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政府过度追求发行货币的利益性，因此关注点都集中在各种大额货币上，终将导致货不归一问题。需要强调的是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意味着商品交易时形式上的不方便，黄宗羲正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才将它分条列出。
毫无疑问金银属于大额货币，因此在使用时如果没有小额货币的辅助，就会导致商品价值与货币币值间换算不灵。明初，政府推行纸币也曾考虑这个问题，故而纸币的面额是以铜钱数来计算，而非金银重量。
由于政府坚持铜钱本位政策，因此尚未产生商品价格无法正常表述的问题，但伴随着金银地位的确立和钞法的终失败，政府过高地估计了经济发展的水平，开始忽视铜钱本位的重要性。既然铜钱可以无视轻重质量，按品种于等量白银兑换，说明明代政府已然放弃了它的法钱资格，而此时的铜钱，事实上已经几乎于一般商品无异了。
这时问题就出现了，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只能生产价值很低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而这些产品在少量交易时，几乎不能准确折成可以支付的白银，再加上明廷本不重视小额货币的社会作用，发行量一直不高，无法适应市场的需要。
因此在铜钱紧缺的许多时候，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只能以少量产品与金银交易，这种交易的粗糙性和随意性是可想而知的。而那些持有金银的统治阶级以及大商人、大手工业者、就可以用前文提到的克扣重量、降低成色等方法，以少量金银获得更多的产品或其他货币。
当享受到了不等价交换的利益之后，这些掌握国家实际命脉的人，又怎么会支持推行钱法，使小额货币大量进入市场参与交易，来破坏他们自己付少得多的特权呢？当赋税开始统一征银时，更加严重的问题发生了。
农民和手工业者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为了求得白银，避免日后钱银比值再度动荡、和临事兑换麻烦等问题，还乐于接受与金银的不等价的交换，也开始参与阻碍钱法的推行。
同时，一些有一定资本的商人，看准了社会经济出现问题的时机，用开钱铺兑换的方式获取商机，由于征税兑银的需要，那些不愿接受草率交易的民众手中，较优质的铜钱大半落入这些人手中，于是这些人就可以通过放出私钱、劣钱，或利用钱币质量的差异，哄抬兑率从中取利了。
由于这些问题的出现，明廷推行钱法的政策，实质上是顾此失彼之举，丧失了解决问题的针对性，也就取得不了什么效果了。由于官方活动而导致的铜钱、因无法正常进入市场流通，而徒耗受阻的情况。其中关于赋税的问题，主要是赋税征银之后产生的，因铜钱不能用于支付赋税，而丧失了部分支付功能，使其由于丧失本位资格，而几乎成为一般商品的弊病。
政府颁发铜钱却不回收，使得铜钱的市场信用大减，这对于钱法的推行是相当不利的，而赏赉对于钱法的影响，就更加显而易见了，那就是对货币资源单纯数量上的消耗。由于赏赐用钱的质量，一般要较日常流通的官钱高，更非市场中通用的私钱可比，故一般衣食无忧的官员，也不会过多使用这些钱。
加之自嘉靖朝开始，明廷为新钱和古旧钱，划分了不合理的兑换比例，使得质量上乘的新钱、本朝钱对普通百姓手中多的古钱、和私钱也有了一定的优势，尽管不如银对钱那么明显，但利用这些法律仍能从中获利，故而同样有囤积的作用，如此一来，新钱的使用率就更低了。
除了官员藏赏钱而不用外，外交赏赉的问题则更加严重。自明初郑和下西洋起，明代政府就一直非常热衷于外交活动，许多外国使团，往往瞄准明廷好大喜功的心理特点，与之展开贸易活动，并总能得到丰厚的利益，其中以日本为典型，而明廷为了避免金银等贵金属外流，在支付时都使用铜钱，数目非常惊人。
当然，外交赏赉还是一个严肃的事务，关乎明廷的外交形象，故赏赉用钱肯定只会是国朝新铸、或库存的新钱，而不会是流通日久的旧钱，更不会是前代的各类古钱了，因此庞大的数目对于各地的钱局，是逃避不了的压力。
伴随着纸币政策的影响，各地的钱炉也是时开时闭，即使开铸也不一定各炉都开，用于日常交易的铸钱量反不见得大，因此说外交赏赉、对明代铜钱有一定的消耗作用，是不为过的。
由于大量中国铜钱充斥日本市场，使得明朝钱币几乎成为了日本的主要货币。面对这种情况，足利幕府并不加以干涉，反而默认了明钱成为主要货币的情况，还在法令中变向为明钱的通行推波助澜，但永乐、宣德两朝铜钱之破毁者，却不在禁用范围内，既而长期不自行铸钱，干脆直接依赖于明朝的贸易货款、和赏赉赐钱用以流通。
而换个角度考虑，明廷本来就不在意小额货币的发行，而还要用大量的铜钱，去维持一个海外异国的需要，而且类似的情况在其他邻国也有出现，则明朝本土所能使用的铜钱就更加稀少了，新钱铸行之后，直接大量流于海外，很少能够回还，钱法的推行自然难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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