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科学是最为重要的事业领域之一，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翻看历史，则让人感叹世道变化巨大。中世纪最显要的学问是神学，是知识分子朝思暮想的内容。人类事业的重心从神学转向了科学，是基督教神学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今天的科学史学界已经得出结论：科学是在圣经神学发展的推动下兴起的。伟大的科学史学家霍伊卡的观点是，倘若我们将科学比喻为人体，其肉体组成部分是希腊的遗产，而促进其成长的维他命和荷尔蒙则是圣经的因素。
现代社会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文化生活世俗化，宗教信仰成为个人选择，而无神论占据了公共教育论坛。对神的崇拜是如何走出了生活的中心舞台的，其实是一个漫长的历程。最初的变化在七百多年前就出现端倪，是从中世纪神学领域的冲突开始的，只是当时的人们无法看到冲突的历史意义。
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是中世纪举足轻重的学术重镇。14世纪，巴黎大学的学者布里丹，提出了冲力说理论，可以算是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物理学家，预示了三百多年后牛顿力学的到来。牛津大学的学者邓斯·司各脱（约1265—1308），被称为中世纪中晚期三大最重要的神学家之一。另两人是阿奎那和奥卡姆，其中奥卡姆也是出自牛津大学。现代社会为什么是今天这种样子，跟这三人都大有关系，而在将人类引入世俗无神论道路这件事情上，司各脱可以说是无意中当了带头人。司各脱是崇拜上帝的，是个修士，极为聪慧，被称为“灵巧博士”。他的生平是颠沛流离的，生于苏格兰去世于德国科隆。司各脱该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神学研究，会无意中促使未来的人们偏离上帝信仰。
司各脱之前的阿奎那有一种理论，被称为“存在的类比”。以此理论为基础，阿奎那解释了为何用人类的语言，可以谈论上帝。语言的三种用法是“类比”、“单义”和“多义”。如果一个词语，在不同的语境里，意思完全相同，就是单义的。意思不一样，就是多义的。“他去上海了”、“上海大跌”，这两个句子里“上海”是多义的。前者指城市，后者指股市。而“人”在这两个句子里是单义的：“王笑云是人”、“西塞罗是人”。问题是，如果神学语言是多义的，我们就无法真实地谈论上帝；如果它是单义的，则上帝被当作跟被造物平等。阿奎那的解决之道，就是指出神学语言是“类比的“。
当我们说“上帝是智慧的”和“王笑云是智慧的”时，“智慧的”一词是被打比方地拿来使用，是被类比地使用。这两种用法里有某种“类比”或者说“相似性”。阿奎那力图以类比的概念，来避免将上帝和被造物人类同等化。
司各脱提出“存在的单义性”，他对阿奎那的反对意见是，倘若类比里没有某种单义，那么类比也无法进行。没有某种单义，人类的理性就根本不能对有关上帝的事情说任何一句话。即简而言之，类比预设了单义。被衡量比较的物体之间，总是要有某种共通之处。“存在的单义性”，指的是在“存在”这个问题上，上帝是一种存在，人也是一种存在，两者有共通之处，只不过，上帝是所有的“存在”中，最高的“存在”。司各脱就这样抹平了造物主上帝和被造物人之间的界限，填平了不可跨越的鸿沟。而此前，上帝是被视为不可认知的、与人有天渊之别的。“存在的单义性”，把超时空的上帝拉到了时空之中，从实质意义上打消了造物主上帝和被造物人类之间的根本差异，为后来的人类的自主自大和无神论设下了伏笔。
司各脱提出“存在的单义性”，是中世纪摆脱上帝的超越性和拉近神和人的距离的第一步。虽然开始时影响不大，仅限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巴黎大学这三所顶级大学，但历史意义却是极其深远的。因为第一步开始之后，相关的理论和概念接连不断地发展起来。把上帝视作与人同为时空之中的存在者之后，人们越来越自信自大，而牛顿物理学和科学的诞生更让人们对上帝的概念想入非非，甚至有人认为上帝只是人的思想里的作品。近代大批的欧洲哲学家走到了自然神论乃至无神论的境地，难以辨认中世纪的理论源头了。更由于欧洲西方文化影响全球，无神论已经成为今日广大地区的社会文化特点，真神上帝无人敬畏，个人都成了自我中心自我至上的迷你版的“神”。
多少年又是多少年后的今天，我们阅读历史书后掩卷长叹：真正决定人类历史的，不仅仅是南征北战一统江山的帝王，更重要的是伟大的思想家、神学家和哲学家。不仅仅是亚历山大、凯撒、成吉思汗、拿破仑这样的人，更重要的是保罗、孔子、柏拉图、司各脱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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