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辚辚，马萧萧，将士出征胆气豪，路岖风吹更兼雪，犹记长津剑与刀。一名志愿军烈士后人，历经19载的艰难创作，为您讲述超出了人类想象力的长津湖战役真相。】
1950年10月16日夜间过江的124师，迎着浓浓的霜降，朝着满浦至江界方向急速前进。
道路两旁的田野和树林里，不时响起美军飞机事前投下的定时炸弹，一会儿这响一枚，一会儿那又响一枚，爆炸声震动着深秋的夜空。
清理尚未爆炸的定时炸弹人群中，除了朝鲜阿巴吉和青年妇女，就是阿妈妮和十几岁的孩子。他们用长长的绳子拴住炸弹的尾翼，然后紧紧抓住绳子，象伐木林工一样喊着号子，奋力将一枚枚炸弹拖到了公路的远处。
看到眼前的景象，乘吉普车行军的124师政委季铁中，对代师长苏克之感慨地说：“多好的朝鲜人民啊！就凭这个，我们也要打好出国第一仗！”
苏克之猛然想起，早在10日夜出国侦察的先遣队来，说：“不知肖剑飞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李季中清楚，苏克之和肖剑飞既是河北同乡，又曾是一个部队的老搭档，于是问：“你还不了解肖剑飞嘛，有啥不放心的。”
苏克之依旧若有所思，因为这毕竟是出国第一仗，打得又是武装到牙齿的美军。
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就打新1军。
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天下第一军第5军——新1军的前身，奉命主攻昆仑关时，仅用短短十二天的时间，歼灭了日军精锐第21旅团，击毙日军班长以上百分之八十五的军官，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也中弹身亡。
新1军出国作战之后，缅甸大反攻的胡康河谷一战，又几乎全歼了日军精锐第18师团。
而辽沈战役期间，围歼又加强了清一色美式装备的新1军，作为主攻团团长的苏克之，心里却半点不憷，因为他十分了解对手的战术路数。可这次出国与不了解的美军交手，苏克之一时心里还没个底。
单说交通车辆，整个124师只有他和政委、参谋长才能坐吉普车，其它师级干部，不是搭车就是骑马行军，而美军的机动能力却堪称世界第一。
这时，通讯参谋骑马报告说，前卫370团已经抵近江界。苏克之当即下令。370团前出江界市区就地宿营。
10月17日黎明，370团2营4连进入了晨雾与硝烟弥漫的江界市区。
这时，2营通讯员传来了营长蒋振全的命令：“加快速度通过市区，黎明前在郊外宿营。”
此时的江界，所有的房屋已经被美机炸塌，残垣断壁，东倒西歪，烧成了灰炭的木梁和家具还冒着烟，碎砖片瓦的墙根房角，躺着被炸死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有的被大火烧的面目全非，伸张着、弯曲着，散发出呛人的气味。
“婢养的，美国狗强盗！”盖成友骂了一句胶东俚语，带领4连跑步通过了市区。
10月17日下午，为了确保抗美援朝的高度机密，高岗命令军区保卫部将彭德怀的轻便指挥所，从13兵团部所在的安东镇江山，秘密搬到了更加隐蔽的英华山上的一栋二层小楼里。
下午5时许，彭德怀的椅子还没坐热，便收到了一封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电报：“（一）出兵时间，待周(恩来)十八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二）请彭高二同志明（十八）日来京一谈。”
彭德怀和高岗心里十分清楚，这一定是因为斯大林出尔反尔，迟迟不出动事前答应的出动空军支援。
想到已经出国的42军即将行军，彭德怀立即吩咐作战处长成普：“命令42军原地隐蔽待命。”
说完，又吩咐秘书杨凤安，马上联系专列回沈阳，再连夜乘飞机赶到北京。
望着彭德怀和高岗匆匆离去的背影，一同赶来的洪学智，学着邓华的湖南腔说：“我说邓司令，你可要小心伺候呀！”
邓华问：“伺候什么？”
邓华突然想起了10月8日晚的那一幕，于是老调重提：“老兄，你我可不能出纰漏呀，万一出了大纰漏，当心脑袋搬家呢！”
洪学智道：“我参加志愿军还是你鼓捣来的，咱们只管按原则办事，反正脑袋只有一个，剁掉就拉到了。”
邓华指着洪学智笑了：“好你个洪麻子。”
当天中午，已经宿营在满浦附近的一处树林里的吴瑞林，接到了志司“原地待命”的电令。
看着彭德怀亲自签发的电报，吴瑞林更是大惑不解。
“谁如果把胜负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苏联的空军掩护上，谁就会犯错误。”想起10月9日彭德怀讲过的这句话，吴瑞林不由地又看起了自己出国侦察得来的地图。
朝鲜北部一律是东流水，并且山高林密，尤其是狼牙山以东的盖马高原，崇山峻岭中有两条由南至北伸向鸭绿江的山区公路。
吴瑞林顿时兴奋起来。只要掐断这两条十分狭窄的公路，就会迟滞东线的美韩军队的北上速度，敌人的飞机坦克大炮即便再多，每前进一步也定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问题是阻击主战场设在哪一条公路，阻击位置又设在哪里，既有利于部队隐蔽，又能最大限度地打击敌人。而这只有等先遣队发回情报后，才能报请彭德怀批准执行。
吴瑞林敲着地图，对参谋长廖仲符说：“现在一切就看先遣队的了！”
此时的吴瑞林，除了等待只有等待，等待先遣队的情报，等待志司继续前进的命令。因为此时，侦听组的笨重设备已经留在了国内，除了先遣队和志司之外，他已经失去了任何消息来源。
第二天的10月18日晚，周恩来刚从苏联回国，毛泽东便连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
早在10月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成立彭德怀飞临沈阳的当天，周恩来和林彪代表中共中央秘密飞往苏联，同斯大林商谈苏联支援抗美援朝，特别是提供空军掩护的问题。
两天后的10月11日，斯大林突然说，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将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空中掩护。这让刚刚说服了中共政治局的毛泽东，又陷于了深深地矛盾之中，于是急电高岗、彭德怀“12日来京一谈。”
10月13日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一致认为，即使苏联不出动空军支援，中国也应当参战，而且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因为如果中国不出兵，美军越过三八线压至鸭绿江边，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不利。首先是对中国的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引住，中朝边界的电力也将被控制。
与此同时，毛泽东又格外关注和担心两点：
第一，苏联提供武器装备是用租借办法还是用钱买。如果能用租借办法获得军事支援，保持二十亿美元预算用于国内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则志愿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与稳定。
第二，苏联能否真正做到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之内，确实提供出国作战不可或缺的空军支援。
为此，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着重上述关键问题与苏联重新商定。
整整过了三天之后，见向来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也火冒三丈了，斯大林这才作出了正式答复：军事支援可以用租借的办法，但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
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即便斯大林做出了这样的答复，也没有动摇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决心。于是，毛泽东致电周恩来马上回国，同时，电令彭德怀和高岗紧急进京。
当天夜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汇报后，将志愿军出国作战和渡江时间最后敲定下来。
当天夜里21时，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报，朝13兵团下达了紧急命令：
“四个军及三个炮师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十九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
第二天的凌晨，吴瑞林收到了兵团部电报，但已经接近了“晨四时即停止”行军的禁令。无奈，吴瑞林只好用有线电话通知部队：“19日黄昏准时出发。”
10月19日，美韩联军占领平壤的当天下午，一架由四架米格—15战斗机护航的里—2飞机，降落在了安东军用机场。
彭德怀和高岗一下飞机，急忙钻进了一辆由19岁的刘祥驾驶的吉普车，朝安东英华山方向急奔而去。
一走进英华山的志司指挥所，彭德怀朝已经等在这里的邓华、洪学智说：“出兵朝鲜的时间再也不会变了，党中央和毛主席下定了决心，38、39、40军今天晚上过江！”
彭德怀转身指着地图命令道：“晚17时30分，40军自安东过江后，向球场、德川、宁远地区开进；39军自长甸河口渡江后，主力向龟城、泰川地区开进，一部向枇蚬、南市洞地区布防；38军自辑安渡江后，加强42军125师向江界地区开进；42军124、126师，继续向长津湖以南以东的社仓里、五老里和赴战岭开进。”
彭德怀又叮嘱说：“命令部队，务必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日四时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
洪学智插话说：“我志愿军隐蔽过江不成问题，问题是敌情和人民军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
一向刚猛决断的彭德怀，不禁忧虑地说：“我带兵打仗几十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形，既不明敌情，又不明友情，我必须赶紧过江，与金日成同志取得联系。”
思考片刻，彭德怀又命令说：“通知过江部队，要有打遭遇战的准备，到了那时，还得采取以运动战大胆穿插分割包围的老办法，坚决去歼灭敌人，务必做到初战必胜。”
见邓华、洪学智奉命离去，彭德怀又急忙对高岗说：“我今晚过江，去找金日成同志。”
此时，彭德怀的身边人员也忙碌起来。
机要参谋兼彭德怀的“指人译”吴一平，刚刚换上朝鲜人民军军官服和马靴，彭德怀就走了进来：“准备好了吗？”
吴一平回答道：“彭老总，准备好了！”
彭德怀指着桌子上的一张朝鲜地图问吴一平：“你在研究朝鲜地形？”
吴一平回答说：“看看预定的第一个驻地在什么位置。”
彭德怀摆摆手说：“原定位置不去了，过江后再定。”
见吴一平一脸茫然，彭德怀又严肃地交待：“带好密码，马上出发。
这时，杨凤安走进来报告说：“朝鲜内务相朴一禹同志到了。”
彭德怀来到接待室，坐立不安的朴一禹顾不上礼节，径直拉着彭德怀的手问：“彭总司令啊，你们出兵的时间到底定下了没有？你们再不过江，形势就更严重了！”
“16日夜里已经出动了一个军，今天晚上再出动三个军。”
朴一禹眼含着热泪说：“好啊！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彭德怀将朴一禹让到沙发上，说：“你来的正好，请你介绍一下战场的情况吧！”
朴一禹介绍说：“17日，麦克阿瑟下达了联合国军第4号作战命令，改变了原定美第8集团军和美第10军在平壤至元山蜂腰部汇合的计划，命令这两支部队朝鸭绿江疾进。昨天（18日）下午，西线的美伪军从三面对平壤发起了强攻，已经突破了人民军的两道防线。现在，平壤已被敌人三面包围，陷落也就是一两天的事了！”
此时的朴一禹，还不知道平壤已经陷落，于是长叹了一口气说：“美伪军叫嚷着，要在感恩节前饮马鸭绿江，占领全朝鲜。”
朴一禹说完，室内一片沉寂，空气像是凝固了一般。
彭德怀突然问朴一禹：“你们有什么打算？”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我们正在组织党政机关和部队向后方撤退，并将临时首都转移到了江界。金首相派我来，请彭总司令赶紧入朝，共商抗美大计。”
“我正想去见金首相，他在什么地方？”
“美国人的情报很灵，金首相需要不断转移。我只知道，金首相在沿价川——德川——熙川一线北撤。至于具体地点，我也说不清。”
彭德怀果断地说：“那我们就去找他！”
朴一禹兴奋地问：“何时动身？”
彭德怀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现在就走！”
朴一禹听后，眼睛又一次噙满了泪花。
彭德怀第一次认识朴一禹，还是在中共七大的代表大会上。
朴一禹朝鲜平安道人，曾用名王巍、王魏、朴一宇，早年在中国东北参加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又辗转去了延安。
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朴一禹随八路军四纵队，东进开辟了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参加了著名的冀东抗日大暴动，先后担任河北任蓟县、涿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奔赴太行山抗日革根据地后，朴一禹创建并担任朝鲜义勇军副司令。1945年，又出席了抗战胜利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大，并成了唯一发言的朝鲜族代表。
想到这些，彭德怀紧握着朴一禹的双手，说：“过去，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现在我们一起打美国鬼子。谁侵略我们，我们就打谁。”
当天黄昏的安东鸭绿江畔，乌云密布，秋雨冷风。
望着志愿军40军的部队洪流一般往对岸涌去，彭德怀神色凝重地朝前来送行的邓华、洪学智，以及13兵团参谋长解方、副司令员韩先楚说：“敌进甚急，我得马上入朝，志司就交给你们几个了。”
一时还不能过江的邓华道：“请彭老总放心，我们随后就过江。”
这时，刘祥发动起了“嘎斯69”吉普车。朴一禹的轿车，崔伦和吴一平带着一部电台和四名译电、发报、摇机员，乘坐大卡车紧随其后，朝鸭绿江大桥驶去。
与此同时，124师370团2营4连也离开宿营地的树林，开始了夜里急行军。
可走出树林不到十分钟，迎面遇见两架美机，轮番俯冲扫射与轰炸。
盖成有和李兆勤一边大声命令部队隐蔽，一边朝前面的山沟里奔去。而不远处的山路上，一名身背孩子、牵着牛的朝鲜妇女,躲闪不及倒在了血泊中。
等盖成有和李兆勤跑过去，朝鲜妇女已经卧地死去，手里牵着的一头黄牛也被打死在旁边，背上两三岁的小女孩已经哭哑了声音，洁白的小衣服上，沾满了母亲的鲜血和自己的泪水。
盖成友上前解下小女孩，擦干了身上的鲜血，又拂去头上的草屑和泥土，这才将小女孩抱在了自己的怀里。
小女孩似乎懂得有亲人在抚摸她，哭声这才渐渐地停了下来。
盖成友抱着小女孩，声音里饱含着愤怒说：“婢养的美国佬，简直是畜生，连女人和牛也不放过！”
“同志们！”李兆勤望着咬牙切齿的战士们，声音里也饱含着愤怒说：“我们要坚决打好出国第一仗，为朝鲜人民报仇雪恨！”
盖成友将小女孩交给了通讯员刘凤林，叮嘱他说：“孩子交给你了！既不能饿着，也不能冻着，更不能让她哭。”
队伍继续在夜色中疾步前进，只是因为小女孩的遭遇，脚步比以前沉重起来。
而离开了母亲怀抱的小女孩，不时发出几声啼哭，刘凤林只好边行军边哄道：“小妹妹，不哭！不哭！你哭，连长会熊人的呢。”
4连转过一道山梁时，一群向北疏散的朝鲜老乡，迎面走了过来。
恰恰这时，2营通讯员又送来了命令，说：“2营以每夜60公里的速度，朝长津湖方向急行军军！”
42军出国后已经耽搁了两天，吴瑞林尽管还没有收到先遣队的情报，但他判断主战场无论设在那条公路，长津湖都将是后续部队的必经之路，于是命令前卫370团2营，朝长津湖方向加快行军。
而接到命令的盖成友，看着刘凤林怀里的小女孩，一时犹豫起来。
这时，一位朝北逃难的阿妈妮从眼前走过。盖成友抱起小女孩走上前，通过朝鲜语联络员说： “阿妈妮，这孩子的妈妈被美国飞机炸死了，我们要去前线打仗，请您把孩子带上着吧！”
阿妈妮颤抖着双手，从盖成友手里接过孩子，脸颊紧紧贴着小女孩，流着眼泪说：“可怜的孩子！”
盖成友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一横心对刘凤林说了句：“走！”
刚走出几步，刘凤林突然又回过头来。两人掏出了剪掉“将革命进行到底”几个红字的白毛巾，围在了小女孩的脖子上。后面跟上来的战士，也把自己的干粮塞在了阿玛尼的怀里，直至散落了在地上。
10月20日清晨，过江后的彭德怀一行，在新义州休息了几个小时后，又趁着大雾掩护朝水丰电站方向行进。
可等到了水丰电站的人民军内务部秘密联络点，与金日成保持联系的电台，却失去了对方的信号。
内务部电台一直联络到下午，才与先期到达平安北道昌城郡的柴军武取得了秘电联系：金日成带领一个警卫排，隐蔽在北镇一带的山区。
彭德怀听后要立即出发，而此时已经云开雾散。想起金日成交待必须保证彭德怀的绝对安全，朴一禹赶紧强行将彭德怀拉进了水电站的机房里。
当天不等黄昏，已经十分焦急的彭德怀，径直走进了吉普车，朴一禹只好驱车在前面带路。
等走到南去北镇方向的一处山隘口时，打头的朴一禹的华沙牌轿车，与撤退的人民军汽车顶了个齐头。情急之下，人民军的司机竟然打开了车灯。
路旁的一位阿巴吉连声高喊：“旁空（防空），扁机瓦扫（美军飞机）！旁空，扁机瓦扫！”
阿巴吉的话音刚落，两架美军夜航机轰鸣而至。旋即，一顿猛烈地扫射与轰炸，警卫员郭红光、黄有焕，赶紧护着彭德怀立即下车，隐蔽到了路旁的树林中。
美机飞走后，见彭德怀没有穿人民军服又是大官的样子，阿巴吉边上前说起了汉语：“你们是中国解放军吧？你们去哪里？”
自古以来，朝鲜半岛的当地人，大都能认汉字会说汉语。1910年 8月，《日韩合并条约》之后，又被迫改学日文。
阿巴吉担心地说：“美国人打过来以后，我们恐怕又要改学美国话了。”
彭德怀这才开口说话：“不会，你们朝鲜人只讲朝鲜话！”
这时，朴一禹跑过来，用朝鲜语支开了阿巴吉，彭德怀撇开警卫员，钻进了朴一禹的华沙牌轿车里。
见华沙轿车一溜烟朝南跑去，刘祥也猛踩油门跟了上去，而崔伦和吴一平等人乘坐的卡车，却不知不觉被甩在了后面。
一心焦急与金日成见面的彭德怀，一路不断催促朴一禹加快车速，没想到却脱离了电台车，与北京中南海和13兵团以及42军失去了联系。
10月21日清晨，在山区里转了一个晚上的彭德怀，终于在平安北道昌城郡北镇的大洞村外，见到了已经与金日成取得联系，并在此等候的柴军武。
时年35岁的柴军武河南遂平人，1936年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俄文班，七七事变后，从西北联大进入延安抗大学习。彭德怀率八路军前方总部东进太行山区时，柴军武担任情报处的情报股股长。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聚敌最多、历时最长、敌我力量最悬殊、战斗最残酷的十字岭突围战中，柴军武带领一个警卫班掩护彭德怀出了包围圈，而殿后的八路军总参谋长左权却不幸牺牲。
柴军武老远急步跑过来，敬礼道：“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鲜政务参赞柴军武，向老首长彭老总报道！”
彭德怀拍着柴军武的肩膀说：“抗战时期，日寇扫荡太行山根据地，若不是你带领警卫班拼死突围，我恐怕就让小日本报销了。”
柴军武难过地说：“可惜，我没有保护好左权参谋长……”
望着稀稀拉拉的飞雪，彭德怀也仿佛回到了昔日的太行山抗日战场，于是情不自禁地吟诵出了朱德当年的《寄语蜀中父老》：
“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
彭德怀问柴军武：“你这位情报处长，啥时搞起外交了？”
柴军武详细汇报说：“当年离开晋冀鲁豫军区后，我先是在2野任情报处处长，因为有北平军调部的工作经历，新中国成立后又干起了外交。朝鲜战争6月25日爆发后，6月30日周总理就派我来朝鲜了。现在，倪志亮大使哮喘的厉害又负了重伤，已经回国治疗，我临时负责大使馆的工作。”
“好嘛，你这叫武将文打喽！”彭德怀说罢，急忙吩咐柴军武：“快带我去见金日成同志。”
走在田埂上的彭德怀，突然停住了脚步，问柴军武：“你身上带着小剪刀没有？我这个样子去见金日成同志，有些不雅哟！”
见彭德怀的两个破袖口上露出一些长短不齐的线头，柴军掏出一把指甲刀给彭德怀修理起来。
可指甲刀剪不齐，彭德怀摇了摇说头：“算喽！实在太紧张了，反正是战争时期，就这样吧！”
说话的功夫，彭德怀来大洞村后一栋简陋的木板房里，见到了在此等候的金日成。
寒暄过后，彭德怀便迅速切入了主题：“人民军现在的兵力还有多少？”
金日成坦率地说：“这我对别人不说，但不瞒你彭总司令，现在，我手上仅有3个多师的部队。”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批参战部队有4个军，而且毛主席已经另外准备了6个军的志愿军为预备队。”
金日成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好！太好了！”
彭德怀也坦诚相见，说：“我们新中国出动这么多的部队来朝鲜，意味着要同美军直接交战，用我们党中央毛主席的说话，打好了没有啥，若打不好，会危及国内的政治，甚至会丢了江山！”
金日成连声说：“感谢中共中央！感谢毛泽东同志！也感谢彭总司令！”
彭德怀问：“敌人现在什么位置？”
此时，西线韩军第2军团的第6、第7、第8师，已前进到顺川、成川一线；东线，韩军1军团的第3师早已占领了元山港，先头的首都师已经占领了兴南港一带。
听完敌情介绍，彭德怀又与金日成你一言我一语，分析研究起了敌我态势。
志愿军仓促出国作战，不外乎三种情况：一是大量歼灭了敌人，站住了脚，合理地解决了朝鲜问题；二是歼灭部分敌人，双方僵持在战场上；三是被敌人打了回去。
而人民军主力大部还被隔在南方，正设法向北撤退，现在能作战的不足3个师，而且多是刚刚训练的新兵。
彭德怀与金日成同时意识到，在志愿军接敌之前，人民军应尽量阻击敌人。而眼前的当务之急，是组建统一指挥志愿军与人民军的联合司令部。
这时，一名人民军军官进来报告，说美军一个空降团在肃川、顺川地区实施了空降，距离大洞不过一天的距离了。
彭德怀听罢，急忙吩咐身边的杨凤安：“叫通讯处长来，我要发报。”
杨凤安不安地说：“彭总，电台车掉队了。”
金日成听后，立即指令朴一禹派警卫排去搜寻掉队的通讯车。
发觉自己与电台失去了联系的彭德怀，急忙爬上了附近的一个山头，焦急地瞭望着山下的道路，而看见的却是成群结队往北撤离的朝鲜人民军和难民。
彭德怀回到自己的茅草屋内，气呼呼地来回踱着步，对站在一旁的杨凤安说：“我现在，上不通中央，下不联部队，真正成了个光杆司令了！”
当天中午时分，长津湖南侧紧邻江咸公路的富盛里，于10月20日完成侦察任务的42军先遣队，经过持续十几个小时的作业，已经绘制出了长津湖、黄草岭、赴战岭一带的作战地形图的雏形。
此前侦察的十多天里，先遣队深入到咸兴里以北，将古土里、水门桥、真兴里、龙水洞、松茸洞、下通里、上通里、五老里，以及796高地、烟台峰等主要兵理要地通道的位置、标高，由北往南、由东往西，来回仔细勘察了个遍。
等下午将各分队的地图拼凑在一起，再加上实地侦察的直观，肖剑飞和孙照普几乎同时，一眼锁定了黄草岭：这里是阻击东线敌人的最佳地点。
由咸兴北上的公路，在五老里有两个岔口，一条北上赴战岭，再经长津湖以东和赴战湖以西，通往中朝边境的惠山。
另一条公路，经西北的黄草岭、长津湖西岸的柳潭里，直接北上长津郡可抵达鸭绿江边。同时，往西北不远就是武坪里和临时首府江界。
比较两条线路，赴战岭的那一跳不仅更窄，而且距离临时首府江界也偏远。而穿过黄草岭的公路，不仅宽阔一些，还有连接元山、咸兴的铁路至真兴里。
再者，越过黄草岭的顶峰就是南高北低的高原河谷，这将是机械化的美韩军队，快速北进的首选路线。
有了这个判断的肖剑飞和孙照普，还面临另外的问题：敌情和友情还不甚明了。
必须赶紧联系当地的人民军，只有详细掌握了敌情友情，才能将作战方案上报军长吴瑞林。
这时，先遣队的警卫进来报告，说一位人民军少将求见。
求见的人民军少将不是别人，正是随崔庸健汉城成功突围后，撤到北方任黄草岭守备司令的金永焕。
抗战时期，金永焕在中国境内加入了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战胜利后，又加入了隶属于吴瑞林领导的李红光支队，成了战斗部队的一名连长。
见对面的肖剑飞是42军的人，金永焕顿时觉得格外亲切。于是，通过翻译自报家门说：“辛苦了，中国冬木（同志）！我叫金永焕，是人民军黄草岭战区的守备司令，十分欢迎你们前来支援我们打击敌人。”
肖剑飞也介绍说：“我们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派，前来支援朝鲜人民抵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初来乍到，对敌人、友军、地方情况了解的不多，希望得到朝鲜同志的帮助。”
“真心欢迎你们，中国冬木！”金永焕以试探的口吻说：“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有我们人民军一位高级领导，不知你愿不愿意见？”
肖剑飞喜出望外地说：“十分愿意见到人民军的任何领导！我将亲自去请示汇报，请你尽快转达。”
金永焕听后，带领翻译和警卫骑马离开了先遣队的营地。
傍晚时分，金永焕用一辆苏式吉普车，将肖剑飞和朝语翻译，接到了大山深处的一栋典型的朝鲜茅草屋。
肖剑飞和朝语翻译刚刚坐定，里屋走出一位年约50岁的人，身材结实，目光炯炯，头发灰白。虽然身穿便装，但分明带着只有军人才能有的战火风霜。
肖剑飞断定，迎面走来的人就是金永焕所说的人民军高级领导，于是急忙起身敬礼：“报吿首长，我们奉毛泽东主席的命令在这里执行任务，我代表所有执行任务的志愿军向首长问好！”
来人用十分地道的辽南口音介绍说：“我是崔庸健，我
们有机会在朝鲜战场相见，十分高兴。”
然后，崔庸健指着肖剑飞带来的朝鲜语翻译说：“我们完全可以用汉语谈话，翻译同志可以在此休息。”
先遣队跨过鸭绿江的那一刻，军长吴瑞林曾悄悄交待说，万一遇到人民军高级领导，可以亮出他的名字，以求得人民军更多的支持与帮助。
肖剑飞没想到，此刻站在自己面前的，正是人民军副总司令员崔庸健。
崔庸健又名崔秋海、崔石泉，化名金治刚，1900年出生在朝鲜平安北道龙川郡下石里的一个农民家庭。19岁那年，正在五山中学读书的崔庸健，因参加席卷朝鲜半岛的反日爱国运动，在汉城被日本军警逮捕入狱。
1922年出狱后，崔庸健和二十四名朝鲜族青年，远渡上海南华大学学习军事，又被租界当局逮捕。第二年出狱后，考入云南讲武堂，一面学习军事技术，一面研究马克思主义。
1925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时，恰逢孙中山创建黄埔军官学校，崔庸健南下广州担任了军事教官。随后，又相继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的两次北伐战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张太雷以及叶挺、恽代英、叶剑英等人，秘密领导中共掌握的黄埔军校特务营为主要军事力量，发动了著名的广州起义。这个营有四分之三的朝鲜革命者，但在战斗中几乎全部牺牲。身为特务营2连连长的崔庸健，是冲出敌人包围的仅有的一名朝鲜族同志。
广州起义失败后，奉命来到东北的崔庸健化名金治刚，成了三江地区的第一位中共党员，并组办起了三江地区第一所朝鲜族学校——松东模范学校，首开了当地朝鲜民族教育的先河。
九一八事变后，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秘密指示，崔庸健举办了地下抗日军政训练班。被日军第10团63联队发现后，带领金文享、金东天、崔龙锡、许成在、朴英根五名学员来到了饶河，用自己仅有的一把手枪，成立了六人的特务队并担任队长。后来，发展成为了威震日寇的抗联第7军。
崔庸健经历了长达十四年异常险恶和艰苦东北抗联岁月，先后担任抗联第7军参谋长和军长，第2路军总参谋长，以及改编后的东北抗联教导旅参谋长，直至中共东北委员会书记。
1945年8月9日零点10分，苏联远东地区的红军从西、东、北三个方向四千多公里的战线，对日本关东军发起了攻击。
崔庸健提前派出若干小分队担任苏联红军向导，同时，还空降了二百九十人到东满、南满、北满等日军的后方，秘密侦察日军的防御部署，为苏联红军发回了十分重要的情报。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崔庸健指示抗联立即进驻了东北五十七个战略要点，直到9月18日，在长春见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彭真，这才移交了中共东北地区委员会的全部组织关系，以及党员名单、党费和机密档案。
肖剑飞一时不清楚的还有，朝鲜此时的崔庸健，还是朝鲜的副首相兼民族保卫相。
随崔庸健走进了窗户遮挡严实的里间，肖剑飞借着蜡烛的光亮这才看清，一个十几几平方米的地坑上，除了一张方形小木桌，还围坐着三名苏联军事顾问。
若不是墙上用布幔遮盖的军用地图军，以及更里间滴滴哒哒的发报机声，没人会相信，这是人民军的前线指挥部。
肖剑飞坐下后，自我介绍说：“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前卫124师副师长兼参谋长肖剑飞，受军长吴瑞林的委派……”
崔庸健打断了肖剑飞，问：“吴瑞林？吴瑞林当军长啦？”
“是的，首长认识我们军长？”
想起经安东回朝鲜的那一幕，崔庸健高兴地说：“认识，认识。当年他在辽南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一晃五年了，真想见见他！”
肖剑飞说：“原来是这样，我马上派人报告吴军长。”
“别急，我们一定会见面的。现在应付敌情要紧。”崔庸健示意肖剑飞继续说下去。
“吴军长派我率先遣队来东线察看地形，了解敌情，并与人民军联络，拟定阻击敌人进犯的作战方案。我们来黄草岭地区已有数日，直接了解到一些情况，但还很不够，请首长指示。”
“啊！你们是志愿军的先遣队？来得正好！”崔庸健异常高兴地说：“疾风知劲草，患难成知交！现在我国人民正处于十分危急关头，毛泽东主席毅然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援助我们，这种国际主义精神，十分难得！”
崔庸健接着提出了他十分关心的几个重要问题：先遣队除了侦察，另外的具体任务是什么？42军已经出动了多少部队？在东线如何与敌人作战？现在主力部队到达了什么位置？
将军长吴瑞林带领军指、军直属队和124师、126师奔赴东线，以及下午与孙兆普初步议定的“抢占黄草岭，坚决顶住敌人”的初步作战方案，一一作了介绍后，肖剑飞十分礼貌地请崔庸健当面指示。
这时，旁边的苏联顾问通过翻译问肖剑飞：“中国准备派出多少飞机出国作战？出动多少炮兵、坦克，配合步兵坚守黄草岭？”
这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肖剑飞一时无法回答，只是如实说道：“东线的124师、126师各配属了一个炮兵团。”
苏联顾问摇了摇头说：“你们既没有飞机，又没有坦克，又缺少足够的大炮配合步兵作战，坚守黄草岭将是十分困难的。我不知道，这个仗你们将怎么打？”
“没有飞机坦克，守住黄草岭的确很困难，”崔庸健插话说：“但你们不了解中国军队，我了解，因为我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善于在优势装备的敌人面前，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英勇顽强的精神和灵活的战略战术，坚决打击貌似强大的敌人”
崔庸健说完，转身示意肖剑飞谈谈自己的具体想法。
肖剑飞略一思考，首先谈起了自己深思熟虑的军事辩证观点：
“越过三八线的敌人貌似强大，却犯了分散冒进的兵家大忌，这已经埋下了失败的根源。东西两线的敌人，虽然北上进展迅速同时，但东线第10军和西线第8军团互不联系，从元山、咸兴到熙川、介川、宁远之间，又隔着狼林山脉和小白山，留下了一个军事上用兵最忌讳的80多公里的大缺口。敌人将自己一分为二，自然形成了两个战场，要应付两面作战。这说明，麦克阿瑟的指挥并不高明，这将有利于我军从侧后迂回，分割包围，各个击破。”
肖剑飞的话一出口，三名苏联顾问禁不住打了一个机灵，他们小看了这位33岁的志愿军副师长。
肖剑飞略一停顿，进一步分析了东线战场的形势：
“当前，在东线我军有四大优势，而敌人有四大不利。第一，黄草岭地势十分险要，且南低北高，利守不利攻。现在敌我都在向黄草岭急进，如我能先敌占领，就争取了先机主动；从五老里到黄草岭的最标高点，须经江咸公路40公里的峡谷，两旁上是崇山唆岭，下是万丈悬崖，敌人机械化部队依赖公路性极大，我若将公路彻底切断，并抢占黄草岭上的有力制高点，尤其是先期控制了796高地、烟台峰与水洞、松茸洞和草芳岭，等这可成犄角之势的咽喉要害，既可控制峡谷和附近公路与铁路的盘山道中心，又可阻止敌人的快速运动。”
又一名苏联顾问问道：“在黄草岭上，志愿军将如何配置的兵力和火力？”
肖剑飞回答说：“在黄草岭阵地上，我们将采取兵力前轻后重、火力前重后轻的战术原则，构筑坚固工事，严密伪装，形成各阵地之间的交叉火力网和居高临下的优势。这样一来，敌人想发起任何进攻，都要付出慘重的代价。”
“第二，我军擅长近战，而敌人最怕近战。敌人离我越近，飞机大炮的优势越弱，失去了飞机大炮，敌人的弱点就暴露无遗，我军的优势就更加明显。我军善于夜战，而敌人惜命如金，一到晚间，犹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攻击精神极差，这将有利于我组织反击。”
肖剑飞继续分析道：“第三，我军有政治和人力优势，武器装备是赢得战争非常重要的保证，但政治觉悟同样是赢得战争的决定因素。我军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武装起来的指战员，可以抵消敌人的技术优势。第四，不久志愿军将有大兵团开赴东线作战。另外，按照两次世界大战的征兵比例，中国可以动员两千万人参战。而敌人的国家无此条件，他们进行的是侵略战争，一旦他们的士兵明白过来，士气就会一落千丈，其战斗精神和我军无法比拟。”
肖剑飞最后强调说：“最关键的是，目前敌人尚未发觉我军入朝，只要做到战略上绝对保密和突然性，再加上人民军的大力支援，我们完全能够打退敌人的进攻！”
肖剑飞思路清晰、论据充分、逻辑严密、深入浅出的分析与判断，赢得了崔庸健和苏联顾问的赞许，他们不仅频频点头，而且疑虑尽消。
最先发问的那名苏联顾问，禁不住竖起了大拇指，用俄语说道：“毛泽东的好！”
崔庸健见肖剑飞的观点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直截了当地问肖剑飞：“你们42军的先头部队到了什么位置，与你们先遣队每日有无联络？”
肖剑飞听后，也十分焦急地说：“我124师自16日夜渡江后，到达江界停留了两天，从19日夜起不受苏联空军出动问题的影响继续开进，已经走了180公里。先头的370团，今天可越过别河里一线，还须行军220公里，约4—5天的时间才能赶到黄草岭。但向江界方向撤退的机关和难民很多，公路十分拥堵，加上敌人飞机在重要路口，白天投置定时炸弹、三角钉，夜间投放照明弹轰炸，只能夜间行军的部队很受影响，我们能做到的只有强行军了。”
崔庸健起身拉开军用地图，仔细看过后说：“现在，李承晚的伪首都师已到兴南和咸兴一线，伪3师也自元山向咸兴急进，美陆战1师已到达了元山港外的海面，正在全力排除水雷，不久也可登陆上岸。而这几天，敌机对黄草岭、长津湖地区侦察十分频繁，看样子很快就要发起进攻。敌人是机械化运动，从元山至咸兴80公里，加上到黄草岭一段总共只有120公里，如无阻挡，敌人一两天即可到达黄草岭。”
崔庸健继续道：“而我守备黄草岭的人民军仅有2500人，很难阻止敌人前进。若让敌人抢先占了黄草舲，就等于打开了通向西线的门户，往后就再无更好的阵地可守了。因此，敌我双方谁率先抢占了黄草岭，谁就取得了东线作战一半的胜利。”
肖剑飞道：“现在敌我都在朝黄草岭运动，敌人距离120公里是机械化，我距离220公里只能夜间步行。但我志愿军必须先敌抢占黄草岭，争取先机之利，这至为重要，这也是最关键的第一步。”
面对如此紧急将决定中朝军队命运，且需要当机立断的重大问题，崔庸健和肖剑飞都陷于了沉思之中。一时间，本来就狭窄拥挤的作战室，越发令人胸闷心堵。
崔庸健突然问肖剑飞：“你的先遣部队有几辆车？42军和124师又有多少车可以支援你？”
“先遣队只有2辆卡车，还是军部特意抽调的。由于仓促入朝，我们军、师所带车辆极少，团级干部可以骑马，营级及以下的干部和战士们一样，只能徒步行军。”
十分震惊的崔庸健，立即朝金永焕下了几道命令。
第一，立即尽可能多地抽出车辆，连同志愿军先遣队的2辆车组成一支快速车队，交由肖副师长指定责任心强的参谋人员负责，速返中途，接运志愿军124师的先头部队370团，先敌抢占黄草岭。
第二，严令守备黄草岭的人民军所有部队，务必坚守阵地，迟滞敌人行动，不得后撤半步，待志愿军124师先头团到达后，全部归志愿军前卫部队首长指挥。同时，告知人民军全体指战员，坚决听从志愿军前卫部队首长的命令。
第三，志愿军初入朝鲜作战，语言不通，情况不熟，他们有什么困难，人民军黄草岭战区守备司令部和当地咸镜北道道委，应主动联系，全力支援。
听完崔庸健一口气下的三道命令，肖剑飞十分激动说：“首长的指示十分重要，我将尽快报告我们的军师首长，以最快的速度组成先头部队，先敌抢占黄草岭。”
说完，肖剑飞和金永焕来到外间，通过一直等在那里的翻译，对快速车队的车辆调集、中途接运，以及将来部队统一指挥等细节，一一交换了具体意见，并商定22日在古土里先遣队的营地再次会面。（待续）
作者简介：抗战流亡学生子弟，志愿军烈士后人，非虚构领域作家，代表作《踏不灭的薪火》，由国家图书馆永久收藏，据此拍摄的纪录片，列入大陆对台湾文化交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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