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说一下上期的一个小问题，就是西周时期河南平顶山应国的问题，当时只是根据一点记忆随便提了一句。后来仔细一想，也没有错，但是不够完整。就是这个应国在殷商卜辞里就有了，跟很多西周时候的诸侯国一样，并非西周才有的。很多都是殷商时候的旧族旧地，比如齐、宋、郑、燕、唐，等等太多了，不胜枚举。周灭商之后，分封了很多同族之人到全国各地，成为一方诸侯，当然也分封了一些异姓诸侯。总之历史是连续的，不是历史教科书那么简单成一个断面。
本期主要内容是新修改完成的《穆王西征新解新证自序》，修改了很多次，这次自己主动发现了不少问题。虽然并不影响此前关于西征路线的主要结论，但是关于原来对一些重要问题的忽视和想当然，还是让人赧颜的。比如，对质疑原书称洛阳为宗周的说法，仅仅相信了司马迁的说法，没有查阅更多资料，显得粗疏而不专业。这次补充了东周大部分时间都于王城，虽然和洛邑只隔了一条瀍水，但差别很大。王城是大城，有周室宗庙，东周时代称为宗周实在太正常太应该了，洛邑是小城，要成为王朝必须扩大城区新建城墙，这些在左传里都有，之前也读过，就是没有细想而联系起来。况且王城里的居民大多是周人，而洛邑居民基本上是殷商旧族顽民。所以对王室不去洛邑就容易理解了。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西河有‘三’说”一节，之前也是缺乏对细节的确认，以为秦长城西起临洮，秦不过洮西。事实上秦始皇时代长城已经修到了甘肃黄河岸边，与今天的青海隔河相望。所以洮西地区在秦始皇时代已经纳入中原政权管辖范围。还有关于昆仑、西王母部分章节的删繁就简，让论证更为简短有力。无关的内容能少就少，也减少一些犯错误的机会。大概如此，汇报完毕，请看正文。
自序
《穆天子传》为西晋太康二年即公元281年汲冢出土的古代文献，记述了周穆王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的故事。穆王西征一事除了当时汲冢同出的史书《竹书纪年》有记载，传世文献典籍如《左传·昭公十二年》“子革对灵王”一节也提到穆王曾经“周行天下”，显然也包括了西征。从理论上讲，前295年随葬魏襄王的《穆天子传》、《竹书纪年》二书，司马迁应该无缘面对。既然《史记·赵世家》对穆王西征一事的叙述，具体到了穆王对西王母“乐之忘归”的细节，看来太史公自有所本，西征一事或有他书提及。然而出土面世一千七百多年来，世人对《穆天子传》一书的属性认识颇有周折。晋代当时的整理者如荀勗、束皙等显然信其为史。唐宋元明人亦基本信其为史。如《隋书·经籍志》归入“史部·起居注”，《旧唐书》、《新唐书》同；《宋史·艺文志》则归入“别史”。到了清代编辑《四库全书》的时候则出现了暧昧含混的态度和做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面说该书“虽多夸言寡实，……，较《山海经》、《淮南子》，犹为近实”；而事实上却将其归入“子部·小说家”，在属性认定上从写实变为虚构。从此人们更多将其目为虚构类文学作品小说甚至神话传说。西学东渐以来，科学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近现代研究者重新认识到该书内容的价值，基本肯定其为写实的“游记”性质。既然是游记，书中所述之西征路线的还原便显得尤为关键。民国以来以顾实、卫聚贤、于省吾、小川琢治等中外学者的研究贡献最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又有常征、孙致中、靳生东、钱伯泉、卫挺生、赵俪生、郑杰文、王贻樑等人继续该项研究。虽然对于穆王西征路线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始终未能给出最终令人满意的解释。
笔者90年代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多年以来业余不辍钻研古籍。在具备了一定古文字学及古代文献学功底的基础上，受到“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热潮的影响，下决心尝试解答一个长久以来的疑问，那就是《穆天子传》是否保留着更早的丝绸之路的蛛丝马迹？早在学生时代其人即疑心该书所述穆王西征的内容可能暗含着一段湮灭已久的历史真相。张骞通西域这当然是事实，问题是张骞走的路一定不是当时人开的，而是前人开的。与其相信几百人的使团、商队开路，更宁愿相信成千上万的大军开路。黄帝“披山通道”（见《史记五帝本纪》）且不说，就说周穆王。穆王率领数万人的六师西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那是不在话下的。而一路上广泛传播丝绸文化，显然是对后来“丝绸之路”导夫先路的贡献，甚至就应当被视为丝绸之路的开端，只是后来东周经秦到汉初中断了几百年，或者汉武帝时张骞的西行是再续前缘而非开天辟地的“凿空”？
张骞通西域之前，中原文献对于西域、中亚以及更遥远的西方世界的内容，也是屡见不鲜的。《山海经》自不待言，关于西域乃至更西方的相关记述已经十分具体而丰富。《尔雅》称西王母为天下西极。《吕氏春秋》书成于战国末期的公元前241年，早于通西域一百多年，对于西域中亚之物产多有提及。《淮南鸿烈》大概是在张骞通西域之前最后成书的一部重要著作，可以视为通西域之前，当时中原社会文化的剪影和轮廓。其中关于西域中亚风土人情的记载也是不少，而这些内容显然是之前现实与史料的反映。上述传世文献的内容说明汉拓西域之前，甚至秦代先秦，中原与西域中亚的往来还是不少，并非司马迁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势，即反映在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夏商周三代地图河西西域地区为“一片空白”。现代考古发现也填补了这些认识上的真空区。比如几年前时任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的王巍先生发表的《汉代之前的丝绸之路》一文，从考古实证的角度出发，较为系统地列举了汉代之前西域中亚西亚乃至欧洲与中原早期文化交流的出土文物、考古发现等资料证据，与前述传世文献记载恰好可以相互支持，形成不容置疑的“二重证据”。所以有理由怀疑《穆天子传》莫非真的是“丝绸之路前传”？
笔者因而在最近五年时间里，立足于古文字学、古代文献学的角度，大量参考了历史地理学、考古学、自然地理学、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等诸多学科相关资料及研究成果，尝试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结合实地寻访考察，对原书内容进行重新解读与证明。一改以往研究者大多只是在文字层面推导路线而极少落实到当今地图的惯例，从而清晰绘制出符合古籍内容以及当时客观条件的精确到当今县级行政区的“穆王西征路线图”，书中言及之山原河湖，皆与今日或已知历史地名一一对照。由此确证以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为代表的“祁连说”（并非“酒泉南山”），进而可以补足其“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全图”河西西域地区的空白。由此完全打消人们对穆王西征一事的怀疑和否定，同时也纠正了民国以来无限夸大西行路程（比如中亚、西亚甚至欧洲）的错误倾向。尤其是对关键地点“昆仑-河首”、“昆仑丘”的全新解读和准确定址，尽量追求逻辑严密论证充分，做到既符合《穆天子传》原文本身，又与《尚书·禹贡》的“导河积石”，《山海经》以及司马迁提到的《禹本纪》所言“河出昆仑”等相关内容相互支持，并不矛盾。整条路线上重要地点约有四五十个，其中一些地点有近年相关考古学报告铁证如山，有些地点的某些独有自然特征为其它史书以及当今地理学、生物学等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所证明或支持。而且这些旁证，是笔者解读原文确定大致路线之后，觉得有些地点实在难以置信，便广泛搜罗当地各方面资料进行自我质疑，才接触到诸如甘肃酒泉马鬃山古玉矿遗址等这些近年的考古发现，以及新疆阿勒泰清河县布尔根河狸保护区的设立等等资料信息。也就是说，笔者对于这些情况事先并不知情。这些多学科的独立证据的出现，更加坚定了笔者对还原西征路线的信心。
根据当今的分类标准，笔者确信《穆天子传》属于非虚构类文字作品中的史书，并非虚构类文学作品中的小说甚至神话传说。如果是虚构的文学作品，就不可能有第四卷结尾的“里西土之数”一节自找麻烦，清楚明白地交待了整个西征过程十段路线的方向和里程。认为其虚构的学者主要是因为不能正确解读这一节内容，就认定原书作者在虚构敷衍，进而怀疑原书绝大部分内容的真实性。否定一部书内容的真实性当然轻松容易，从此可以打上红叉置之不理。而要证明该书内容的真实性，必然要将这关键的一节文字解释通透并且与全书前文所述细节进行对照，要做到完全吻合才行，这也是本书所下的主要工夫。当然，笔者也反对将该书视为等同西周铜器铭文的原始资料。对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合理解释只能是，《穆天子传》有关穆王西征即前四卷的内容，是战国人大量引用甚至大段抄录西周史官亲历西征的原始记录编写而成。一些西周铜器铭文的内容可以支持或者证实该书的一些人物与事件存在及发生的可能。比如，很多学者认可穆王时器“班簋”的主人即《穆天子传》卷四中的毛班，《穆天子传》是班簋时代判断的唯一文献证据，其史料价值可见一斑。如王贻樑书中所言，李学勤先生考证“穆公簋”、“师遽方彝”中的“宰利”即《穆天子传》卷四中的井利。
对于那些因为所谓原书内容存在战国用韵、“误称”洛阳为“宗周”等疑点，便质疑甚至完全否定该书价值的看法，这里简要解释一下。我们今天所见的《穆天子传》是西晋出土之后由当时学者隶定、楷写而整理誊抄经历代流传下来的本子。墓中出土的原书据晋王隐《晋书》卷六《束皙传》所说是“竹书漆字科斗之文”，显然是战国文字而不是西周原始籀篆材料。因其成书不可能晚于最后入土随葬魏襄王的时间公元前295年，故而学界基本倾向其为战国前期赵魏人写成。笔者认为《穆天子传》原始材料应为赵国的始祖也是本次西征穆王御手造父保留的“穆王西征日志”的抄写副本。中原王朝历来有如《礼记·玉藻》所言“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左传·庄公二十三年》说的“君举必书”这样的历史传统，所以推测正本为当时陪同穆王西征的史官实录即后代“起居注”的性质，而作为主要参与人的造父拥有一个副本珍藏是在情理之中的。前403年，赵魏韩被周王室正式认可而封侯建国，赵国难免不把这一保存550多年的传家宝作为宣扬历史功绩的好材料，便用赵国当时采用的文字把西周原始籀篆材料摘录编辑，编写该书的历史背景大概如此。如郑杰文书中所言，赵国典籍随葬魏王，是因为魏军在公元前353年曾经攻入赵都邯郸并占领三年之期间掠去而已。战国人引书经常不把援引出处交待清楚，加之没有标点符号提示，所以难以分清哪些是战国人新增演绎，哪些是西周原始材料。况且竹书是被盗发，本身并不完整，今本第一卷七百余字、第三卷五百余字，字数远远少于本身亦有轻微缺失但均达一千二百余字的第二和第四卷，说明第一卷损失近半、第三卷损失过半，这显然是盗墓损毁、收集散落以及抄写流传散佚等原因所致。尤其是缺失的第一卷全书开头部分，也许详细交待了此书的来历，只是可惜已经杳然无存。
但是必须承认该书援引抄录保留了大量的西周原始史料，因为书中提及的一些自然环境和野生动植物，是西周当时的自然条件下才会有的，战国时期因为气候变化等因素，已经沧海桑田。原书多达21例的“无主之‘曰’”，笔者认为是战国编著者引用西周原始材料的证据，详见第一部分末尾相关附文。另外书中有些内容，笔者发现其可以为近年相关考古发现所证实，比如书中详细记述的重黎氏一节，即指近年考古发现的甘肃酒泉马鬃山玉矿遗址，只是考古工作者自己并未注意到这个情况。总之，没有在西周当时身临其境亲历其事，作为战国人，任凭他有多丰富的想象力，也不可能懂得这些近现代科学才认识到的规律，也不可能刻舟求剑地编造出西周才有的特别自然现象。还有一些在偏远蛮荒地区小范围分布的稀有动植物，比如原书中的“貍子”即今阿勒泰福海青河县仅有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河狸，不是当时亲见，古代中原人即便当今的人，也难以想象其特征甚至存在，这一点在正文中有大量举证，此处不再赘述。
正如元代许有壬《安南志略·序》云：“士之为学，当笼络宇宙，天之所覆，宜皆知之。而或窒于通，或敝于遐，则见闻有弗深考。穷壤之外，沦混之墟，尚可知乎？渊明览《周王传》、《山海图》以自适，其胸中高世之致，可念见已。”此文亦为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杨文衡《中国地学史》等书所引。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使命与精神追求，可谓一语道破。这种敢于突破世间浅见短视而探索天下地上未知领域的优良传统显然被后世继承下来并将延续下去。
《穆天子传》一书流传日久，版本众多，内容各自稍有不同。笔者主要依据较新出版的两书，一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山东大学郑杰文教授的《穆天子传通解》，一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华东师大已故学者王贻樑的《穆天子传汇校集释》。二书都分别做了一定的版本整理工作，并集合多家注解说明。笔者在结合这两个版本原文的基础上对其所述行程所涉全部地点给出符合逻辑的新的解释，并尽量搜集采用多学科的新出证据完成论证。对于《穆天子传》原书中的一些难以识别的生僻字，包括版本问题导致的一些字词的出入，均不是本书考虑的重点。本书主要着眼于古籍原文的整体解读与西征路线的还原及证实。
“西征”是原书的说法，“征”是有目的的长途行军，《竹书纪年》也说穆王“西征昆仑丘”。而昆仑丘上当时并无任何部族定居或驻军，所以说征指行军，而军事进攻多用“伐”而非“征”。比如“周王伐西落鬼戎”，“周人伐始呼之戎”，很明显，在西周的概念体系里，“征”强调远行并非一定要发动战争，公然发动战争当时叫“伐”。从文字学的角度看，“征”为会意兼形声字，从彳从正，彳为道路。正，甲骨文从止从囗，篆文将囗简化为一，止为脚，囗为城墙，与后来的“一”一样都指目的地，故而“征”指有组织有目的之远行。而“伐”为会意字，以戈砍人，指战争杀戮。后来“征伐”连用，本义渐趋少用。然而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征”也是取其本义“行军”。《诗经·大雅·棫朴》说“周王于迈，六师及之”，周王出行，就是后代御林军前身的数万人的“六师”随行护驾，这是当时的惯例。周穆王是一个天生的旅行家、探险家，在他身体现了当时中国人探索远方未知世界的志向和魄力，故而出现千军万马跨越千山万水的壮举，他们时而沿着前人开辟的道路行进，时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为张骞、法显、玄奘等后来人开拓了前进的道路。西征一事涉及原书内容仅限于前四卷，故名《穆王西征新解新证》。
本书认为已经破解了包括《穆天子传》、《竹书纪年》、《山海经》等先秦文献中提及的西征路线上的关键地点昆仑丘、西王母之邦、西北大旷原等这些历史地理之谜；也道破了大禹治水、不死之药、嫦娥奔月这些传说的玄机；并指明了《史记》、《汉书》、《水经注》等汉代及后来著作由于秦楚焚书文化罹难，汉代相关概念、地名变更而将其误解误称的成因。由此证明容成氏、轩辕黄帝、重黎氏等文献及传说中的古圣先贤已经在河西走廊一带居处活动，尤其是周穆王在加强对河西走廊的管理与开发以及加强与西膜地区的联系方面，在传播中原文化尤其是丝绸文化方面所做出的重大历史贡献。据本报告统计，穆王西征将大量多种丝绸制品及文化传播至今甘肃河西走廊中西部、新疆天山南北、内蒙古、蒙古国等13个部族邻邦。这次远征奏响了近千年之后汉武帝时代完全打通“丝绸之路”的序曲。
穆王西征最远到达“飞鸟之所解其羽”的“旷原之野”，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国家行为的方式到达亚欧大陆腹地一带万古洪荒的准噶尔盆地玛纳斯古湿地，而同时期或稍晚的古希腊文献比如希罗多德《历史》引述前7世纪的亚利斯底阿斯《独目人》，即讲述了西天山西侧（很可能就是伊犁河谷）的阿尔吉派欧伊人（秃头人）的说法，山（天山）以北有一个“天空飘满羽毛因而人难以看清并到达的地方”，希罗多德没有实地考察所以觉得难以置信就干脆臆断羽毛是雪（详见本书第一部分第三卷智氏一节说明）。然而中国古代文献《竹书纪年》说穆王西征到达“积羽千里”，《穆天子传》则详细记述了“六师”在此大规模捕猎并且“载羽百车”的史实。在青铜时代，亚速海滨（今乌克兰西南部与俄罗斯东南部接界处）的西徐亚人（也叫斯基泰人、赛人）最东已经到达西天山和阿尔泰山西麓一带，但并未越过这道天堑，因而对山脉东边的认识仅限于传说。而欧亚大陆东方的中国人要比西方的古希腊人，更早到达这个地球上最大大陆的中心——中国境内的天山、阿尔泰山一带，并且在《穆天子传》、《竹书纪年》这样的文献里留下了确切的记录。与西方古代文献内容的关联比照，让我们更加有理由判定，这些中国先秦古代文献所言不虚，真实可信。
事实上，处于欧亚大陆中心的中国新疆与中亚一带交界的阿尔泰山-天山-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等高原山地形成南北走向连绵数千千米的山结，研究者称其为“陆心山结”，是亚欧大陆东西方古代交通交往的一道天堑。早在青铜时代，中国西周的周穆王到达了该山结的东麓。所以张骞的贡献并非到达河西走廊和新疆，而是越过葱岭到达今天的中亚邻国。因为本书还原的穆王西征路线图，向西北最远到达的“旷原之野”即今天新疆准噶尔盆地西部，并未穿越葱岭-天山-阿尔泰山这道天堑到达中亚。
几百年后，古希腊的亚利斯底阿斯和再晚几百年的希罗多德都曾到过该山结西麓，甚至再晚一百多年的亚历山大东征，也都没有越过这道天堑而到达东麓。而最初穿越这个天堑的行为，无疑在欧亚大陆东西方之间的交通往来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所以汉武帝派出的使节张骞对于该山结的穿越，对于中原人而言的确有“凿空”的意义。当然，这道连绵数千千米的大山结中间也有山口峡谷，虽然穿越条件也十分艰险恶劣，但是迫于异族入侵驱逐等原因，居住在这条山结一带明显属于蒙古人种特征的秃头人（即《穆天子传》中的智氏，亦即希罗多德《历史》中的阿尔吉派欧伊人）等部族，也会穿越山结进行艰难迁徙，同时将山结一侧的信息交流传递到山结另外一侧。
笔者出于方便而采用了现在通行的基本资料，比如今天该地区的基本地理情况，山脉河流等地貌、气候、物产等的基本资料有些采自网络搜索引擎，条件所限，并未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卷》这样的权威文献资料进行逐字逐句对照，可能存在个别差错，希望读者谅解。至于与现代考古学、生物学等多学科进行的交叉研究，则尽量采用文献资料。
即便如此，仍多有遗憾。一是未能全线各地点实地走访考察，“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有待于今后沿线各地政府重视，组织实地考察甚至专业考古。二是文献资料方面未及深入研读各地原始方志，因而显得粗疏，希望能引起沿线各地专家学者的重视，以其熟悉的本地方志内容对报告进行补充或者批驳。三是地图资料方面，缺少大比例尺普通地图。目前采用的普通地图最大比例尺为1:400万，对于书中所指很多山水都未能标注，如果有比例尺大于1:100万的各地普通地图作为参照，则能获得更多更具体的认识。
最后必须要说明的是，由于笔者采取民间个人独立研究的方式，囿于一己认识见闻，加之水平所限、条件制约，定有该读未读之书，该参未参之文，该解未解之处，该明未明之理，在此恳请各路方家不吝批评指正。
谨序。
张钦恒
2019/02/08
关于参考《穆天子传汇校集释》、《穆天子传通解》两书的说明
本书采用的《穆天子传》原文以山东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郑杰文《穆天子传通解》一书所列原文为主要参照，本书简称其为“郑书”。因为该书汇集了历代流传的多个底本，并进行对比选择，采用简化字铅印，便于当今普通读者阅读。不像王、陈之书为全手写繁体，印刷质量欠佳，给阅读造成不必要的障碍，故而本书也采用简化字铅印。对于书中个别疑难罕见古字，也采用郑书手写原字，特此说明。另外对于整个西征路线，阳纡之前的河南、山西、河北、陕西等中原地区来回经历之地点，郑书考证基本正确合理，还有郑书指出的书中“瓜纑之山”为今北塔山，本书也认为正确。而对于行程中段关键地点的昆仑山、昆仑丘、群玉之山、西王母之邦，该书推论均不能成立。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王贻梁、陈建敏编著的《穆天子传汇校集释》，本书简称其为“王书”。该书对西征路线之考订大致与事实符合。整理前言谓“昆仑之丘”当为今甘肃境内的祁连山脉，舂山是该山脉的一个山峰。又谓，言“昆山”者，大多与玉相关，如《史记赵世家》、《史记李斯列传》、《淮南子诠言训》、《盐铁论通有》、《新序杂事》等。而《禹贡》、《穆传》、《山经》等先秦文献中的“昆仑”都应指祁连山。通西域后，汉武帝据到过西域使臣报告改于阗南山为“昆仑”。该书说其中钱伯泉《新疆社会科学》一九八二年第三期：先秦时期的“丝绸之路”去程路线合后来的丝绸之路，回程路线合后来的居延道路（王北辰：古代居延道路）。
其书有价值的观点及不足主要为：
第一，阳纡之山是阴山。
这个看法基本正确。可惜没有对原文进行更深入的解读，没有对相互有逻辑关系的几座具体山峰进行确认，进而影响对下一处地点的判断。
第二，河出重源，“河首”可能并非当今认为之正源。
这个看法十分可贵。可惜没有深入探讨下去，没有对原文进行更深入的解读，没有横向联系长江源头的问题，没有参考古代气候方面的资料。只停留在怀疑其可能，而没有探究其何以如此背后的历史事实及科学原因。
第三，昆仑之丘大致在祁连山。
根据实际里程推导，较为可信。问题是还是没有把“昆仑之丘”和“昆仑山”两个概念厘清，从而导致最终无法正确解释“昆仑”及“昆仑之丘”的谜题。加之不能真正解释解决“河源”问题，导致无法对昆仑定点。祁连山并非数百里，而是两千里，而且也不是一条山脉那么简单，而是十几条山脉形成的山结山原。真正要解答这个疑问，还是要找到具体的地点。
第四，西王母之邦在库尔勒。
根据方位和大致里程，似乎正确。事实上因为没有严格进行里程推演，昆仑、昆仑之丘、不能准确定址，群玉之山不能准确定址，导致三千里之外的西王母之邦定位错误。严重的累积误差，最终结论就会出问题，以之来推测其它地点，就会错上加错。由于对当时交通路线缺乏了解，不知道当时罗布泊北滨西去库尔勒并不能够走直线直接西行，而是要先北上吐鲁番再转乌鲁木齐再南下库尔勒。由于定在库尔勒，因而无法与罗布荒原地区的考古成果相结合，不能进一步揭示西王母与考古发现的女干尸的关系。
第五，旷原之野在准噶尔盆地，还有马鬃山、额济纳、居延。
这些地点的确认难度不大。作者仍然对其它学科研究发现缺乏关注与引证，“大胆假设”已经做出，“小心求证”仍显不足。因为，西征路线的关键是河首、昆仑山、昆仑之丘、舂山和群玉之山的准确位置，才是确定其它地点位置的关键。
【按：该书对穆王西征路线的考证，已经基本上正确了，因为没有正确解读原书“河首襄山以西南”与《山海经》等书“河出昆仑东北隅”之间的关系，更由于不能对“昆仑”及“昆仑之丘”这两个关键的概念进行区别，导致不能对昆仑正确定点。另外对原文解读也多有不足，比如虽然怀疑黄河重源，却不能解读《穆传》书中的“河水、河首”与“积石之南河”之确指及成因，及其与《山海经》“河出昆仑”说法的关系，同样不能解读《禹贡》的“西河”与“导河积石”之确指及成因，不能解决三书貌似矛盾实则统一并且互为证据的关键疑难所在，错过了真正解决“昆仑—河源”问题的机会，论证也多有缺憾，并未做到无懈可击，因而只能停留在“假说”阶段。】
目 录
自序（第2-6页）
附：关于参考王贻梁《穆天子传汇校集释》、郑杰文《穆天子传通解》两书的说明
目录（第7页）
第一部分《穆天子传》前四卷新解（第8-50页）
第一卷原文、译文及说明
第二卷原文、译文及说明
第三卷原文、译文及说明
第四卷原文、译文及说明
附表：穆王西征所到地点及行程古今对照一览表
附文：试论《穆天子传》中21例“无主之‘曰’”为战国引述西周史料之证据
附图：
1，穆王西征及传播丝绸文化路线示意图
2，穆王西征昆仑地区行程路线示意图（从河首到群玉之山）
第二部分三大历史谜团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第51-120页）
一，由《穆天子传》引发的“昆仑-河源考”（第52-90页）
附图：
3，“昆仑”概念示意图
4，《山海经》昆仑地区示意图
5，《禹贡》昆仑地区示意图
二，文献解读与考古发现的对位与错位：西王母与瑶池新考（第93-109页）
三，河套之主、天下大巫：河伯始末（第110-114页）
第三部分西征沿线重要地点相关资料的分析与解读（第115-232页）
1，陕西境内重要地点
2，河南境内重要地点
3，山西境内重要地点
4，河北境内重要地点
5，内蒙古境内重要地点
6，宁夏境内重要地点
7，甘肃境内重要地点
8，青海境内重要地点
9，新疆境内重要地点
10，蒙古国境内重要地点
第四部分参考文献（第232-236页）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