任漕运总督陈夔龙首次提出裁撤漕督。（由于明清两代漕督一般都由中央大员兼任，所以他不用担心失业。）但由于政务处经过复议后并不同意此建议，所以第一次裁撤漕督的建议就被搁浅了。但漕运总督一职之后也就保留了两年，在光绪三十年十二月被正式撤销。
为何漕督在两年后又被裁撤了呢？这得归因于两人。一是御史周树谟屡次上奏撤销漕督，他的说辞是：“各省很多负责漕运的官员都已经被撤了，运河南段也不通航了，各省的运粮通道也依序裁减，漕督手下已经没有可以指挥的人手了，漕督一职实在是有名无实啊。”依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周御史的话没有半点水分，皆为忠言。但另外一人的动机就很值得推敲了。周树谟提议裁撤漕督后，张骞顺势让江苏巡抚端方代为上奏，提议在徐州一带设立新行省。
张骞意在江苏分省的意图是，徐州当时正好地处英、德两国势力范围的分界点，加上自古便是军事要地，地势显要，为南北要冲，在此设立新行省，必然能够更有效地抗击洋人。张骞还提到，在徐州设立行省，既能够将漕督之责转移到巡抚，又能够充分利用徐州的特殊地势，训练民兵，开荒养马。
然而事实上，张骞之见实为书生意气。徐州建省就能唤醒江河日下，腐朽至极的清廷吗？何况，即便是泱泱清王朝也耐洋人不得，一个权力都不知几许的新省就能力换狂澜，妄想对抗两个世界头号强国？所以说张骞的想法还是空想的成分比较多。但不确定此议是否藏有他的私心，毕竟张骞当时正在徐州一带开矿设厂。
另外从历史来看，张骞此议也不是一个好建议。江苏、安徽虽然都是跨江而治，但经过数百年的调整磨合，无论是行政体制上，还是文化习俗上，江南江北两地区的民众都已经融为一体了。在徐州建省，必将人为割裂两个地区息息相关的各方面联系，严重的话甚至将引起民愤。更困难的是，行政区划调整必将带来各方面的利益分配，对于当时已经焦头烂额的清王朝来说，肯定是不想节外生枝，另赠麻烦的。既然种种分析都不趋向于徐州建省，为何最终还是成行了呢？
原因是政务处被张骞建议中的“设新省巡抚替领漕督职务”一条给打动了。但考虑到漕督一直驻扎在淮安，为了省却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最后政务处的意见是把在徐州一带建省改为在江北建省。既然政务处同意了，清廷就马上批准成立江淮省。
果不其然，江淮省一成立就引起了众多官员的强烈反对。反对者主要分为中央“清议派”和地方封疆大吏。“清议派”中以都察院左督御史陆润庠和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的谏言最有影响力。两人观点大同小异，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江淮建省增加机构，影响行政效率，不符合朝廷裁革冗官的大政方针；二是江淮建省划江而治，破坏江苏省的地理环境，影响财赋征收。由于这两位中央大员皆为苏籍官员，一时有二十多名苏籍官员附议，影响甚大。苏籍官员的乡土情结正在发挥作用。
但江淮省的裁撤仍需要更为强势的人物。因为江淮建省影响到自身的权力，身为当事人的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周馥就极力反对此事。因为江淮建省本身就存在着诸多不便之处，所以事实还是有利于反对者。同时，虽然张之洞此时已经调任湖广总督，但两江事务还是与他休戚相关。所以早在张骞提出建省时，张之洞就持反对意见了。晚清的权力格局是，封疆大吏权力大增，中央权力衰退。所以周馥与张之洞这两位东南封疆大吏对东南诸省的权力分配拥有很高的话语权。最后江淮省难逃被裁撤的命运。
说实话，江淮省的废立本身就像是一场发生在晚清乱局中的闹剧。从事后情况来看，清廷在决定设立江淮省一事过于一意孤行了。既未经过重大决策之前的论证程序，也没有考虑到东南政局的利益调整，势必将遭遇重大阻碍。但好在清廷及时地裁撤了江淮省，避免了覆水难收的场面，这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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