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出生于1957年,在鼓楼前的帽儿胡同28号(老门牌58号)生活了25年。1982年以后,我和院里的老街坊都陆续离开,那个院落被房东出售后成了四合院旅行客栈。而从小学到初中,也就是从1964年到1974年,我先后在前圆恩寺小学的两个班、帽儿胡同小学、以及地安门中学学习。现在,这几所学校或是撤销了,或是合并到其他学校了。而我初中毕业后去了技校,而后上工厂当工人。恢复高考后上了大学,毕业后到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直到退休。我和大多数老街坊老同学不仅都陆续离开了原来的居住地,且那时连座机电话也没有,所以多数人后来都陆续断了联系。
但是,胡同生活的那些情景,确是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2009年11月15日,我把当年的胡同生活写成了一篇《帽儿胡同》,刊发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的“四合院”专版。文章见报后,几十年没见面的老邻居,邓大爷家去山西插队后远嫁苏州的小女儿宝兰,还有二女儿在天津的后代都寻踪觅迹,在我的博客下面留言,并发来了她们几年前故地重游、敲门进院,拍下的小院儿照片。
2013年,看到《北京晚报》开展大院儿征文,我便写了一篇《帽儿胡同里大院云集》的征文,介绍了胡同内的话剧院、外交部、煤炭部等大院儿的生活,刊发在当年7月13日的《北京晚报》上。那次,“皇城根儿胡同串子”的公众号就推送了我的这篇文章。但我当时还没有玩儿微信,所以对此毫不知情。
直到2015年,因为工作原因,我的小学、中学同校不同班的同学赵红联系上了我。她带我进了一个初中同学的微信群。当年四个俄语版,二百来人,但现在群里只有十几个同学,多数并不认识。而群里有我在文章中提到的小学同学安宁、汪芸年,当然,我们都互加了微信好友。安宁告诉我,两年前,我那篇文章见报后,有人告诉她“你上报了”,她的演员妈妈还专门给她留了一份当天的晚报。她还把“皇城根胡同串子”转载的大院文章转给我,我才知道有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
去年,也就是2017年,我又把当年胡同生活的回忆,写成一篇《南锣鼓巷记忆》,刊发在6月21日的《北京晚报》上。想起当年曾有这样一个微信平台,就通过搜索又找到了“皇城根胡同串子”,把文章发给了“串子”公号。几年过去,这胡同串子公号也是今非昔比了。同样是这个平台,同样是写南锣鼓巷一带的文章,同样是在晚报上刊发后推送,当年的文章,只有千余人浏览,几个人点赞;而这篇文章一两天就有上万人浏览,近百人点赞,前后六七十条留言。
如果说微信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那么,“胡同串子”则更神奇地把当年胡同的串子们串了起来。这不,一两天的时间内,留言中就既出现了多位四五十年不见的小学、中学同学,又出现了三四十年前先后搬离那个小四合院儿的老街坊。我曾在文中提到,小学5年级时,藏小敏、王慧英、杜秋生、齐雄同学住在南锣鼓巷。后来,我陆续看到了藏同学、王同学和齐同学姐姐的留言,并与两位同学互加了微信好友。有意思的是,这两位同学也是因为这篇文章和这个平台,才在几十年之后又再次相遇的。
留言中出现了一个很熟悉的名字——何明。他留言说,“潘璠,好熟悉的名字啊”!是啊,我们是初中同学嘛!当年,大家常常开玩笑称他为“大何民国”。上世纪70年代初,地安门天意市场还是著名的友谊时装厂。当年在那里学工劳动时,我已经身高一米七八,体重一百四十斤了,要个有个,要力气有力气。那时不知深浅,与何同学在四楼楼顶上开玩笑时,我竟用双手把他平托起来,伸到了楼檐外边,把他吓得够呛,但又一动也不敢动,只好死死抓住我的衣服。事后想想,我也深感后怕,要是万一,咋办啊!
我给何同学留下了邮箱,但他并没有马上联系我。后来才知道,因为他没有邮箱,也不知道怎样建立邮箱。在那篇文章的留言者中,还有自称跟我小学同一个班主任的“糯米粥”、自称房东亲戚后代的“幸福的人”、自称曾住在我院隔壁的“小哥很帅”……
从那以后,我便陆陆续续有回忆文章被“胡同串子”公号推送。在我的《致终于消失的沙井副食店》被推送大约一个月后,留言者中出现了“整顿”两个字。不是要整顿谁整啥事儿,而是名字就叫“整顿”。整顿的留言说,“潘老先生可是地安门中学七三届初中毕业的?可是一连一班王素兰老师班的?”他还同时留下了手机号和微信号。只是按照微信平台的设置,我的文章虽然被推送,但“作者”是平台的管理者,所以有留言我是不会马上知道的。而我也不能天天回看被推送过的文章,看看下面是否有最新留言。所以,王整顿同学的留言,我很长时间都不知道。
而由于这篇文章被“胡同串子”推送,我们那个十几个人的中学同学群也知道了这个公众号。我的不同班的同学赵红、王静也陆续写出《雨儿胡同甲5号》、《地安门中学的老师们》等多篇文章,被串子公号推送。在后一篇文章的留言中,王整顿同学与何明同学联系上了,接下来,他们二位和我也联系上了。
(左起:何明、王整顿、本人)
于是,一个又一个中学同学从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冒了出来。一个人找到几个人,雪球越滚越大。原来持续3年、来自4个俄语班、只有十几个人的一个中学同学群,快速发展到三个群、四个班、上百人的规模。在四五十年的漫长岁月中,这些中学同学毕业了,下乡了,返城了,就业了,结婚了,成家了,转行了,搬家了,退休了,养孙了……当年,没有手机,甚至没有座机,于是,绝大多数人之间就断线了、失联了。而“串子”公号使我们已经找到、还正在找到许多许多老同学,以致大家天天在群里聊得热火朝天,真好像返老还童一样。
去年下半年,为了实现老母亲的遗愿,我去了她出生和生活过的所有地方。8月的最后一天,我在住了25年的帽儿胡同28号住了一个晚上。这里已经成为四合院旅行客栈了。我把这次经历写成文章,在《北京青年报》以一个整版刊发。因为我在文章中用了“隔壁老王”这个时髦的称谓,发朋友圈后,我的技校同学白瑞卿留言道,“有了微信,隔壁老王也会找来的”。
果然被他言中。这篇文章在“胡同串子”上转载推送后,留言者中出现了“宝晨”这个名字,落款是“南屋四姐”。南屋就是我家的隔壁呀!只不过他们家老爷子姓邓不姓王,宝晨是四女儿,是宝兰的姐姐。记得她当年高高大大,身高至少在一米七以上,歌唱的非常棒。她大我得有七八岁以上,嫁了一位同属空军系统的郎君后,就较少回到院里了。当然 ,我们也互加了好友,互相关注彼此的晚年生活。有了微信,有了“胡同串子”,从同学到街坊,“亲们”的队伍真是越来越壮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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