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为周王朝，尤其是西周时代留下的笔墨相较于其他朝代来说，实在寥寥可数，实际上，西周对于了解历史和文明发展，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
《西周三百年》正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上承夏商，下启春秋战国的时代之上，作者张信觉经过近十年阅读、分析、考证之积累，参阅了《史记》、《尚书》、《诗经》等史料和出土青铜器记载，以严谨的态度和通俗的语言将西周三百年历史娓娓道来，厘清一段历史脉络，带着读者一同去深入挖掘那一个个埋藏几千年的“秘密”。
正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商纣王的残虐和暴政让这个绵延六百年的王朝摇摇欲坠，滥用民力失了民心，滥杀大臣又失了臣心，周国却正在悄然壮大着，公亶父早已把儿子分封到遥远的地方，可见周国在他统治的后期，实力已经十分强大。
待到周文王姬昌时期，勤政爱民再加上姜太公的用心辅佐，国力日渐雄厚，但面对父亲季历的含冤而死依然只能隐忍不发。然而姬昌为九侯和鄂侯而发的一声悲叹，却为他引来了七年的牢狱之灾。
恢复自由之后，姬昌依姜太公的六步计策将周国壮大，并且广施德政，献上洛西而求商纣王废除炮烙之刑，使得民心归顺。
再到周武王之时，商王朝被彻底推翻，周王朝的统治日渐稳定下来，然而这个时候，肱股之臣姜太公却和武王之弟姬旦因为派谁充任监政的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姜太公认为，在权力的任用上不该任人唯亲，应该“尊贤上功”；而姬旦则主张“亲亲”的主导思想，极力排斥异姓，“亲亲上恩”，王族宗亲应该优先任用。
最终周公姬旦的“亲亲”思想成为主导，姜太公则渐渐淡出了权力的中心
然而经过实践的推移我们发现，当初周公的“亲亲”思想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制度将异姓势力排斥在外，大举任用同姓同族，一直维持着“天下为家”权力体制，“贵族生来就是贵族，庶民至死都是庶民”的阶层静止，为国家发展埋下了不小的隐患。优秀的人才混不出头，世袭而来的地位又削弱了贵族们的“斗志”，严重缺乏自我提升的意识，愚昧和堕落在安于享乐中正渐渐侵蚀着这个朝代。
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礼制对于一个国家或朝代而言，是巩固其政权统治的一个重要手段，不仅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举止，也能够改变人们的品性和道德。对于西周礼制的建设和推广来说，周公所做出的功绩和贡献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对于整个华夏文明的进程来讲，周公改革周礼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正如作者所写：“凡所有事物，皆是太刚易折。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刚柔并济、宽猛互补。”周公姬旦制礼作乐，就是维持统治的一大柔性制度。
开疆拓土是难事，建设制度文化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也需要更多的人才贤士，求贤若渴的周公还因此留下了“周公吐哺”的佳话，也正是因为有像周公这样既有雄才大略、又能一心为国的领袖人物，才得以为华夏文明可以有良好的开端和深厚的底蕴奠定了基础。
周公摄政而不恋政，在成王长大成人之后，还政于这位真正的少年天子，并留下了许多治国经验和谆谆教诲。周成王对于这位叔父敬畏有加，常常上门拜访并咨询国家大事，只是久而久之，三人成虎，谣言和非议终是让成王与周公断了往来，但最后成王也没有违背对周公的承诺，依旧厚待了他的子嗣，使得姬旦一脉与王朝共兴衰，与此同时，嫡长子继承制也自此而确定下来。
经过三次战争之后，天下得以平定，周成王实现了自文王受命、武王克商以来的王朝大定，周王朝自此进入了长达五十年国泰民安的“成康之治”时期，为后面长达五百年的衰落积蓄了深厚的精气，周成王谥号中的“成”字也正是大功告成之意。
周朝的稳定绵延近五十年，一直持续到康王末年，这一段被史学家们称赞为“刑错四十余年不用”的太平景象，也成为了中国有确定历史记载的第一个盛世时代。
然而好景不长，成康之后，西周的历史一片黯淡沉寂。
作者对于西周开始取得的成就没有被流传、延续下来的原因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其中一个原因，是西周在国泰民安的“成康之治”之后，君王平庸、贵族堕落，所产出的文化成果价值并不高，难以流传下来，最后只能被历史淘汰。
另一个原因是，周朝虽然拥有长达八百年的历史，其史料却在犬戎攻破镐京、东周王室数次的王位之争以及秦王朝的集中焚毁之后，遭受了多次主动和被动的销毁与遗失，只有零星记录得以保存。
之后昭王两次南征却身死汉水，穆王匆忙即位来安定混乱局面，成为西周诸王中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到恭王、懿王、孝王时期，历史上留下了的可以研究参详的记录已经越来越少，西周王朝也越来越难以压制蠢蠢欲动的诸侯，到夷王之后的厉、宣、幽三代，西周王朝走进了它的末期，颓败已呈不可挽回之势。
或许跟很多朝代相比，三百年的西周史并不算漫长，但却是非常重要的，在《西周三百年》中，来自于那个遥远时代的人物、事件、文物仿佛重现于眼前，也为我们研究之后的历史走向和发展提供了助力，也让我们对于这段历史有了更新的认识和更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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