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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流行于西方的文化哲学是有些矛盾的，例如有人通过对比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和韦伯的宗教哲学，就得出了二人的观点正好相反的结论。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这样发展的，即先有生产力的进步，再有经济基础的变化，再有上层建筑的变革，最后才是意识形态的变化；韦伯则相反，先有观念的变革，例如新教伦理，然后才有资本主义的发展。简单点讲，马克思是先有经济变革后有文化变革；韦伯则是先有文化变革，后有经济变革。孰是谁非呢？
应该说，马克思对精神的作用的确重视得不够，无论在其唯物史观中还是在其两种生产理论中，精神生产都没有位置。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克思将精神生产和意识形态看成了一个东西，起码是把他之前即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精神生产都看成了意识形态。用他的话讲，就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
然而，无论意识形态如何曲解人类史，精神生产本身并不是意识形态。精神生产如同物质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一样，都是人的生产实践活动，都在为人类创造着财富，这三种生产共同构成人类社会的基础。也就是说，一个社会不仅有其经济基础，而且有其文化基础，如同一个社会不仅有其物质资本而且有其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一样。
至于意识形态，那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而已，既不具有生产性，更不具有社会基础性，它是高高在上的，是为统治阶级做统治工具用的。
尽管任何意识形态都来自于精神生产，但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前者属于政治国家，后者属于社会基础。这就如同建筑政府大楼、国家监狱的物质材料虽然来之于社会的物质生产但无论政府大楼还是国家监狱都不是社会的经济基础一样。
由此可见，将精神生产与意识形态混为一谈是十分错误的。随着改革开放，精神生产中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理论已被承认为社会生产力从而被作为社会的基础看待了，但精神生产中的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学科却依然被看作是社会的意识形态，迟迟回不到社会的文化基础这一精神生产应有的位置上来。这一方面造成了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发展滞后和遭到轻视，例如文化教育上长期的重理轻文，实用学科的“热”和文史哲的“冷”，一方面也造成了现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失落，即所谓“一切向钱看”。显然，道德滑坡，腐败盛行都是与精神生产的意识形态化从而精神生产得不到正常的发展脱不了干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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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像一些文化哲学家那样将精神当做社会发展的源泉就对吗？恐怕也不然。
众所周知，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中曾提出了自己的文化观，他认为人类的文化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受叔本华意志论的影响，梁氏认为由于人们的意欲不同，各民族的生活方式不同，在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因而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也就是他说的三种生活样法，“生活的根本在意欲而文化不过是生活之样法”：第一种是生活本来的路向，表现为奋斗的态度，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勇于改造世界；第二种是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得满足，并不想奋斗的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他所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的意欲调和罢了，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第三种是最违背生活本性的道路，因为生活的本性是向前要求，走这种道路的人们遇到问题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而他们往往采取的是对种种欲望的禁欲。
对应这三种路向，在我们人类文化中各有其代表，代表第一种路向的是西方文化，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西方文化发展的道路上出现了波折的事实，古希腊罗马时代可以说是走的“第一路向”，到中世纪一千多年则转入“第三条路向”，西方自希腊人走第一条路，在科学、哲学、美学、文艺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接着罗马顺此路向往下走，在政治、法律方面又都有所成就，然而这些思想却流为利己、肉欲的思想，风俗大敝，“简直淫欲、骄奢、残忍、纷乱的不成样子”，于是借来希伯来的宗教--基督教来收拾挽救。“这自然于补偏救弊上也有很好的效果，虽然不能使那个文明进益发展，却是维系保持之功实在也是很大。”
然而，宗教主导一切带来的流弊也随着时间逐渐显现出来，哲学、文艺、美术、成为宗教的奴隶，科学遭到摒弃，教权极盛，教会横行，导致了中古的黑暗时代。“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于是产生，“文艺复兴”借着研究古希腊的文艺，重新提倡古希腊的思想和人生态度，生活方式，“宗教改革”与希腊潮流相表里，两股潮流使得西方文化回复的第一路向上来，“差不多后来的耶稣教性质逐渐变化，简直全成了第一路向的好帮手，无复第三路向之意味。”总的来说，西方文化主流上是第一路向的，西方文化的三大特异彩色是：征服自然之异采、科学方法的异采和德莫克拉西的异采（德谟克拉西代表了对种种权威实力的抗奋斗争）。
中国文化对应的是第二路向，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而绝没有提倡要求物质享乐的，也没有印度的禁欲思想，没有征服自然的欲望，无论如何也产生不出科学来，有的只是和自然和谐相处，持这种态度的中国人，对于自然，根本不为解析打碎的观察，而走入玄学直观的道路。
印度人既不像西方人的要求幸福，也不象中国人的安遇知足，他是努力于解脱这个生活的，既非向前，又非持中，乃是翻转向后，即是所谓的“第三路向”。
相比而言，西方化以意欲向前的要求为根本精神，中国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
简言之，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走的是第一条人生路向——向前的路向，即征服自然，改造环境的路向。以意欲向前发展为其根本精神，西洋人是崇尚对外用力的，他们向自然界争取物质，向社会争权夺利，正因如此，西洋人能不断地征服自然，发展科学和民主。中国文化走的是第二条人生路向，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中国人注重“向里用力”，他们不向自然界争取什么，也不向社会要求什么，安分知足，随遇而安。因为强调内外矛盾的调和、持中，所以科学和民主都不发达。印度文化走的是第三条路向，即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这是佛教文化的路向，当然还有伊斯兰文化，犹太教文化的影响，印度不谈现世的人生问题，而是要超脱人生的问题。梁漱溟虽然认为印度的文化超出中国文化，但对其完全持排斥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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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且不说梁氏的文化三路向说是否正确，问题是，中国人、印度人和西方人的“意欲”为何不同，他们为何会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如果不能回答这一问题，那说得再多，也都只能流于现象的描画，而不能深入其本质。此所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在这里，马克思历史哲学的解释力显然更胜一筹。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宗教改革在近代西方崛起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由此得出历史的发展源泉在于精神观念恐怕就失之轻率了。
事实上，人类历史的发展动力既非单纯的经济，亦非单纯的精神，而是经济与文化、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共同起作用的结果。这也绝非调和折中，而是受到了马克思的启发，觉得不跳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不能从更高的层面看问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写道:“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也就是家庭。”接着，在指出了“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就“在历史上起着作用的”“三因素”之后，又说：“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是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
大家知道，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发展的“三因素”其实是“二因素”，即两种生产，亦即物质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因他讲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这“两个因素”都是物质生产。所以他讲的“生命的生产”实际就是人的“肉体生命”的生产，即通过物质生产劳动生产自己的肉体生命；通过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生育”生产他人的肉体生命。
虽然马克思的生命的生产没有包括精神生产，但将两种生产统一于高出于两种生产之上的生命的生产的观点是天才的，也很有启发性。这就是说，当遇到非此即彼的问题时，正确的答案既不在此也不在彼，而就在高出彼此的地方，亦即只有跳出非此即彼的陷阱，才能找出正确的答案。
在此，我们只需把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发展为三种生产理论，即加上精神生产理论，使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真正成为“三因素”决定论的历史哲学，问题就解决了。随之而来的当然是这样，即人的生命的生产不仅是肉体生命的生产，而且也是或更是精神生命的生产，这就是通过精神生产活动包括文化教育活动所做的事情，同时，人的生命的生产也不是双重关系，而是表现为三种关系，即不仅表现为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也表现为精神关系。如此，人才是灵肉一体的人，才是完整的人，既不是行尸走肉，也不是孤魂野鬼。
在这种历史哲学中，经济和文化、物质和精神都不是单打独斗的角色，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单独推动历史前进的车轮，他们都化作了人的生命，并通过人的生命不断地创造着人类的历史。
所以，在我们这里，文化哲学虽然叫做文化哲学，但并非文化决定论哲学，就像我们所说的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并非人们所说的唯物史观一样。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可将我们所说的哲学叫做“生命哲学”，因在我们看来，历史和文化都是人的生命的生产所创造的。
从学科分类角度来看，文化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因此，如果说狭义关学属于哲学，广义关学作为文化哲学就是关学的二级学科。也就是说，关学由狭义到广义，尽管内容扩大了，但“地位”却降低了，这也是应该的，因这就意味着关学离社会和民众，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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