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十大关学思想家（下）

​06

吕柟（1479-1542年）

吕柟,号泾野,时人称其“泾野先生”,陕西高陵人,明代学者、教育家,是明代中期张载关学的集大成者。吕柟曾问学于渭南的薛敬之,得到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等理学义理的正传。其一生著述丰富,有《周易说翼》《尚书说要》《宋四子抄释》《泾野集》等。其中《宋四子抄释》较全面地收集了张载及其关学思想的要义、警句,不失为张载文化宝库中的一块瑰宝。

    就传承而言,吕柟的思想仍属于程朱理学范畴,但他同时继承了关学的“以礼为教,经世致用”观点,吸收了阳明心学注重内在心性修养的特点,以此来纠正当时空疏的学风。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学仁学天”的为学之路,要求学者“以天为学”“以仁为心”，对各家思想学说要兼容并蓄,不偏于一端,主张“学仁”“体仁”“弘仁”。这既是在面对朱子学与阳明学并立纷争的思想环境下进行的第三种选择,同时也是明代中晚期思想界的一种新动态,即重新继承和发扬孔子的仁学思想。事实上,吕柟的这一思想特点亦成为其后关学发展的主要趋势,为冯从吾、李颙等人所继承。他强调张载的笃实躬行、力救时弊,极力反对空疏学风,对孔子仁学、张载气学、程朱理学、河东学派等实学兼容并蓄、融会贯通。在阳明心学已崛起东南之际,吕柟仍恪守程朱,融通关闽,既重视朱子的“格物穷理”,又坚持张载的“躬行践履”,讲学时与阳明“中分其盛”。他的经学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即重义理而不重训诂。其注重“证诸躬行,见诸实事”的方式,则更能体现其经学阐释的个性特征。在心学盛兴的明朝中叶,吕柟对关学的坚守体现了他独树一帜的经学家风骨。

07

韩邦奇（1479-1556年）

韩邦奇,字汝节,号苑洛,陕西朝邑(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人,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进士,官吏部员外郎,以疏谕时政,谪平阳通判。韩邦奇文理兼备、精通音律,著述甚富,所撰《志乐》尤为当世所称颂。冯从吾主编的《关学编》中称他为“学问精到,论道体乃独取张横渠”。其著有《苑洛集》二十二卷、《易学启蒙意见》、《见闻考随录》等著作,其中《正蒙拾遗》一书被视作张载之学的补充和创新,是明代关学发展的一个硕果。

    明代早中期关学的基本特征是在尊信程朱之学的前提下,同时吸收张载“以礼为教”的学风。直到韩邦奇的《正蒙拾遗》问世之前,世人对张载“以气为本”的思想建构不够重视。韩邦奇的学术思想则从“推阐朱蔡”向“返归横渠”转化,开启了明代中期关学向张载之学复归的思想动向。他对张载关学思想中“性道论”的继承和推广尤为着力。这不仅是韩邦奇学术思想的特色之处,而且在整个明代关学阵营中也显得较为突出。正是这一学术特色奠定了韩邦奇在明代关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明嘉靖三十四年(1556年),关中突发八级地震,片刻间房倒屋塌,遇难者八十三万人之多,不幸的是,韩邦奇和马理也在其中。两位关学巨擘同时遇难,是关学发展史上的一大损失。

08

吴廷翰（1491-1559年）

吴廷翰,字嵩柏,号苏原,明朝无为州(今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县)人,正德十六年(1521年)进士及第,历任官兵主事、户部主事,至吏部文选司郎中。在吏部铨选中,他因推荐直言的谏官,忤上司之意,被调任广东佥事,转任岭南分巡道兼督学政,后因弹劾权贵,改任浙江参议、山西参议。荒年时,吴廷翰力请山西官府赈济,经手数万两金银,一文不取,全部用于赈灾,挽救了十万饥民。四十岁时,吴廷翰辞官归里,专事著述,著有《志略考》《湖山小稿》《洞云清响》等,其关学思想主要来自其编撰的《吉斋漫录》一书。

    吴廷翰继承了张载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观,反对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在人性论上,他主张只有气质之性,别无他性;在形神问题上,批驳“灵魂不灭论”及“死后轮回论”。他始终坚持张载的“德行之知”须来自“闻见之知”,并认为“知”和“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行”非有“知”指导不可。他早年受外祖父张纶的启迪,不赞同宋儒把“性”和“气”区别开来作为善恶相对的划分。中年以后,他受朴素唯物论者王廷相的影响,反对一些人认为的“深山大泽有鬼神”的见解。吴廷翰以气论心性,继罗钦顺、王廷相之后,在张载论证的“太虚即气”基础之上,又提出“气为天地万物之本”的哲学构想。吴廷翰认为,天地万物均由气产生，气是宇宙的本原。在《吉斋漫录》中,他对程朱理学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进行了批评,在当时具有进步的时代意义,这亦是对张载“性乃气所固有”“饮食男女皆性也”等思想的高度认可。

09

冯从吾（1557-1627年）

冯从吾,字仲好,号“少墟”,陕西西安府长安县(今属陕西西安)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为关学在有明一朝的领袖人物,人称“关西夫子”。万历十七年(1589年),冯从吾中进士,与袁可立、高攀龙同科,官至工部尚书,创办关中书院。他是明代以关学为本，将程朱理学、陆王心学融合一体的集大成者,且是东林党在西北的领军人物。自朱熹承接并兴起程朱理学,关学便日趋消沉,直到明代马理、吕柟等人重振关中学风,至晚明冯从吾时,关学已重新浮现往日盛景。冯从吾在关学振兴的过程中发挥了旗手和骨干的作用。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由他撰写的明清关学巨著《关学编》完稿。

冯从吾是研究明代关学绕不过去的人物。继承了张载提倡的“学则多疑”观点,并根据自己的治学经验,提出了“学、行、疑、思、恒”五字结合的治学方法。首先,他强调“学”与“行”应紧密结合。他说“天下之事,未有不学而能行者”；同时又说“讲学原为躬行”。他要求学生戒空谈、敦实行，只有躬行践履、学以致用，才能学到真学问。他还说:“思而疑,疑而思,辩之必欲其明,讲之必欲其透也。”意思是,对待疑难问题一定要肯于吃苦、勤奋钻研，不攀至知识的高峰决不罢休。同时,冯从吾还强调学习必须要有恒心，才能有所作为。这和张载教育理念中的“勤勉不息”“祛疑求新”“循序渐进”及“博学精思”等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冯从吾主持的关中书院享有盛誉,明清之际来此求学的各地仕子络绎不绝,关中一地成了问学圣地。当时,奸臣魏忠贤的爪牙遍布全国,然而据《陕西通志·艺文志》载“天下皆建生祠(魏忠贤),唯陕西独无”。可见冯从吾的影响力之大。天启六年(1626年)十二月,在阉党的把持下,朝廷下令捣毁了关中书院,将冯从吾尊崇的孔子塑像掷于城墙南隅。目睹自己倾注了毕生心血的书院成为一片废墟,冯从吾伤心欲绝,遂于第二年,即天启七年(1627年)二月饮恨辞世。

清初关学大儒李颙如是评价冯从吾:“关学一派,张子开先,泾野接武,至先生(少墟)而集其成,宗风赖以大振。

10

张舜典（1557-1629年）

张舜典,字心虞,号鸡山,陕西凤翔陈村镇人,明代文学家,张载后裔。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中举,被选为开州(今属河南濮阳市)学正,曾任湖北鄢陵县令,后辞官讲学;天启元年(1621年),升兵部武选员外郎,但他请辞不赴任。张舜典在明清理学界被称为“关学集大成者”,其关学思想主要收录在辑文集《鸡山语要》中。

    张舜典从南方求学回到陕西之际,正遇冯从吾辞官在长安讲学,二人结识后彼此欣赏,遂成为莫逆之交。由于张舜典的家乡在关中西府凤翔,而冯从吾则在关中东府长安,所以时人称他们“东冯西张”。冯从吾在学术上恪守程颐、朱熹,张舜典则主修程颢和张载之学，张舜典以为“学圣人之学,而不知以本体为功夫,最易蹈义袭支离之弊”。冯从吾也赞赏张舜典研究学问的精深态度,称其见解为:“透体通彻,而不类剖藩决篱,故自此有述作,多先生为之序首焉!”两人切磋学术,被当时学界奉为佳话,二者的思想观点也成为理学研究的学术指南。《关学编》中有张舜典的《后序》,他对张载思想的领悟由此可见:“横渠先生而至今,无不考而述焉。故不载独行,不载文词,不载气节,不载隐逸,而独载理学诸先生,炳炳尔尔也;不论升沉,不计崇卑,而学洙、泗,祖羲、文者,无不载焉。少墟之用心亦可谓宏且远矣!不然,自张、吕诸大儒而外,如不列于史册,则湮灭而无闻,后死者恶得辞其责也。”这既是对张载思想的尊崇,又是对好友冯从吾深研关学思想的敬仰,更是张舜典本人对关学同道者的认可。

  《凤翔县志》中记载张舜典晚年在凤翔陈村镇创办了弘仁书院,聘请教师,购置经典,广招生徒,培养造就了一批关学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有宝鸡的党崇雅、凤翔的袁楷等人。张载思想后继有人,张舜典可谓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