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读过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例行新闻稿的人，都能够自行脑补耶伦主席和美联储团队坐在经济控制台上，小心调整经济物价水平和就业数据的场面。
有人警惕地监视宏观经济数据仪表板，同时有人不断调整货币开关、加速装置和其他设备，一切都是为了“达到最大就业和物价稳定”。美联储认为，增加货币供给，刺激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如果过猛，会反过来造成物价上涨。但是，如果货币扩张减缓，经济增长可能停滞，失业率就会上升。
所以这个两难问题，只能用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来解决：不断调整货币增长，直到物价通胀和失业之间达到微妙的平衡。这种错误的推理，在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那里找到了实证理由。和很多凯恩斯主义产物一样，它在宣告破灭很久之后，仍然继续主导着政策。
1958 年，新西兰经济学家威廉·菲利普斯撰写了《1861 年至 1957 年英国失业与名义工资变化率之间的关系》。该文描述了失业率与工资水平增长之间明显的反比关系。保罗·萨缪尔森在 1960 年扩展这一论点，以物价水平代替了工资水平。随后，物价通胀和失业水平便被当成相反作用力联系起来：此消彼长，反之亦然。比较美国 1948 年到 1960 年平均物价水平年增速和平均年度失业率，这看似无可辩驳。
菲利普斯曲线遭受的首次打击，来自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埃德蒙·菲尔普斯也独立地做了批判）。弗里德曼提出：这条曲线不过是昙花一现、幻觉而已。弗里德曼的“愚弄模型”(fooling model) 假定，物价通胀愚弄了工人，让他们接受“较高”工资率的雇用，尽管在考虑物价通胀的影响之后，真实工资率下降了。
他们一旦意识到“真实”和“名义”工资之间的差异（我当了傻瓜！），就会要求更高的名义工资率来作补偿。通胀增加，失业降低，但这种情形在新的均衡达成之前只是暂时的。这个简单洞见引起了轩然大波，连著名的经济施虐狂保罗·克鲁格曼也深感困扰：“在我读研究生时，我记得大概像这样的午餐对话；‘我就是不相信（…）这玩艺——这一点都不真实。’‘但这些人到目前为止都是对的，你怎能肯定他们现在不对？’”
弗里德曼的批评有几分聪明，可毫无必要、舍本逐末和步入歧途，因为冰冷的数据，远比芝加哥学说更具毁灭性。菲利普斯曲线，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不仅化作泡影，还转而呈现出物价通胀和失业之间的正相关：
有鉴于此，像许多凯恩斯主义的概念一样，当 20 世纪 70 年代证明了高物价通胀和失业率可以共存时，菲利普斯曲线就该被永远抛弃。但现在菲利普斯曲线死而复生。克鲁格曼在 2013 年的文章中，引入新的数据，证明菲利普斯曲线“复活”了。据克鲁格曼所言：有多少经济学家意识到，从大约 1985 年开始——即从里根-沃尔克的反通胀政策（disinflation）开始——的数据，实际上看起来很像老式的菲利普斯曲线？
克鲁格曼的这个评论是正确的，美国从 1985 年到 2013 年的数据再次表明，平均物价水平年增速和平均年度失业率之间呈负相关：
菲利普斯曲线是否像克鲁格曼所指出的那样，又重新获得认同呢？自 1985 年以来，为什么物价通胀和失业之间的反向关系又出现了？这个问题无关紧要：它先前就已经失效的这一事实，永远剥夺了菲利普斯曲线的合法性。
两个变量之间任何表面上的相关性，都可能是巧合的和无关的，坦率说是偶然的，或由第三个变量或另一组变量联系起来。关于物价通胀与失业，以下最后的解释才是正确的。物价通胀与失业并非相反作用的力量，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同一个因素的影响——货币供应的扩张。
货币增多因而贬值，以货币计价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也相应上涨——因此出现物价通胀。货币增多也压低了利率，引发不当投资（包括工人的雇用），这最终将在经济衰退中被清算（终结）——因此出现失业。虽然这两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共同根源，它们显现出来的时间，却可能相去甚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包括财政政策在内的其他变量。
最终让菲利普斯曲线死亡的，不是芝加哥学派的噱头，不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经验，而是奥地利学派对价格通胀和商业周期的解释被更多人接受。不幸的是，在此期间，菲利普斯曲线促成的货币政策，已经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午餐学术讨论，转变成了政府官方政策。在美联储手中，菲利普斯曲线成了武器化的凯恩斯主义（weaponized Keynesianism）。
由于不合理地接受了菲利普斯曲线及其与价格通胀和经济周期相关的错误想法，美联储将永远无法以高物价通胀换取低失业率，也不能以高失业率为代价，换取低物价通胀。但它能够，而且十分可能，让两者皆处于高位。美联储的经济控制如果出现了故障，那是因为从一开始，它就没有真正奏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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