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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刘学智先生讲，张载身后关学的传衍相当复杂。既有直接师承，也有间接承传；既有学脉上的一贯性，又有不同时期的特殊性；既有张载学说的的正传发展，也有关学在其与异地学派的互动交融中发生的顺应时代的某些变化。
在张载可考见的弟子中，蓝田“三吕”（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和武功苏昞、游师雄，三水范育，长安李复等人，对关学的形成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尤以蓝田“三吕”的吕大钧为著。
蓝田“三吕”，是作为张载弟子的说法；若再加上“三吕”的另一个兄弟吕大防，则称蓝田吕氏四贤。吕大钧，字和叔，从小就胆识过人，为人朴实厚道。他和张载为同科进士，得知张载学识渊博，便第一个拜张载为师，随之带动关中学者趋向张载求学，一时横渠闻名于世，形成“关学之盛，不下洛学”的局面。吕大钧不畏人言，躬行儒家”仁爱“礼教，以张载传授的法度为准绳，将所学知识用到日常生活中。吕大钧还在同胞兄弟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编写了《吕氏乡约》、《乡义》等。《乡约》主要提出“德业相励，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大章。经过推行，对改化关中风俗起到了实际功效，扭转了汉魏以来佛学盛行，造成儒家礼教衰败的混乱局面。张载高兴地说：“秦俗之好化，和叔有力”。程颐也称：“任道担当，其风力甚劲。”朱熹称《吕氏乡约》“今为令申”。吕大钧主要著作有《四书注》、《诚德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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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逝世后，不少人先后投奔二程门下，遂有黄宗羲“关学再传何其寥寥”的感叹。但明万历年间冯从吾所著《关学编》大体上还是还源了一个清晰可见的关学传承脉络。总的来看，关学是在融入理学的大潮中得以弘扬的，即在与当时无法回避的濂、洛、闽、金溪之学以及后起的阳明心学的互动交融中得以传承和流衍的。
金元时期的关学处于低谷，也正是此时关学发生了由传承张载之关学向笼统传扬濂、洛、关、闽之理学的重大转向。到明代，出现了关学的中兴之势。
明代中期，由王恕、王承裕父子与马理、杨爵、韩邦奇等共同形成的旨在阐扬而又修正程朱的三原学派引领风骚。
韩邦奇，字汝节，号苑洛，今陕西大荔县人。韩邦奇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他的父亲韩绍宗，“学识才品，当世推重”，官至福建按察副使。韩邦奇从小聪明异常，受其父亲影响很深，青年时期“有志圣学”，且对诗歌音律有独特的见解，凡与他交往的人无不惊叹而已。正德三年，韩邦奇考中进士，先后任吏部考功主事、又升员外郎、浙江按察司、山西巡抚、南京兵部尚书等职。韩邦奇告老还乡后，仍孜孜不倦，著书讲学，当时理学在全国达到鼎盛时期，而且理学中的王阳明倡导的“心学”已风靡全国。在这期间，他写下了《性理三解》、《易占经纬》、《易说》等著作。他对理学中的“义理”（哲学）和“数理”（占卜）以及地理学都有精深的研究。特别是在声律与乐学方面成就最高，应该说他是明朝著名的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所著《律吕新书直解》一直被后人推崇。《关学编》称他“文理兼备，象数可与邵康节，论道体乃独取张横渠”。
马理，字伯循，号溪田，三原人。正德年间考取进士。先后任吏部稽勋司主事、员外郎、考功郎中、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南京光禄卿等职。马理年幼聪明好学，举止文雅，十四岁时就成为当地很有名的诸生。后因康僖公保举，以进士身份回到家乡，在弘道书院开始讲学。其间博览群书和儒家经典。他在讲学中注重言行如一，时时处处仿效古代圣贤，常常以曾子的“三省”、颜回的“四勿“严格规范自身，进退举止，极力追随古时的道仪，很有关学宗师张载的风范，深受名士康僖公的器重。督学唐渔石还为他建造了十分精美的嵯峨园林，并亲自题记，十分推崇马理的学说，认为他真正继承了关学、洛学的思想精髓，是一位受人敬慕的大儒。由于马理的名声斐然，仰慕者很多，就连朝鲜的使者来京，也要拜访马理和关学另一名大家吕楠，并称赞说：“伯循，仲木属中国第一人才”。马理非常喜欢古代的礼仪，经常私下揣摩、体会。至于婚、丧、嫁、娶的礼仪，他融张载、司马光、朱熹和大明礼思想为一炉，折中用之。马理在礼仪方面拜师张载，但在学术上更接近程、朱，见解独到。他的著作有《四书注疏》、《周易赞义》、《尚书疏义》、《诗经删义》、《周礼注解》、《春秋修义》、《陕西通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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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与三原学派引领风骚同时，有薛瑄河东之学经由段坚、周蕙而传薛敬之、吕柟，其学振于渭南、高陵，掀起不小波涛。此时，阳明学崛起东南，渭南南大吉“传其学以归，是为关中有王学之始”。
吕柟，字仲木，号泾野，今陕西高陵县人。正德三年以殿试第一而中状元。中状元后，先后任翰林院修撰，充任以经筵讲官、考官、史官等职。明世宗即位后，又参与撰修《武宗实录》，后遭诬陷被贬解州（今山西解县）和南都（南京）国子监祭酒、礼部右侍郎等职。在任解州判官并代行州事期间，他减劳役、劝农桑、抚恤独孤寡，兴修水利，建“解梁书院”，聚乡贤耆老修订“教民榜”、行“关学”大家“吕氏乡约”和“文公家礼”（指北宋文彦博宰相），并在解梁书院聚众讲学，四方学人闻其盛名，接踵而来。任职解梁的三年中，后人称“习小学之节”“歌幽南之诗”。民俗“翕然改之”。因政绩显著，御史卢焕等以“王佐之才”累荐，被提升为南京吏部考功郎中，临行时，“士民数千哭送至黄河岸边”。吕楠度过黄河，“犹闻对岸哭声琅琅”，他情不自禁口出一绝：“试听黄河东岸哭，为官何必要封侯”。吕柟调走后，解州人士感德不忘，立碑以记其政绩，塑像以寄其恩情。
他在南京的九年中，因闲得以读书和讲学。当时王阳明“心学”兴起，一时风靡全国。吕柟反对王阳明把“良知”看作抽象的人“心”观点，认为用良知教人，于学者无益，便在南京柳湾精舍、太常南所等地讲学，与王阳明唱对台戏，一时“相得甚欢”，风动江南，可与王阳明“中分天下”。东南学者尽出其门，连朝鲜使者来华，也称赞他文才全国第一。
吕柟立教严谨，躬行实践，既重言教，又重身教。他常说：“师严而道尊，道尊而民敬。”他官至三品，历仕三十余年，“家无长物，室无妾”，不以私事干人，亦不受人私干，门徒相守数十年者，未赏见有偷语情容。因有这些美德，所以在他死后，“高陵人为之罢市者三日”，“解州及四方学者闻之，皆设尊位持心丧讣”，连世宗皇帝亦为停止朝事一天，以示哀悼。吕柟的学术思想属程朱学派，但也称张载思想是“出于精思力行之后，至论仁孝、神化、政教、礼乐，盖自孔孟后未有能如是切者也。”初受业于渭南薛敬之，后又求学于河东薛瑄之传，明人称他为“真醇道学”，认为在“关中继张横渠者，泾野一人，在我朝可继薛文清者亦泾野一人，”冯存吾《关学编》称他是自张载以后“关学”的集大成者。他辞职回乡后，亲自到横渠张子祠拜谒张子，并题“三秦之光”以示继承。吕柟的著述甚多，主要有《四书因问》、《尚书说要》、《周易说翼》、《春秋说志》、《宋四子抄释》、《诗集》、《迳野文集》、《高陵志》、《解州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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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关中涌现出被称为“关西夫子”的冯从吾，他能“统程、朱、陆、王而一之”，遂成为明代“集关学之大成者”。至此关学心学化的趋向愈加明显。
冯从吾，字仲好，号少墟，长安人。著名教育家，以鲠直著称。生而纯懿。及长，有志濂、洛之学，受业于许孚远。登万历进士，授御史，巡视中城，阉人修刺谒，拒不见。旋抗章言帝失德，帝大怒，欲廷杖之，阁臣力解得免。寻告归，杜门谢客，造诣益深。家居二十五年，又起为尚宝卿。累迁工部尚书致仕。卒，谥恭定。学者称少墟先生。从吾著有《冯少墟集》二十二卷，又有《元儒考略》、《冯子节要》及《古文辑选》，均《四库总目》并行于世。冯从吾居家从事学术著述的同时，也十分热衷于讲学。为了宣传他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借用西安城南门里的宝庆寺（今西安书院门小学）作为讲学场所。冯从吾的追随者很多，不久，听众竟达几千人，连明王朝的陕西地方官也来听讲。时人评其曰：出则真御史，直声震天下；退则名大儒，书怀一瓣香。宝庆寺地窄房小，难以做讲学施教长久之地。万历三十七年，陕西布政使汪可受、按察使李天麟等遵从冯从吾的意愿，在宝庆寺东侧小悉（西）园拨地，筹建关中书院。关中书院初期占地数十亩，核心建筑为“允执堂”，进出六间，空间宏阔；青瓦红柱，肃穆庄严，是讲学集会之所，其名取自《中庸》“允执厥中”之句。绕堂左右各筑大屋（教室）四楹，东西号房（宿舍）各六楹。堂前辟有半亩方塘，竖亭其中，砌石为桥；堂后置一假山，名曰“小华岳”。又栽槐、松、柏、梅各种名木，一时松风朗月，槐香荷语，“焕然成一大观”。三年后，新任布政使汪道亨于书院后部又建“斯道中天阁”，以祀孔子，收藏儒家经典。后世经不断修葺扩建，到晚清已具相当规模，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一座高等级学府。冯从吾大半生是在关中书院讲学度过的。明熹宗朱由校继位后（1621），冯从吾一度出任大理寺少卿、左副都御史，官拜工部尚书。但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权倾朝野，冯不屑与其交往。天启五年（1625）八月，魏忠贤的在陕党羽为迎合魏禁灭东林书院的旨意，派人捣毁关中书院，并将中天阁内供奉的先圣塑像拖出“掷之城隅”。冯从吾见自己呕心沥血经营多年的书院毁于一旦，悲愤成疾，第二年便去世了，终年7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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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朝关学，刘学智先生说：在清初，起自孤寒的周至李颙（二曲），以坚苦卓绝之身，肩程、朱、陆、王之统，遂“特振宗风”，其“与丰川超卓特立，说近陆王”，其思想以“悔过自新”“明体适用”为宗旨，使关学的心学化倾向尤为加强。
与李二曲大约同时的王建常，在清初关学心学化笼罩的氛围中独树一帜，重开恪守程朱一路。此后李元春、贺瑞麟沿着“确守程朱”的路向，径直走到清末。其间虽有柏景伟、刘古愚的既坚守传统理学，又适时接受新学，但清末民初的牛兆濂则在理学趋于崩溃的背景下，仍坚持儒家道统信念，遂成为社会转型期依然固守儒学传统的最后一位有影响的关学大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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