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经济学家所扮演的显赫角色是我们这个干预主义时代最典型的特色之一。
经济学应该是
职业还是天职
❦文 / 约瑟夫·萨勒诺
Joseph T.Salerno
译：禅心云起
经济学应该作为一种职业还是天职？【注：profession（职业）和vocation（天职），含义近似且经常互换使用，但两者间还是存在差异，具体见下文。】
这项选择并非关于一名特定经济学家职位的名称，也并非关于他（她）在日常的工作过程中完成的任务，而是关于经济学家在这份工作背后的动机，及其赋予这一任务的主观定位。经济学家是服务于真理和自由的事业，还是将其才华虚掷于便宜行事、过眼烟云及国家统制论？往往取决于此。
“天职”一词被看作是人受使命召唤所从事的、需要奉献于某种观念的工作或职责。天职的含义，涉及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所说的“内向”劳动，而职业的含义则涉及“外向”劳动。内向劳动从本质上说，完全以自身为依归，而不追求更远一些的目的。与之对照，外向劳动之执行，是因为个人“宁可工作赚取收入，而不享受闲暇的快乐”。
根据米塞斯所说，内向劳动的“两个最显著例子”，其一是“对真理和知识的追求，目的在其本身，而不是为改进当事人自己的效率和技能以完成其他目的”，其二是“真正的运动，不以取得奖品和成功的声誉为目的之运动。”
不是说“真理寻求者”或“登山者”所耗费的努力，就不涉及劳动的负效用，而是说“正由于克服了劳动的负效用，所以他得到了满足”。因此，在任何科学学科中寻求货真价实的真理，在经济上都可以称做“消费”，其追求都可被当成一项天职。
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起初从事经济研究，既非为金钱利益，也非为寻求职业认可或对公共政策的影响。米塞斯说，
“当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开始他们的科学事业时（…）他们把这一事业当成自己将经济理论立在牢靠基础上的天职，并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因此，这三位杰出奥派学人都不是职业类型而是天职类型的经济学家。
天职经济学家，无论是奉职于学术界，还是工作在银行业、新闻业、工业或政府等等职业中，为的都是在其经济研究和写作中，获得锲而不舍、再接再厉于发现新的真理或阐述、应用已有真理所必需的具体手段。
现在，考虑和职业经济学家做个对比。职业经济学家旨在谋一份生计，赢得同行喝彩，在公众中获得声誉，制定政治政策，可能性最大的，就是谋求以上目标的组合。
因此，天职类型和职业类型的经济学家之间的差异，不在于他们客观的谋生方法，而在于不可观察的主观目的。尽管牵扯到了主观因素，但通过仔细审视其对经济研究的不同观点表达，尤其是其中“真理的含量”和“可见的回报”，就能不费力气地把这两类经济学家区分开来。
像穆瑞·罗斯巴德这样的天职经济学家，在描绘经济学特征时，并不讳于使用“真理”和“规律”这些已不时髦的词汇。对于罗斯巴德来说，经济学是大量永恒和普遍性质的因果规律，从逻辑上可自“人们利用手段来达成所欲目的”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推得。罗斯巴德因此认为，“（经济学）所有这些湛深的规律都是绝对正确的”，且“经济学确实提供了（…）攸关人类存亡的规律”。
此外，在20世纪50年-60年代，罗斯巴德默默无闻投入奥派经济学的研究，实际上孤立无援。直到1966年，他才获得全职学术职位。此前，他迎难而上，着手建立奥派理论大厦时，依赖基金会赠款，过着不安定的生活。然而，在1990年的一次采访中，罗斯巴德吐露心声，他对这段时期感到非常满意：“无论撰书还是结识新交都有大好机会。”
这些就是理想的天职经济学家应有的观点和态度。
职业问题
保罗·萨缪尔森是现代职业经济学家的典范。萨缪尔森自夸过，“我在谈论现代经济学时，可以说是自己在谈论自己。”此话比他自认为的还要正确。就他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而言，萨缪尔森是“恩斯特·马赫这位原型逻辑实证主义者观点”自称的追随者。
萨缪尔森对已失信誉的（通胀率和失业率之间此消彼长的）稳定菲利普斯曲线的表述，就是这种马赫主义理论化的实例。毫无疑问，菲利普斯曲线曾一度倍受萨缪尔森青睐，但面对20世纪70年代发展而成的“滞胀”，其真理含量准确来说为零。
然而，职业经济学家最终不必过分忧虑于自己是否可从这种不切实际的模型中收获一些真理，因为他对于经济研究的回报另有所图。根据萨缪尔森的说法，“从长远看，经济学者要为唯一值得拥有的本钱也即我们自己的掌声而努力。”
萨缪尔森对现代职业经济学家所图身外回报的描述，显然揭示出了他们的研究工作主要不是为了寻求真理，尽管他自己可能浑然不觉。
为什么我们必须选择
科学学科的职业化，尤其是像经济学这样的社会科学，几乎总与政府干预主义的扩张同步进行。
正如米塞斯所说：
“经济学家职业的发展是干预主义源头的一个支流。”
这种不可避免的联系有居于两方面事实的理由。一方面，国家需要一班知识分子和专家来设计、实现和提供辩护理由，以合理化对市场经济的各种干预。另一方面，那些汲汲以求（与这门学科的职业化结伴而来的）稳固收入及名望的知识分子，随时准备接受这项职能，因为在自由市场上，知识分子依靠在自己选择的领域中研究及写作谋生的能力，即使处于最好情况下，也总是不太稳当。
干预主义国家随着扩张强化了对训练有素的专家的需求，大学体系从政府获得越来越多的补贴，以启动和扩大提供此类人才的研究生课程。这些计划中收益丰厚的职位，自然被赋予那些带头推动职业化，并因此最积极、最直率地支持政府干预主义的经济学家。
在美国，最极端彻底的国内干预主义事件，发生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难怪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美国经济学职业化运动，在这些战争危机期间，经历了突然的重大飞跃。因为国家在发动战争时，需要职业专家的知识来规划和指导大规模动员所需要的资源。这就造成了集中指导战时经济的政治计划机构各局及顾问委员会中，留给经济专家名利双收的充裕就业岗位。
二战期间及之后高度专业化领域的明显快速增长，导致了经济理论的土崩瓦解，这一现象从一般经济论文的消失当中得到了体现。凡自称经济学家的人士都持有并对所有政策和问题的分析都适用的一般经济原则的完整体系不复存在。现在，每项研究的子领域都有本领域的特殊理论，且多少封闭了起来，和一般经济理论断绝联系。甚至于一般理论本身，也被划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总 结
天职经济学家努力掌握历史上大师级体系建设者和创新者所传下来的经济理论体系。一旦掌握，接着他根据自己的能力随时做好准备，要么阐述并应用这一理论体系以贡献一些重要创新，要么呈现一个包含着许多重大发展的彻底重塑。
这两条路径中，甚至第一条路径，也极少有人能够成功踏足。而且，无论要走哪条路径，天职经济学家都会因他对真理永不止竭的渴望而奋勇前进。他力求更充分地了解罗斯巴德所说的“经济规律中所包含的现实结构”。
正如米塞斯早在1949年就注意到的那样，职业经济学家“在政治事务自上而下的管理中与法律职业相匹敌。他们所扮演的显赫角色，是我们这个干预主义时代最典型的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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