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关学”一词在不同时期含义不同。在晚明以前的古代文献中，南宋学者吕本中较早提及“关学”一词，随后朱熹、吕祖谦等人的著作中，一直都将关学与二程的洛学、周敦颐的濂学相提并论，出现了关学、洛学、濂学的说法。南宋以降，随着朱子学的兴盛，明代初年又出现了所谓关、洛、濂、闽（朱熹）之说，这种说法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例如明代李贽说：“惟此言出，而后宋人直以濂、洛、关、闽接孟氏之传，谓为知言云。”（李贽《藏书》卷三十二《德业儒臣前论》）清代纪昀说：“宋儒据理谈天，自谓穷造化阴阳之本，……自郭守敬以后，验以实测，证以交食，始知濂、洛、关、闽于此事全然未解。”（《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四》）在此种语境中，关学无疑只是单指北宋关中眉县横渠镇人张载所创立的横渠之学，所谓濂、洛、关、闽，实际上与周、程、张、朱同谓。然而，在晚明之际，随着“道录体”儒学史著的出现，关学变成了对关中地区理学的统称。在此转向过程中，晚明关中大儒冯从吾和清儒全祖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冯从吾《关学编》一书共四卷，该书著录了自北宋至明代关中三十三位理学家的学术传记，比较明确地勾画了自北宋张载以至于明代中期关中地区的理学发展过程，其书旨在识“关中理学之大略”，专为宋金元明时代今陕西关学理学而撰，故独以'关学’名也。”（张舜典序）。清初全祖望说：“关学自横渠而后，三原、泾野、少墟，累作累替，至先生（二曲）而复盛。”（全祖望：《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33页）随后，清代关中理学家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作《关学续编》，基本上沿袭了冯、全二氏的主张。至于当代，虽然20世纪八十年代的学界曾为关学概念和关学是否有史有过颇为激烈的争论，但目前来看，绝大多数学者还是倾向于认为关学就是北宋张载所创、民国初年终结的关中地区的理学的统称。
那么，横跨宋、金、元、明、清、民初的800年关学究竟具有哪些特点和何种精神值得人们去整理研究呢？
关于这个问题，张岱年先生曾指出：“张载学说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一是以气为本，二是以礼为教。”（张岱年：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第12页）张岱年先生的论述，主要是说张载学说本身，至于对关学精神的总体考察，则赵馥洁、张岂之两先生的论述最有代表性。赵馥洁《关学精神论》认为，关学精神包涵六大内容：1、“立心立命”的使命意识；2、“勇于造道”的创新精神；3、“尊礼贵德”的学术主张；4、“经世致用”的求实作风；5、“重上节操”的人格追求；6、“博取兼容”的治学态度。（赵馥洁《关学精神论》，第6-19页）张岂之在《关学文库》总序中指出，关学的特色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学风笃实，注重践履。其次，重上气节，敦善厚行。最后，求真求实，开放会通。（赵馥洁《关学精神论》第5页）。应该说，赵、张两位老先生对800年关学特点和关学精神的总结具体详实，是学界都认可的。
01
关学史的研究自古代已经开始了，晚明冯从吾的《关学编》，清代李元春、贺瑞麟的《续关学编》以及民国张骥的《关学宗传》等都属于这类著作。
进入当代，一些学者也曾有过撰写关学史的想法与尝试，先后出现了陈俊民、龚杰、方光华、张波、赵均强等人的著作。1982年，当代关学专门研究的始祖陈俊民先生在陕师大学报率先发表了《关学序说》一文，认为关学史上起自张载之前的华阴申颜、候可、候仲良，终结于明末清初的李二曲，主张关学有700年历史。陈先生的这篇论文，可以看作是当代关学史论著的开篇之作。2003年10月，方光华先生出版了《关学及其论著》一书，该书虽以梳理关学文献为题，但实际上是以关学人物为经、以关学著作为纬，较为详尽的论述了自北宋张载到晚清刘古愚等著名关学人物的生平与思想，这是继陈俊民先生之后出现的第一部关学史专著。如果比较陈、方二先生的著作，可以发现，陈著关学史截止到清初李二曲，而方著所写的关学史下限到了晚清，比陈著有很大的展拓。当今关学史研究的第三个成果是张波先生2009年发表在《原道——儒学发展论坛》上的《关学史论纲》一文。该文首先对关学概念进行了厘清和界定，然后将关学史分为宋代关学、金元明关学、清代关学三大段。该文所主张的关学史与方著一样，也起自宋代，终于晚清。但比较而言，论述比较简略。第四个成果是笔者在《文明春秋》一书第四章对宋以来以至晚清民初牛兆濂等关中部分理学家的叙述。限于该书体例，笔者的论述勉强可以算作半部关学简史。总的来说，就笔者目力所及，在刘学智先生《关学思想史》出版之前，关学史研究论著就是以上四种，尽管这些学者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不可磨灭，但毕竟他们的著作还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关学思想史专著，还称不上是“史”，关学研究领域的确需要一部能够完整展现关学史全貌的论著。正是在此情况下，《关学思想史》一书应运而出。就此角度而言，也可以说，刘学智先生的《关学思想史》一书是在前人基础上进行的。学术研究，往往是后出乃精。无论就体例与内容的创新，还是文献史料的丰富厚重与史学识见的独到与精审，刘著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说它集当代关学史研究之大成，是关学史研究的里程碑，恐怕人们不会有一丝异议。
02
摆在我手头的这部大作，洋洋54万字，正文共10章，正文前有张岂之先生的总序和刘学智先生的自序，正文后有刘学智先生的《小识》与《后记》，全书的基本内容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关学史的理论和关学史简况，涉及关学概念、关学研究方法论、历代关学简况、明清关学学者的对外学术交往等内容；一类是关学学派以及历代关学学者的生平行实与学术思想。该书专章论述了张载关学学派、三原学派，并且详细论述了张载、吕大临、李复、杨奂、杨恭懿、王恕、王承裕、马理、韩邦奇、杨爵、薛敬之、吕枏、南大吉、冯从吾、张舜典、王弘撰、李二曲、王建常、李柏、李因笃、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刘古愚、牛兆濂等25位关学学人的生平与学术。
《关学思想史》一书缘起于2003年刘学智先生所申报的教育部课题《关学思想史》。此后，经过长达14年的潜心探研，终于在2015年3月最终定稿。同年3月，《关学思想史》以书稿形式参加国际儒学联合会“纳通国际儒学奖”的评奖申报，即荣获纳通国际儒学奖优秀征文奖二等奖。2015年8月，《关学思想史》列入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正式出版。该书出版后，获得了学界的高度评价。2016年10月29日，耄耋之年的张岂之先生荣获全球华人国学终身成就奖，方光华、刘学智先生代表《关学文库》项目领取了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奖二等奖，这是关学研究界的重大喜讯，也是对陕西国学界多年耕耘的充分肯定。我个人认为，刘学智先生《关学思想史》（以下简称刘著）一书之所以能先声夺人，斐然成功，应该绝非偶然，当然更有它充足的道理。
学术思想史的著作，现在一般都是采用章节体，刘著也不例外，不过，在章节体的框架之内，刘著实际上采用了近代学术史的写作体例。就中国学术史发展而言，近代学术史著作脱胎于古代的学案体。古代标准的学案体著作，主要以“设学案以明'学脉’，写按语以示宗旨，选精粹以明原著，这三个要素的互为犄角”（朱义禄《论学案体》，《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12月），然而古代的学案体到了梁启超、钱穆等人，则变成了以人物生平与学术思想为内容的近代学术史，大抵刘著对关学思想史的叙列，基本上采用的就是这种近代化以后的学案体。当然，细心的读者也不难发现，刘著在集中介绍学派与学者的专章之外，还不时穿插了许多对“史”的考论。例如，刘著第一章为关学总论，具体内容为研究综述、方法论、张载关学的学术渊源等。第二章为理学的形成与关学的产生，交代了唐宋之际学术风气的转变以及理学产生的背景。第四章张载门人及其学术传承，第六章第一节“明代关学之演变及其特征”一节，以及书后的《小识》等等，都是一种不同于近代学术史的“史”的考证，这就使得刘著不再是一部以人物学术思想个案展示为主体的学术史著作，变得更加像“史”了，这是刘著在著作体例方面的创新之处，它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关学个案研究历时性不足的缺憾。个案研究好比是在努力发现一粒粒明珠，而史的研究则需要厘清一种学术派别或者一个学者学术思想产生的因果关系及其变化过程，它的意义好比是要把一颗颗明珠给穿起来。这样，刘著所谓关学思想史，就不是既往那种单个学者生平学术的集合，而是一种关注了关学历史流变的学术史专著了。显而易见，这是一种极富开拓性的工作。
刘著在内容上的重要创新，主要体现在首次展现了一些前此为学界所忽视了的重要关学人物的生平与学术思想成果。这里，最为典型的就是对南大吉、张舜典、李元春等人生平的钩沉与学术思想的首次梳理。南大吉是明代陕西渭南人，是王阳明的亲炙弟子，先在浙江做官，后因故归陕。冯从吾说，王阳明弟子众多，而能传播其学的，“东南则称安城邹氏（邹守益），西北则称渭上南氏（南大吉）。”（冯从吾《少墟集》卷十三《越中传述序》）因文献阙如，前此学者仅知南大吉简略事迹而不知其学术思想，刘著第一次用“以致良知为宗旨”、以慎独改过为致知工夫、“相忘于道化的境界追求”三语阐述了南大吉的心学思想，堪称发前贤未发之覆。张舜典是晚明与冯从吾同时的关学代表人物，当时冯从吾讲学长安，张舜典主盟西府，一时有“东冯西张”之称（王心敬《关学续编》）。刘著认为，张舜典理学思想有大特点：首先是以明德为宗旨，其次，致曲的工夫。结尾，刘著又评价了张舜典的学术地位，认为“其人其学不仅推动了关学理论的深化，促使关学进入总成阶段，而且开有清一代关学学风”（刘著，P344）李元春是清代中期陕西朝邑（今大荔）人，按照蒙文通先生的说法，李元春是晚清西北理学复兴思潮中最有成就的人，有李元春，才有后来关中“三斋”杨大椿（损斋）、贺瑞麟（复斋）、薛于瑛（仁斋）以及辈分更晚的牛兆濂、张元善（蒙文通《读<学史散篇>》,蒙文通文集第3卷，413页，巴蜀书社，1995年）。可惜对于李元春这样一个祖师级的重要人物，一直以来关学界却鲜见研究，上网一搜，满目都是李宇春，却不见一条李元春。刘著论及李元春学术思想，开篇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简捷指出李元春思想的直接渊源是薛瑄河东之学，这就抓住了李元春学宗朱子的根本特点，真可谓提纲挈领，要言不烦。接下来，刘著又以“李元春对程朱理学的坚守”为题，系统论述了李元春理学思想的特点和贡献：首先，李元春理学的重点在工夫论；其次，李元春主张以“学”对治王学末流的“不学”；再次，李元春坚持程朱理学的“主敬”“存诚”，批评王学偏于虚寂的修养方法。应该说，刘著对南大吉、张舜典、李元春等关学学者的首发研究，无疑是极具创新意义的拓荒之作。
03
一部好的历史著作，既需要扎实的史料功夫，也需要别出心裁的深刻洞见。在这方面，刘著的表现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好评。
以实证的方法研究经史之学，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优秀传统，至迟在清代，古人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实证方法论。阮元说：“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研经室集自序》）戴震说：“凿空之弊有二：其一，缘词生训也。其二，守讹传谬也。缘词生训者，所释之义，非其本义。守讹传谬者，所据之经，并非其本经。”（戴震《古经解钩沉序》）凌廷堪说：“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校礼堂文集》卷 35，《戴东原先生事略传》）。古人所说的实事求是，主要是强调要以文献为依据去解释经典文本或者还原史实。尽管眼下“二重证据法”风靡天下，但大多的历史研究也还主要是以文献为主的实证，这与古人是相似的。所以，我们研究历史，若不读古书，不以古代文献为依据，而是动辄引用一些宏大理论，那就难免落入戴震所批评的凿空之弊。
在文献的实证考据方面，刘著博览群书，旁征博引，也卓有建树，这样的例子在全书随处可见。例如，刘著在钩沉南大吉生平时，就考索了《明史》、冯从吾《关学编》、黄宗羲《明儒学案》、张骥《关学宗传》、焦竑《国朝献徵录》、乾隆《渭南县志》、《王阳明全集》、渭南南逢吉《纪年》、南大吉《瑞泉南伯子集》等文献，傅斯年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刘著庶几近之。另外，从刘著书后所列参考书目看，全书共计古籍近300种，现当代学术著作近两百本，共计500余种。在所参考古籍中，仅关学稀见古籍就有王建常《王复斋余稿》、王承裕《少保王康僖公文集》、韩邦奇《正蒙拾遗》、孙景烈《四书讲义》、杨树椿《杨损斋文钞》等数十种，看得出，这些著作也都经过了作者深研细读，并非只是著录书目。由于存世关学文献的阙如，作者还把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方志文献、与关学人物相关的学者文集等领域，这种顺藤摸瓜、上下求索，竭力求索第一手史料的苦心孤诣和严谨治学精神无疑是值得后来者作为法式的。至于现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刘著也囊括中外，不仅浏览了国内学者的相关著作，而且对于日本等国的著作也一网打尽，这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傅斯年曾经说，史学就是史料学，这种说法虽然偏激，但矫枉过正，的确突出了史料文献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在此方面，刘著的历史叙事，无论是叙述作者生平还是揭示学者思想，都建立在史料先行的基础上，这使得刘著十分的扎实、十分的厚重，显示了一个学者深厚的学术修为。
一部好的史学著作，当然不仅仅是堆砌文献，更为重要的是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之上，对文献的解读以及研究之后所得出的精辟论断。孔子曾经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个人以为，研究学术史的基本功夫，孔子这句话实已尽之。学者治学首先必须博览群书，但是光读书也不行，还必须在博览的同时进行思考、辨析、取舍与评论，还得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对此，清代学者也有很多论述。戴震曾经说：“仆闻事于经学，盖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戴震文集，中华书局，页141）又说：“书不克尽言，言不克尽意；学者深思自得，渐近其区；不深思自得，则草蕤生于畦而茅塞其陆。”（戴震文集，中华书局，页142）又说：“凡学未至贯本末，彻精粗，徒以意衡量，就令载籍极博，犹可谓'思而不学则殆’也”（戴震文集，中华书局，页138）作为一代经学巨擘，戴震认为，研究经学不仅仅要博学，而且要有过人的见识；不仅要有过人的见识，而且这些史识要像老吏断狱一般全面、深刻、精准，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治学过程中，如能学思结合，积累到一定程度，自然就会独上高楼，达到庸常所难企及的思维高度。
除了考据博览详实，刘著的议论也深得考据学的精微，颇为持重与精审，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例如，刘著第六章第二节论三原学派的学术思想（上）节前首先考辨了黄宗羲《三原学案》列入韩邦奇、王之士的问题。在经过一系列考证之后，作者并不急于驳倒别人，挺立自己，而是采取了一种备列两说、各是所是的兼容态度。刘著写道：“……可见，王之士从学于吕楠，似应属于河东之系。不过黄宗羲将他们二人归于三原学派，似应有其所本。……因资料所缺，不可一概否定，此仅存疑。”（刘著第217页）大凡作学问者，往往喜欢别立新说。别立新说者，又大多成见在胸，合乎己意则张之，不合己意则舍之，唯恐自家见解不能成立。反观刘著，则能阙则存疑，不做自是之武断，着实难能可贵。在晚明关学研究中还有一个疑难问题，亦即冯从吾的理学与张舜典的理学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对于这个问题，刘著也耗费了许多心思与笔墨。在第299页，刘著说冯从吾“恪守伊川、晦庵矩矱”，也服膺阳明致良知之说，而张舜典则学主明道，以为圣人之学，而不知以本体为工夫，最易蹈义袭支离之弊，可见其学更倾向于阳明心学，而与冯少墟“微别”。这就指出了张舜典偏向阳明心学的根本特点。在第334页，刘著又论及冯从吾《辩学录》一书，因为该书完整记载了冯、张二人在理学上的主要分歧，是研究冯、张思想异同的关键文献。提及此书，实际上等于为研究冯、张学问异同指明了路径。在第344页，刘著又集中讨论了这一问题，以为“冯、张皆出自许孚远门下，且为莫逆之交，思想颇为契合，但仍有不同之处。”“作为湛门高徒的许孚远主张将心性合二为一，又主张将心性一分为二，尤其彰显了'性’的本体地位，以防止专任灵明。……而张舜典在继承许孚远重工夫的理论特色的基础上，更偏重于透悟本体。与冯从吾相较，二人思想同中有异，互为补充。”这种写法，自然会引起读者对冯、张理学之异同的关注。这样的处理应该是比较巧妙的。再如，晚清关学人物牛兆濂其人比较复杂，也很难评价。在新派人士眼中，牛兆濂在西学已经势不可挡的近代化大潮中依然固守程朱理学，抗拒西方民主科学新说，无疑是个顽固派。在文化保守主义者眼中，牛兆濂又成为文明传承的中流砥柱，人们因此神明敬之。而刘著论说则较为客观合理，以为对牛兆濂的评价应该既从清末民初学术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待，又应该从关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待。刘著认为，从前一角度看，牛兆濂无疑是一位逆潮流而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从后一角度看，牛兆濂又在接续关学学脉、振兴关学精神方面，确有重要的贡献。文末，刘著总结说：“牛兆濂是关学史上没有挣脱传统的最后一位有影响的大儒。”（第520页）个人以为这个论断非常客观也非常有分寸，完全当得其“精审”二字。因此，也可以说，在文献考据与史识方面，刘著既展现了丰厚的文献考据功力，又有许多“褒贬俱出独见”的分析议论，是十分成功的。对此，陈祖武先生早已注意，他说：“刘学智先生精心结撰的《关学思想史》，林乐昌先生、方光华先生对张载思想的深入研究，皆于关学精神有过精辟阐述。我完全赞成几位先生的意见，尤其佩服学智先生系统、周密的文献梳理，以及凭以展开的理论归纳”（陈祖武：《弘扬关学精神的里程碑》，陕西师大学报，2016年第三期），陈先生这段话，良有以也。
04
张载关学是一个内圣与外王兼具的完整理学体系，而其根本特色则在外王亦即治国平天下的层面。正是在“以礼为教”这一点上，张载关学显示出了自己独特的学派特质。当然，儒家的礼既是一种道德修养的戒律与规范，又是一种国家管理制度，也不宜将它单单视为一种纯外王的东西，但无论如何，自张载以后，以礼为教，心系民生，胸怀天下，始终是关学学者代代相承的优秀传统。张载创立关学，有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志愿。降至晚明，冯从吾著作《关学编》，自称旨在“聊以识吾关中理学之大略”，希望人心个个化为道心，其根本精神也与横渠四句一脉相承。也可以说，历代关学学者，不论身在庙堂之高，还是处在江湖之远，心系苍生，胸怀天下的抱负则是一样的。
在物欲横流、铜臭遍地的今天，我们当然已经不可能有古代那样的纯粹理学家了，从事关学研究的多数学者当然也难逃为了科研而科研的功利责难，然而，作为一位出类拔萃的有抱负的史学大家，在刘学智先生身上我们依然会看到一些古人的影子。在该书《后记》中，刘先生指出，他写作此书的目的是“要对绵延八百余年历史的关学史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写出一部能反映关学思想发展历程的《关学思想史》”。他接着又说：“重要的是，我写这部书稿的力量源泉也是充实的。一方面，是自己为张载及关学学人群体的精神气象和节操风骨所感召。张载那著名的'四为’句常能激发人的使命感，使人油然产生一种'立命’'继绝’的心劲，加之其刚毅的气质，'扩前圣所未发’的缜密大气的理论架构，使每一位走近他心灵的人都会受到无形的感染和激励，并产生由衷的敬佩之情！其弟子或后继者如'三吕’、范育、王恕、吕枏、马理、杨爵、韩邦奇、冯从吾、张舜典、李二曲、李柏、贺瑞麟、刘古愚、牛兆濂等人所代表的关学群体，为'救时弊’'弘正学’、变风俗、扬正气而表现出的那种不畏强权、敢于直言、刚正不阿、坚持真理的精神气质、高尚节操和整整风骨，不能不使人为之肃然起敬！”（刘著538页）我个人相信，这是刘学智先生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由这段话可见，其实刘著的写作显然具有传承孔孟之道、继续八百年关学学统，用是在当今社会救时弊、弘正学、变风俗、扬正气的恢弘愿想。这样说来，刘著的现实关怀，即是通过祖述关学精神，借以达到纠正社会不良风气、重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目的。张岂之先生在《关学文库》总序中说“关学典籍的收集与整理，是关学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文献整理的严重滞后，直接影响到关学研究的深入和关学精神的弘扬，影响到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和中国文化精神的发掘”，按照陈祖武先生的解释，所谓关学精神的精髓就是张载“四为”句，用今天的话来说，“为天地立心”，就是为国家和民族确立根本，就是要确立和坚守共同的文化信仰，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为生民立命”，就是全体国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是每个同胞都要去确立和坚守的精神目标。“为往圣继绝学”，就是要弘扬和坚守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为万世开天平”，就是要为子孙万代谋福祉，讲的是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确立和坚守社会责任（陈祖武《弘扬关学精神》，陕师大学报，2016年第三期）。作为西安地区的关学研究者，笔者有幸在最近一次的学术研讨会上聆听到了刘学智先生的学术报告和小组发言。在小组发言中，刘先生明确提出了“亲近关学，重建陕西斯文”的主张。我以为，刘先生写作《关学思想史》的现实关怀正在于此。所以，读者在阅读此书时，除了了解关学历史与古人的思想，还应当优先关注刘先生的良苦用心。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刘先生写作此书的终极关怀其实与冯从吾写作《关学编》一样，都是在为建设中国理想的道德文化而孜孜努力。
最后，笔者所要说的是，尽管刘著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也不能说这本书就已经登峰造极，关学研究此后再没多大意思了。对此，刘先生自己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专门列出了一个囊括了十多个问题的关学研究清单，认为关学史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弄清楚。在这份清单中，他把张载在我国理学史上的地位重估问题列于第一位，他殷切地希望当今关学研究者甘于寂寞，一心一意专注于关学与关学史的探研，用更多更有分量的学术论著，以迎接关学研究的新高潮。笔者也深信，在《关学文库》出版之后，“在未来5—10 年间，陕西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界，一定会出现一批以《关学文库》为依据的优秀研究成果。”（陈祖武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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