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登山者来说，环境越令人难以置信，要求越苛刻，当他们稍后享受压力过后的轻松时，他们的血液就会流动得更加酣畅。危险只能锻炼登山者的认识水平和控制能力。也许这就是所有冒险运动的理性所在：为了清除你脑海中的凡人琐事，你有意识地增大努力工作和集中精力的赌注。这是生活的翻版，但有一点不同：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错误可以得到纠正，妥协可以弥补过失，但在这个特定时间里，你的行为将生死攸关。
—— A·阿尔瓦雷斯摘自《原始的上帝：对自杀的研究》
攀登珠穆朗玛峰是个漫长而乏味的过程。它更像是个巨大的建筑工程，而非我以前所熟 识的那种攀登。算上夏尔巴人，霍尔的队伍共有26个人。在海拔17，600英尺、步行距最近的公路也有100多英里的地方让每个人吃饱、住好并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可称为壮举。
然而霍尔，这个举世无双的军需官，喜欢挑战。在大本营，他曾注视着电脑打印出的详 细列着各种后勤保障条目的纸张。这些条目包括：菜单、零件、工具、药品、通讯设备、运送物品时间表，以及牦牛的状况。罗布是个天生的工程师，他喜欢构造学、电子学和各种各样的小玩艺。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没完没了地修理太阳能发电系统或阅读过期的《大众科学》上。
按照乔治·利·马洛里和其他大多数登山者的经验，由夏尔巴人将一步步地在大本营以上建立四个营地--每一个营地都比前一个大约高出2，000英尺。夏尔巴人将在营地之间往返运送装有食物、燃料和氧气罐的沉重的担子，直到这些必需品被充足地存储在海拔26，000英尺的南山口。如果一切按霍尔的宏伟计划进行的话，我们对顶峰的突击将于一个月后从最高的营地--4号营地开始。
虽然我们这些顾客不负担运送物资的任务，但为了适应气候，我们在攀登顶峰之前还要 在大本营以上的空间进行反复地演习。罗布宣布第一次适应气候的演习安排在4月13日--即前往1号营地的一天往返路程。1号营地坐落在距大本营垂直距离为半英里的库巴冰瀑的最顶部。
我们在4月12日，也是我42岁生日的那天下午准备攀登装备。当我们在巨石间摊开行李挑拣服装、整理安全带、装配安全绳和往靴子上安装攀登冰爪时，大本营看上去像一个露天拍卖会。当看到贝克、斯徒尔特和洛打开他们崭新的登山靴时，我感到吃惊和担忧。他们承认以前很少使用登山靴。我担心他们是否清楚用从未穿过的登山靴攀登珠穆朗玛峰是在冒多大的危险：20多年前，当我穿着崭新的登山靴攀登时，痛苦的经历告诉我沉重而坚硬的新靴子在没有被穿得跟脚以前，会在脚上磨出累累伤痕。
年轻的加拿大心脏病专家斯徒尔特意外地发现他的冰爪和靴子不配套。庆幸的是，霍尔 在搜寻了他百宝箱式的工具盒和使用了各种办法之后，终于用铆钉将一条特殊的皮带固定住以使鞋底钉发挥作用。
当我为次日的旅程打点行囊时，我了解到我的登山伙伴，迫于家庭和他们高高在上的职 业的需要，队友中极少有人在去年进行过一至两次的攀登训练。虽然每个人看上去都体格健壮，但环境迫使他们只能在跑步器或脚踏车上而非真正的山峰上进行他们大部分的 体能训练。这使我感到踌躇。身体素质在攀登中是个关键因素，但还有另外许多同样关 键的因素是在健身房里训练不出来的。
也许我有些假内行了，我责备自己。无论如何，我的队友显然和我一样兴奋地憧憬着明 早能穿上登山靴踏上真正的山峰。
我们的路线将蜿蜒于山峰上半部的库巴冰河前进。位于海拔23，000英尺处的冰河裂缝标志着冰河上端的结束。这条气势宏伟的冰河流淌了2．5英里后进入一条名为西谷的温和的溪谷。当冰河越过西谷下面地层上的隆起和斜坡时，它被分割成无数条垂直的沟堑，即裂缝。裂缝是我们登山途中的恼人障碍。而当它们被冰雪掩盖时就构成了严重的危胁。但几年来，裂缝在西谷向人们提出的挑战已被证明是可预见和可对付的。
冰瀑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了。在南山口的整条路线中，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让攀登者感 到恐怖了。在大约海拔 20，000英尺处，即冰河从西谷底部边缘出现的地方，冰河陡然 坠落。这就是声名狼藉的库巴冰瀑，是整条路线中最考验攀登技巧的一段。冰瀑段的冰河以每天3至4英尺的速度运动着。在冰河一阵阵地滑落时，大团的冰雪碎片混合成被称为冰塔的巨大的、摇摇欲坠的冰块，有的竟如写字楼大小。因为攀登路线在成百座不稳定的冰塔下面、旁边或中间迂回前进，每次穿越冰瀑的旅程都有些玩俄罗斯轮盘赌的味道：任何一个冰塔或早或晚都会在不发出警告的情况下崩塌下来，你只能祈求自己在它崩塌的瞬间不被压在它的身下。自1953年霍恩宾和安索德的一个名为杰克·布赖滕巴赫的队友葬身在崩塌的冰塔下起，已相继有 18人在此处丧命。
像以往的冬天一样，霍尔在去年冬天和所有计划在春季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探险队进行了 磋商。他们最终同意委托他们当中的一支队伍负责修建和维护一条穿越冰瀑的道路。因为困难重重，因此被指定的探险队可从其它的每支探险队获得2，200美元的报酬。在最近几年中，这种合作方式，如果不算是完完全全，也是被广泛地采纳了，但这种情形并不是历来如此的。
一支探险队为穿越冰瀑而向另一支探险队缴费的做法始于1988年。当时一支资金雄厚的美国探险队宣称任何企图从他们开掘的路线穿越冰瀑的探险队必须向他们缴纳2，000美元。那一年，山上的其它几支队伍由于无法理解珠穆朗玛峰不再仅仅是山峰而已成为商品的事实而被激怒了。最强烈的反对来自霍尔。他当时率领着一支规模很小、资金匮乏的新西兰队伍。
霍尔指责美国入"违背了山的精神"，进行的是无耻的高山敲诈。但作为美国探险队领队的毫无同情心的律师杰姆·弗拉什却绝不让步。最后，霍尔咬着牙关同意开给弗拉什一张支票，而后才被允许通过冰瀑。(弗拉什后来说霍尔从没有兑现他的支票。)
然而在其后的两年中，霍尔的观念大大地转变了，开始意识到对冰瀑路线征费的合理性。事实上，从1993年至 1995年期间，霍尔自愿承包了这条路线并进行收费。1996 年春 天，霍尔自愿放弃对冰瀑的控制权，并且高兴地支持另一支商业探险队的领队默尔·道夫--一名资深的苏格兰珠峰老手--来接替他的工作。在我们还没有到达大本营以前，道夫雇佣的一批夏尔巴人已经在冰塔中开掘出了蜿蜒的通道。他们系了大约一英里长的绳索，并在破损的冰河表面安装了60个铝制梯子。这些梯子属于当地一名精明的夏尔巴人。他靠每个季节租赁梯子而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1996年4月13日星期六凌晨4时45分，当我在黎明前的寒冷幽光中捆好冰爪时，我发现自己终于站到了梦幻般的冰瀑脚下。
一生经历过无数磨难的顽固的老登山者喜欢劝告年轻的门徒为了逃生要倾听自己"内心 的声音"。有许多故事是关于登山者因为窥察到大气中的某种不样征兆而执意留在自己 的睡袋里，因而躲过了一场将那些没有注意到征兆的人们一扫而光的大劫难。
我不怀疑注意预感的潜在价值。当我等待罗布领路时，脚下的冰雪发出一串响亮的劈啪 声，仿佛小树被折成了两段。我感到自己随每一声断裂和冰河移动所发出的隆隆声而畏缩起来。我的内心胆小如鼠：它叫喊着说我就要死去。我每次系好登山靴的时候情形总 是这样。我因此尽可能地无视我戏剧般的想象力而冷酷地跟随罗布向怪涎的蓝色迷宫走 去。
虽然我从未到过像库巴这样令人毛骨依然的冰瀑，但我攀登过其它许多冰瀑。这些冰瀑 大部分都是垂直、甚至是垂挂的路段。这些路段需要极高的使用冰镐和冰爪的技巧。库巴冰河显然不缺乏陡峭的冰面，但这些冰面都装备了梯子或绳索，亦或二者都有，因此传统的攀冰工具和技巧是多余的。
我很快就认识到，在珠穆朗蚂峰，甚至连绳索，这个造就登山者的精髓之物，都不是按 由来已久的方法被使用的。一般来说，一个登山者总是用一条长150英尺的绳索将自己与另一名或另两名同伴系在一起，这样每个登山者都要直接对别人的生命负责。以这一方式提拉绳索是件非常严肃和切身的举动。然而在冰瀑，权宜之策使我们可以独立攀登而无需以任何方式在身体上受制于人。
默尔·道夫的夏尔巴人在冰瀑上从顶部至底部系了一条固定的绳索。我的腰间挂着一个 3英尺长、末端带弹簧扣的安全链。在这里，安全感不是来自将自己系于另一名队友，而是来自将自己扣在固定的绳索上并在上面滑动攀登。以这种方式进行攀登，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冰瀑上最危险的地段，并且无须将自己的生命交付给技巧和经验都是未知数的队友。事实上，在整个攀登过程中，我们从没有将自己的生命系在另一名队友手中。
虽然冰瀑不需要任何传统攀登技能，但却要求一整套崭新的技巧。例如，穿着绑着冰爪 的登山靴从摇摆的梯子的一端冲到另一端或者跨越深沟。一路上有许多这样的跨越，而我总是适应不了。
有一次在黎明前的薄雾中，我正试图在一架摇摆的梯子上保持平衡，小心翼翼地从一个 弯曲的脚蹬横木上挪向下一个。突然，两边支撑梯子的冰雪如发生地震般抖动起来。稍后，附近高处的一个大冰塔崩塌下来，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我僵住了，心提到了嗓子 眼儿。但是崩落的冰塔在左侧滚落了50码就不见了，没有造成任何破坏。等我用了几分钟恢复镇静之后，我继续向梯子的另一端逃去。
冰河持续不断的、时常又是汹涌的流动给跨越每架梯子增添了不稳定性。当冰河运动时 ，裂缝有时会压缩，像夹牙签一样将梯子夹弯，有些时候裂缝可能扩大，使梯子悬在空中，只有两端虚虚地搭在坚实的冰面上。当下午的阳光将冰雪晒暖的时候，插在冰雪里做固定用的工具也变得不稳固起来。虽然每天都要维修，但在体重的作用下，任何一条固定的绳索都有松动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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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Jon Krakauer |
如果说冰瀑令人恐怖，但它同时也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当黎明洗尽天空中的黑暗，支离破碎的冰河呈现出一幅三维空间的美幻景色。温度是华氏6度。我的冰爪坚实地踏入冰河的外壳。沿着固定的路线，我漫步穿过林立着剔透的蓝色石笋的迷宫。陡峭的石壁与从冰河两侧压将而来的冰雪连在一起，高高的如邪恶之神的肩膀。由于环境的吸引和体力的消耗，我开始沉浸于攀登的乐趣之中。有一二个小时，我竟忘记了恐惧。
在距1号营地还有四分之一路程时，霍尔在一个休息处评价说现在的冰瀑是他见过的最好状态："这一季的路线简直就像高速路。"但只是位置有些高，在海拔19，000英尺。绳索将我们带到了一个巨大的、摇摇欲坠的冰塔的底座。如13层楼般高大并呈30度角倾斜 的冰塔在我们的头部隐约可见。路线沿一条天然小径陡然爬上悬垂的冰面：我们为了躲避冰塔的令人恐怖的巨大重量而不得不攀越这个失去了平衡的堡垒。
我渐渐明白安全是以速度为转移的。我以我能达到的最快速度向较为安全的冰塔顶部冲 去。但由于尚未适应环境，所以我的最快步伐并不比爬行快多少。每迈出四五步，我就不得不停下来，靠在绳索上，在苦涩、稀薄的空气中大口大口地喘气。
在冰塔尚未倒塌之前，我到达了它的顶部。当我笨重地落在平坦的最高处时，我的呼吸 几乎停止了，而我的心脏则像手提电钻般跳动着。稍后，大约在早晨8时30分的时候，我越过最后一个冰塔到达了冰瀑的顶部。1号营地的安全感并没有带来思维上的宁静：我无法停止考虑那些在下面不远处不断地倾斜的冰板。事实上，要攀上珠穆朗玛峰的峰顶，我至少要7次从它摇摆的主体下走过。我想那些将之戏称为"牦牛之路"的登山者显然并没有真正穿越过库巴冰瀑。
在离开营地之前，罗布解释说，即使我们当中有人未能到达1号营地，我们也要在早晨1 0点整返回，以确保在中午的阳光将冰瀑照射得更不稳定之前返回大本营。在指定的时间 里，只有罗布·霍尔、福兰克·菲施贝克、约翰·塔斯基、道格·汉森和我到达了1号营地。当罗布通过无线电宣布返回时，南比、斯徒尔特。哈钦森、贝克·韦瑟斯和洛·卡 西希克由向导麦克·格鲁姆和安迪·哈里斯带领，仍停滞在距大本营垂直距离为200英尺的范围内。
我们首次看到彼此攀登的模样，并可以很好地评估在今后几周内将与之同舟共济的这些 人们的力量与弱点。56 岁的道格和约翰是队里最年长的人。他们看上去都很坚定。然而福兰克，这位来自香港的带有绅士风度、说话轻声细语的出版商着实令人吃惊：带着从前3次攀登所获得的悟性，他起程时表现得很稳健，然后匀速前进；在到达冰瀑顶端之际，他已默默地超过了所有的人，甚至连喘息仍很均匀。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斯徒尔特--队里最年轻、看上去也最强壮的顾客。他出发时冲到了队伍的前列，然而很快精疲力竭。在临近冰瀑顶部之际，他已被甩在队尾，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洛由于受到腿部肌肉拉伤的影响行进的速度很慢，但实力仍在。相反，贝克，特别是南比，看上去则力不从心。
贝克和南比有好几次险些跌下梯子或坠入裂缝。南比好像对如何使用冰爪一无所知。安 迪是个耐心而有天份的老师。他曾做过中级向导，负责关照队伍中那些速度最慢的顾客。安迪花了一早晨的时间训练南比各种基本的技巧。
无论我们的队伍存在着什么样的不足，在冰瀑的顶部，罗布宣布他对每个人的表现都很 满意。"作为在大本营以上进行的第一次尝试，你们干得都很出色，"他像骄傲的父亲一样称赞道。"我想今年我们是一个很强的组合。"
我们用了-个多小时才返回大本营。当我卸下冰爪走在距营地最后100码的路上时，我感到太阳在我的脑壳上烧了个洞。几分钟后，当我与海伦在大帐篷里聊天时，疼痛全面发作。我从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太阳穴之间令人无法忍受的剧烈疼痛伴着阵阵让人颤抖的恶心感，我无法连贯地进行交谈。我担心自己患了某种中风病，便蹒跚地离开谈话现场，钻到我的睡袋里，用帽子盖住了眼睛。
头痛到了令人眩晕的程度，而我不清楚这是缘何而起。我怀疑是由海拔而致，因为直到 返回大本营我才发作。然而它更像是对灼烧我视网膜、烧烤我脑壳的强烈的紫外线的反应。不管是因何而起，痛苦是剧烈和难以忍受的。在后来的5个小时里，我躺在帐篷里， 尽量避免任何感官刺激。如果我睁开眼，或者只是将紧闭的眼皮后的眼球从一侧转到另一侧，我就感到毁灭般的剧痛。在太阳落山的时候，我再也无法忍受，便蹒跚地走进医 疗帐篷，寻求队医卡罗琳的帮助。
她给了我一剂强效止痛剂，并告诉我喝些水。但当我喝了几口水之后，我将药片、液体 和午饭的残余物一股脑儿地吐了出来。"呢……"卡罗琳边思索边观察着我靴子上的呕吐物。"我想我们得试试别的。"我被指导着将一枚小药片放在舌头下面含化。这种药能帮助我止住呕吐。然后我又吞服了两枚可卡因药片。1小时以后，疼痛渐渐消退，当我几乎是哭泣着表示谢意之后，我飘脱地进入了梦境。
我正在睡袋里打着吨，看到早晨的阳光越过我的帐篷投下了一道阴影。我忽然听到海伦 大喊，"乔恩!电话!是琳达!"我匆忙踏上一双拖鞋，飞速地冲进50码以外的通讯帐篷， 气喘吁吁地抓起听筒。
整部卫星电话和传真设备并不比---台笔记本电脑大多少。电话费十分昂贵，大约每分钟5美元，而且经常拨不通。然而，我的妻子竟能在西雅图拨通13位数字的电话号码与远在珠穆朗玛峰的我通话的事实实在令我吃惊。虽然琳达极尽安慰之辞，但她的忧虑之情还是从遥远的地球那端准确无误地表达出来，"我挺好的，"她安慰我说，"但我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距我前往尼泊尔还有18天的时候，琳达曾痛哭流涕。从机场开车回家的路上，她说：" 我不能停止哭泣。和你告别是我经历的最伤感的事。我想我在某种程度上知道你可能回 不来了。现在看来，这真是多此一举。真是愚蠢而毫无意义。
我们已结婚15年了。在我们首次谈论尝试冒险这个话题之后的一周内，我们拜见了地方官，并登记结婚。我当时26岁，刚刚决定放弃攀登，开始严肃地生活。
当我第一次遇到琳达时，她本人也是名登山爱好者，并且非常有天份。她在摔伤了胳膊 和背部之后放弃了攀登，也因此对攀登所固有的冒险性保持低调。琳达从没考虑过让我放弃这项运动，但我打算放弃攀登的表白巩固了她嫁给我的决心。然而，我没有认识到 攀登对于我灵魂的操纵，亦或是它赋于我原本毫无目的生活的意义。我也没有预料到由 于缺少它而带来的空虚。不到一年时间，我又鬼鬼祟祟地从储藏室里拿出绳索，回到了岩石上。当1984年我前往瑞士以险峻而著称的X万山时，我和琳达已走到婚姻破裂的边缘。攀登是一切矛盾的症结所在。
我在那次攀登失败后的2至3年里，我和琳达的关系仍处于僵局。但我们的婚姻最终还是渡过了这个危机。琳达开始接受我的攀登：她看到这正是我之所以成为我的重要(亦或是复杂的)方面。攀登；在她看来，是我人格中某种像眼睛的颜色一样无法改变的本质体现。然后，就在这微妙的关系恢复当中，《外界》杂志决定派我前往珠穆朗玛峰。
起初，我假装是以记者身份，而非登山者前往珠穆朗玛峰的。我接受这项任务是因为珠 朗玛峰的商业化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题目，而且报酬颇丰。我向琳达和另外所有对我攀登珠峰的能力持怀疑态度的人说我并不想在山上爬得很高。"我可能只从大本营向上攀登一小段路，"我坚持说， "只是尝尝高海拔的滋味。"
这当然都是信口雌黄。在旅程和为准备旅程而进行训练的这段时间里，我完全可以呆在 家里，揽另外一些约稿的工作并赚更多的钱。我接受这项工作是因为我已被珠穆朗玛峰的魅力所俘获。在我生命中，我从没有像渴望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渴望做一件事情。从 我同意前往尼泊尔的那一刻起，我的意图就是攀登到我健全的腿和肺能将我支撑到的地 方。
当琳达驱车送我前往机场时，她很快看穿我的搪塞之辞。她觉察到我欲望的真正容量，害怕起来。"如果你死了，"她带着失望和愤怒争辩道，"不仅仅是你要付出代价，我也要，你知道吗，用我的后半生。这对你无所谓吗?" "我不会死的，"我回答，"不要太伤感。"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