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空气稀薄地带
—— 珠穆朗玛峰山难亲历记
INTO THIN AIR
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作者：乔恩·科莱考尔 (Jon Krakauer)
中文版翻译：韩敬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前言
当乔恩·科莱考尔在１９９６年５月１０日下午将近２点钟登上珠穆朗玛峰峰顶时，他已有５７个小时没有睡觉并且由于大脑缺氧而感到头晕目眩。当他从海拔２９,０２８英尺的地方开始漫长而危险的下山之路时，另外２０名登山者仍在奋力向珠峰顶上攀登。６小时以后，在科莱考尔跋涉了６,０００英尺之后，他安全地摊软在自己的帐篷里，但他已被冻僵并且由于疲惫和缺氧而变得神志恍惚。第二天早晨他了解到，他的６名队友没能返回营地，并且正在为生存而作着垂死的挣扎。当暴风雪过后，５名队友已经死亡，另一名队友由于严重的冻伤而不得不被截掉右手。
本书是美国著名记者和畅销书《Into the Wild（走入原野）》作者乔恩·科莱考尔对珠穆朗玛峰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攀登季节所做的权威性记述。为完成《Outside（户外）》杂志报道珠峰日益商业化的任务。出色的登山者科莱考尔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高山向导罗布·霍尔的顾客前往喜马拉雅山脉。３５岁的新西兰人霍尔在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５年间多次登临珠峰顶。与霍尔队伍同时攀登的还有由４０岁的美国人斯科特·费希尔率领的登山队。斯科特有着传奇般的力量和精神并于 １９９４年在不借助氧气瓶的状态下登上了峰顶。但是霍尔和费希尔都没能逃脱发生在１９９６年５月的那场捉弄人的暴风雪···· ··
科莱考尔审视了珠穆朗玛峰为什么能迫使这么多人（包括他自己在内）置警告和亲人的担心于不顾，而心甘情愿地让自己服从于攀登珠峰的危险、艰苦和高额费用。 本书充满感情的描述，清晰的结构使科莱考尔的世界屋脊亲历记堪称独一无二的作品。
献给琳达
谨以此书纪念安迪·哈里斯、道格·汉森、罗布·霍尔、南比、斯科特·费希尔、托切（夏尔巴人）、陈玉男、布鲁斯·赫罗德以及洛桑江布（夏尔巴人）。
人们在悲剧中扮演着角色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悲剧，但悲剧却真的在文明世界里发生了。
—— 乔斯·奥特加·加西特
引言
1996年3月，《户外》杂志派我去尼泊尔参加并记录一次有向导的攀登珠穆朗玛峰活动。我是8人探险队中的一员。这支探险队由来自新西兰的著名向导罗布·霍尔带领。5月 10日，我登上了峰顶。但这次登顶却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登上珠穆朗玛峰峰顶的我的5位队友中，包括罗布·霍尔在内的4人消逝在一场突然而至的风暴中。等我下到大本营时， 4支探险队中共有9人死亡，另有3人在5月底相继去世。
这次探险使我深受震撼，很难将其付诸文字。尽管如此，从尼泊尔回来5个星期后，我还是将手稿送交给了《户外》杂志。该杂志的9月刊发表了这篇文章。本书即将完成时，我试着把珠穆朗玛峰从我的记忆中抹掉，重新开始生活，可未能成功。透过如迷雾般纷乱的情绪，我继续试着弄清事情的原委，但总是被同伴的逝去所困扰。
在《户外》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是我在当时所能写出的最准确的记录，这是因为截稿日期刻不容缓，整个事件的前前后后又非常复杂，而其他幸存者的记忆也因疲劳、缺氧或者受到惊吓而被扭曲。我在一次调查中请3个人回忆一件所有登上珠峰的队员都可作证的事，但我们当中竞没有一人能在诸如时间、对话、见证人等关键事实上保持一致。《户外》杂志登出这篇文章几天之后，我发现自己的报道中有几处细节上的错误。这当中大多数错误是由于记者赶时间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的不准确，但其中一个字的漏掉绝不是个小错误，它给遇难者的亲友和家人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其次，令人感到不安的是，有些材料因为篇幅有限不得不被割舍。《户外》杂志的编缉马克·布莱思及出版商莱利·伯克已给了我充足的空间来讲述这个故事：他们使得这篇文章长达1．7万字，是一般的杂志上此类特写的4至5倍长。即便如此，我仍然感到写得太简略以至于无法准确地再现这场悲剧。珠穆朗玛峰彻底地震撼了我。将整个事件完整地、不受篇幅限制地记录下来对我来说变得极为重要。本书正因这些冲动而成就。
人的大脑在高海拔地区产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不稳定性给调查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为了避免过分依赖自己的感知，我在各种场合十分详细地采访了书中主人公的大部分。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利用大本营中保留下来的无线电通话记录来证实一些细节，因为大本营里不乏意识清醒的人。那些曾读过《户外》杂志上登出的那篇文章的读者会注意到杂志上的某些细节(主要涉及时间问题)与本书所写并不完全一致。这些修改说明，在杂志文章刊出后，我又增加了一些新的信息。
我所尊敬的几位作家和编辑曾劝我不要急于出书。他们规劝我等上二三年，以使自己远离这次探险活动，从而找到某些重要的视角。他们的建议是对的，但我最终还是没有采纳。这可能是因为山上发生的事情快将我的勇气吞噬殆尽了。我当时想，写这本书或许会把珠穆朗玛峰从我的生活中清除出去。
当然我还是没有做到这点。我同意这种看法：当作者的写作成为一种精神发泄时，正如我所做的一样，读者通常会感到受了冷落。但我希望读者能从我在悲剧发生不久之后所进行的痛苦的精神倾诉中得到启迪。我想使我的描写有一种原始而冷酷的诚实，因为这种诚实似乎会面临随时间流逝和痛苦的消散而被过滤掉的危险。
某些忠告我不要匆忙写书的人也正是以前警告过我不要亲自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人。不去攀登珠峰有很多的理由，但攀登珠峰本来就是非理性的行为--是欲望战胜理智。任何会认真考虑这样做的人几乎都超越了理性的范畴。
显而易见，我知道有很多危险，但还是去了珠穆朗玛峰。这样做，我成了谋害善良人们的合谋，这一点将在我的心中留下长久的烙印。
离这次探险活动，从而找到某些重要的视角。他们的建议是对的，但我最终还是没有采纳。这可能是因为山上发生的事情快将我的勇气吞噬殆尽了。我当时想，写这本书或许会把珠穆朗玛峰从我的生活中清除出去。
当然我还是没有做到这点。我同意这种看法：当作者的写作成为一种精神发泄时，正如我所做的一样，读者通常会感到受了冷落。但我希望读者能从我在悲剧发生不久之后所进行的痛苦的精神倾诉中得到启迪。我想使我的描写有一种原始而冷酷的诚实，因为这种诚实似乎会面临随时间流逝和痛苦的消散而被过滤掉的危险。
某些忠告我不要匆忙写书的人也正是以前警告过我不要亲自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人。不去攀登珠峰有很多的理由，但攀登珠峰本来就是非理性的行为--是欲望战胜理智。任何会认真考虑这样做的人几乎都超越了理性的范畴。
显而易见，我知道有很多危险，但还是去了珠穆朗玛峰。这样做，我成了谋害善良人们的合谋，这一点将在我的心中留下长久的烙印。
乔恩·科莱考尔
1996年11月于西雅图
第一章
在这些巨峰的山顶周围，看起来似乎真有一条无人逾越的警戒线。在海拔25,000英尺以上的地带，低气压会对人体产生严重的影响，使本已困难重重的攀登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一场轻微的风暴所造成的后果也许是致命的；惟有完美的气候和降雪才能带来最小的攀登成功的可能。但在登山的最后阶段，没有人能够选择这样的机会……
不，珠穆朗玛峰没有屈服于人们所做的最初几次尝试并不令人奇怪；如果她屈服了的话，那倒让人感到惊诧和些许的悲哀了，因为这不是伟大山峰应有的气质。我们也许有些自负于精湛技艺制作出来的冰镐和登山靴，以及由这个技术至上的时代所创造的奇迹。但我们忘记了，大山仍然掌握着王牌，她会在认为合适的时候赐予你成功。否则，登山还有什么其它深层次的吸引力呢?
n 埃里克·布普顿《在那座山上》
双脚跨越世界之额，一只脚在中国境内，另一只脚在尼泊尔境内，我抹去氧气罩上结的冰，耸着两个肩膀以抵御寒风，茫然地俯视着宽广无根的中国西藏。我无助地感到脚下连绵的大地如此壮观。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幢憬着这个时刻，以及在这个时刻所产生的壮怀激烈。但是，当我现在真的站在这里，站在这世界屋脊之上时，却不能唤起任何感怀的力量。
此时是1996年5月10日刚过中午。我已经57个小时没有睡觉了。3天中惟一的进食是强迫自己吞咽下去的莱门汤和一把玛氏巧克力豆。连续几周猛烈的咳嗽把我的肋骨都快震裂了。每一次正常呼吸都要付出极为痛苦的代价。在海拔29,028英尺的对流层，大脑只能得到很少量的氧气。我的智力和弱智儿童差不多。这时候，除了寒冷和疲惫，我什么也感觉不到。
我比阿那托列·布克瑞夫--一位为美国商业探险队工作的俄罗斯向导晚几分钟到达山顶，比安迪·哈里斯早到。虽然我和安迪·哈里斯仅是一面之交，可在过去几周里我却渐渐与安迪·哈里斯相识并且喜欢上了他。我拍了四张哈里斯和布克瑞夫攀登峰顶而后折返下山的照片。手表指在下午1时17分。我总共在世界屋脊上停留了不到5分钟。后来，我停下来拍摄了另一张俯瞰东南山脊那条我们上山路线的照片。当我将相机对准正在接近山顶的两个人时，我才注意到一个一直被攀登者忽视的变化。在南边，几小时前还清澈的天空中，毛毡似的云彩此时正遮掩了环绕着珠穆朗玛峰的较小山峰。
后来，找到了6具尸体，寻找另两人的努力被迫放弃；队友贝克·韦瑟斯坏死的右臂被医生切除。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开始变天时靠近山顶的登山者没有留意到任何迹象呢?为什么富有经验的喜玛拉雅向导不停地向上攀登，将一群毫无经验的业余登山者--他们每个人交付了6.5万美元以换取安全登顶--带入一个明显的死亡陷阱呢?
没有人能替此次悲剧中的两支向导探险队的队长讲话了，因为这两个人都死了。但我可以证明，5月10日中午刚过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预示风暴正在逼近的迹象。根据我缺氧大脑的记忆，从被称为"西谷"的大冰谷升起的云团看起来细微飘渺并无危险。云团在午后灿烂的阳光下泛着微光，看起来与山谷中几乎每个下午都会升起的普通对流凝聚云团并无区别。
我匆匆忙忙下山的原因和天气并无多大关系，我当时查看了氧气瓶的指示器，发现氧气快要用完了。我必须下山，而且要快。
珠穆朗玛峰东南脊的上半部分尽是被冰雪覆盖的岩石和由风在峰顶和较低的南峰顶之间堆积起来的绵延约四分之一英里的积雪。越过这段呈锯齿状的山脊没有太高的技术难度。但这段路完全暴露，没有任何遮蔽。从顶峰上下来后，我小心地拖着双脚又走了15分钟，穿过了一座海拔 7,000英尺的深谷来到了声名狼藉的希拉里台阶。这是明显的凹口地带，需要些攀登技巧。当我将自己扣到固定绳索上准备用绳子下山时，我看到了令人吃惊的一幕。
在我下面30英尺的地方，早有十几个人在希拉里台阶的底部排成了一行。有3个人正拉着那条我准备用来下山的绳索向上攀登着。我的惟一选择就是将自己从公用的安全绳索上解下来，退到一旁。
堵塞的人群由3支探险队组成：我所在的由新西兰著名向导罗布·霍尔领导的、由一些付钱顾客组成的探险队；还有一支以美国人斯科特·费希尔为向导的探险队；再有一支就是非商业性的台湾团队。登山者们缓慢地移动在海拔 26,O00英尺以上地带。拥挤的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努力向希拉里台阶攀登，而我则紧张地等待着下山的时机。
在我从顶峰下来后不久，安迪·哈里斯也下来了，并很快追上了我。为了保留氧气罐中的氧气，我让他把手伸进我的背包关上氧气调节器的阀门。他照我说的做了。在后来的 10分钟里，我的感觉莫名其妙地好，甚至比开着氧气时还少些疲惫感。再后来，我就感到窒息了，视线变得模糊不清，脑袋发晕，眼看就要失去知觉。
因受缺氧的困扰，安迪·哈里斯非但没有帮我关上氧气罐，反而错误地将它开到了最大，放走了氧气。使我仅有的氧气被白白浪费了。虽然在下面250英尺的南峰顶我还可拿到一支氧气瓶，但要走到那里，就先要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通过那段极为暴露的地段。但首先，我要等这群人散去。我摘下已没有作用的氧气面罩，把冰镐凿进大山冰冻的表层中，然后蹲坐在山脊上。当我和从我身旁鱼贯而过的人们互相用毫无新意的语言表示祝贺时，心里却非常焦急，暗暗地祈祷："快点吧!快点吧!当你们这帮人在这儿磨磨蹭蹭的时候，我的脑细胞正在成百万地坏死!"
从我身旁走过的人中多数来自斯科特·费希尔的探险队，但在人群的后边我的两名队友也终于出现了--罗布· 霍尔和南比。沉默而坚韧的南比再过45分钟便可成为登上珠峰的最年长的妇女和登上所有大洲最高峰即所谓7大高峰的第2位日本人。虽然她只有91磅重，但她麻雀般小巧的身体里蕴藏着令人生畏的坚韧。她是在一种惊人的、不可动摇的欲望的驱使下前来攀登珠峰的。
再后来，道格·汉森登上了希拉里台阶。道格·汉森也是我们这支探险队的成员。这位来自西雅图郊区的邮政工人和我在山上成了亲密的朋友。我在风中向他大声喊道 "胜利在望"，并极力显出非常高兴的样子。精疲力竭的道格·汉森在氧气面罩后边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楚。他轻轻地握了握我的手，然后继续沉重而缓慢地向上攀登。
在队伍最后的是斯科特·费希尔。我们都住在西雅图，并在那儿偶然相识。斯科特·费希尔的力量和魅力颇具传奇色彩：1994年他在没有使用氧气瓶的情况下登上了珠穆朗玛峰。所以当看到他现在如此缓慢地移动、摘下氧气罩向我致意时竞显得如此疲劳时，我颇感意外。他喘着粗气极力高兴地用他特有的谈谐向我打招呼："布一鲁一斯!"我问他感觉怎么样，斯科特·费希尔坚持说感觉还不错："不知为什么，今天精神有点不好，但没多大问题。"当希拉里台阶上人群散去时，我把自己扣挂在桔黄色的绳子上，在斯科特 ·费希尔被自己的冰镐突然绊倒时迅速绕过他，从悬崖边上降了下去。
等我终于下到南峰顶时已经是3点多了。这时，卷须状云团正飘过海拔27，卿英尺的霍泽峰，向珠峰金字塔形的峰顶围拢过去。天气不再平静。我抓起一个新氧气瓶并把它接在调节器上，冲进山下聚拢的云雾中。等我下到南峰顶下面时，天上下起小雪来，视线一片模糊。
距我垂直高度400英尺的地方，纯净湛蓝的天空下，珠峰依然冰浴在灿烂的阳光中，我那些好朋友嬉戏成一团，纪念登上这个星球的最高点。他们挥舞着旗帜，拍着照片，用光了宝贵的分分秒秒。他们谁都想不到一场可怕的严峻考验正在临近。毋庸置疑，在这漫长的一天即将结束之时，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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