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与人论及张载设坛开讲,就想到偌大的崇寿院内,门徒分列而坐,先生端坐其中,说《易》论《经》,陈述王道,感念民生,构建宏大的关学思想体系。院内书声琅琅,辩学之音不绝,门前则车水马龙、川流不息,来往徒众络绎不绝。横渠之地一时成为理学圣地。
但仔细斟酌,不觉生出疑虑。横渠地处边陲,战乱不断、交通不畅、物产凋敝、民不聊生,崇寿院作为一个古代小镇的议事中心,规模也不可能大到哪里去,如何承载接待这么多的门徒朝拜听讲？而且,关学思想的发展期介于1057年至1070年,张载正奔走于各地为官,并未能静心安居,讲读于横渠。即便是归居横渠后(1070-1077年),因地贫食欠,他还要亲自从事生产劳动,“足衣食而传经”。据《宋元学案》等史料分析,当时张载讲学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甚至还要给学生提供餐食住宿。《横渠先生行状》中载:“横渠至僻陋,有田数百亩以供岁计,约而能足,人不堪其忧,而先生处之益安…又以为教之必能养之然后信,故虽贫不能自给,苟门人之无赀者,虽粝蔬亦共之……岁值大歉,至人相食,家人恶米不凿,将春之,先生亟止之曰:'饿殍满野,虽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择乎!’甚或咨嗟对案不食者数四。”可见其时张载生活之窘迫,自身尚难保,又怎么能撑得起“徒众络绎”的大场面?而且,他又会以怎样的方式来讲授传播自己的道统思想呢?
根据现有史料,笔者考证后将张载授徒讲学的方式归纳为以下三种
邮驿,就是现在的快递物流业。邮驿制度在中国古时由来已久,在通信和转运方式较为落后的年代,邮驿是传递信息、运送物品的主要方式。北宋时,邮驿行业已较为发达,但其主要业务范围还是负责政府官方的信件往来,并将官员住宿的驿站和传递物品的邮驿进行了区分。宋人王应麟的《玉海》有载:“郡国朝宿之舍,在京者谓之邸;邮骑传递之馆,在四方者谓之驿。”而传递政府公文和书信的机构另设名目,总称为“递”,又分“急脚递”“马递”“步递”等数种。可见,宋代邮驿的发达程度之高,这就为张载和门徒之间通过信件往来交流传授新知创造了便利条件。
嘉祐四年(1059年),担任云岩县令的张载就以书信的方式和当时在长安户县任主簿的程颢,交流了有关“定性功夫”的哲学问题,即载入《宋元学案》一书颇引人关注的《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和《答张横渠先生定性书》。熙宁元年(1068年),吕大临作《上横渠先生书》(共计三封书信),以表求学于张载的心愿,并在之后的信件中提出了诸多观点。张载的复信今无可考,但作为自己最得意的弟子,他是不可能不回信的。熙宁二年(1069年),身在汴梁的张载和远在外地做官的程颐通过书信的方式,辩论了有关“修养功夫”的哲学命题,此事可详见程颐的《答横渠先生书》。熙宁三年(1070年),刚了结完“明州狱案”回到京师的张载,又和弟子范育业通信,交流探讨了有关“鬼神”“道学”“政术”的问题,并连作三封书信予范育进行讲解。这就是关学史中著名的《答范巽之书》《并答范巽之书》和《再答范巽之书》,后被称作“三答范巽之”。从连篇累牍的书信中可以想见张载对范育的器重、期望之高,也显现了先生对神鬼问题的思考之深。熙宁三年(1070年),辞官回到横渠的张载通过书信与另一弟子李复探讨“宗子之法”，这也是关学思想中极为重要的命题之一。此事在李复写给张载的《与横渠先生书》中有详细记载。同年,张载还撰写了《吕微仲书》寄给当时担任边帅的吕大防,讨论了有关“浮屠”“鬼神”“孔孟”等问题。熙宁六年(1073年),身在横渠的张载心系变法深水区的政治动向,就分别写信给远在外地的两位弟子吕大钧、范育,针对保甲法进行了深人的讨论,即《与吕和叔书》和《与范巽之书》。
可见,邮驿传书在当时是张载传业布道的重要方式之一。
可以这样说,张载关学思想之崛起主要得益于几次重要的公开讲学活动。
进士及第前,张载主要在家乡横渠读书学习、研究道统,其间偶有到周边讲学,如横渠以北扶风塬上的贤山寺和以东长安方向的楼观台等地。此时的张载虽满腹经纶,但因声名不显,“寂寥无有和者”。皇祐五年(1053年),其弟张戬进士及第,获得官职,顿时令张载一家成为方圆百里的名门之户,张载的学识也渐为人所知。至和元年(1054年),宰相文彦博被贬下放知永兴军。此时,张载已名声在外,器重人才的文彦博便“闻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学宫,异其礼际,士子玲式焉”。长安学宫的讲学令张载一炮而红,为接下来的系列讲学活动奠定了舆论基础。嘉祐元年(1056年),赶赴京师待考期间,张载再次受邀于文彦博,于相国寺设虎皮椅讲《易》。面对台下数以千计的听者,张载从容不迫,侃侃而谈,纵贯古今,条理清晰。讲学获得了空前成功,“横渠先生”之名红遍京城。要知道,在北宋时期能够“誉满汴梁”,就意味着名扬天下，关学的崛起已经呼之欲出。随着吕大钧为首的新儒学崇尚者纷纷拜入张子门下,张载逐步走入了高光时刻。可以这样说,张载关学思想之崛起主要得益于几次重要的公开讲学活动。
进士及第前,张载主要在家乡横渠读书学习、研究道统,其间偶有到周边讲学,如横渠以北扶风塬上的贤山寺和以东长安方向的楼观台等地。此时的张载虽满腹经纶,但因声名不显,“寂寥无有和者”。皇祐五年(1053年),其弟张戬进士及第,获得官职,顿时令张载一家成为方圆百里的名门之户,张载的学识也渐为人所知。至和元年(1054年),宰相文彦博被贬下放知永兴军。此时,张载已名声在外,器重人才的文彦博便“闻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学宫,异其礼际,士子玲式焉”。长安学宫的讲学令张载一炮而红,为接下来的系列讲学活动奠定了舆论基础。嘉祐元年(1056年),赶赴京师待考期间,张载再次受邀于文彦博,于相国寺设虎皮椅讲《易》。面对台下数以千计的听者,张载从容不迫,侃侃而谈,纵贯古今,条理清晰。讲学获得了空前成功,“横渠先生”之名红遍京城。要知道,在北宋时期能够“誉满汴梁”,就意味着名扬天下，关学的崛起已经呼之欲出。随着吕大钧为首的新儒学崇尚者纷纷拜入张子门下,张载逐步走入了高光时刻。
尽管吕大临的笔下有“横渠至僻陋”的描述,但鉴于关学道统的影响力和张载个人的魅力,前来拜师问学者仍是络绎不绝。《横渠先生行状》中有载: “先生常谓门人曰……方与学者议古之法，共买田一方,画为数井……熙宁九年秋,先生感异梦,忽以书属门人，乃集所立言,谓之《正蒙》。”通过这些零散的记载可知,张载归居横渠时绝非独处，身边总是聚集着众弟子,具体多少不得而知。其时,张载弟子中相当一部分是朝廷重臣抑或地方大员,如吕氏兄弟、种师道、游师雄、张舜民、范育、薛昌朝等人,绝无可能追随张载回到横渠坐而论道。张载通常会以书信往来的方式与他们切磋交流。但可以确定是,李复、苏昞、刘公彦、田腴、邵清、潘拯等人应追随张载左右,亲历了关学体系成形的全过程。
在苏昞所著的《正蒙·序》一文中便有如是记载:“先生著《正蒙》书数万言。一日,从容请(苏昞等)曰:'敢以区别成诵何如？’……于是辄（大家)就其编,会归义例，略效论语孟子，篇次章句,以类相从,为十七篇。”作为跟随张载学习时间最久的弟子，苏昞此语可谓是将先生追随者的状况做了明确的记载。
综上，张载讲授道统、推进关学的方式多种多样，邮驿传书、受邀讲学、聚徒面授是最主要的三种。结果就是，张载桃李满天下，关学崛起天下闻。一如熙宁二年（1069年）御史中丞吕公著举荐张载时所言：“（张载）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皆宗之，可以召对访问。”其中“四方之学者皆宗之”一句更是透露出张门弟子众多的信息，这也是横渠“弟子八百”之说的底气所在。
文章节选自《厚道圣人·张载关学千年寻踪》，作者马苏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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