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农民银行的成立是在特定背景下的产物,在1949年被清理和解散了,与新中国成立的农业合作银行没有关系。与今天的中国农业银行更没有任何联系,与后来国民党在台湾的中国农民银行有没有关系,还待研究。
其次,农民银行生存16年,多次变换总经理,与孔祥熙担任总裁的中央银行矛盾重重,反映了国民党内不同派系的勾心斗角。郭外峰上任不到两年就去世了,由蒋介石的老乡和恩人徐青浦的儿子徐继庄继任总经理,由于过去以鸦片抵押贷款为业,看上去不雅观,徐中断了此项业务,开始像中央银行一样办理农民银行,开始发行一元券和角券,后增发5元券和10元券,与中央银行争业务,且抢中央银行的军人存款业务,这就触犯了中央银行总栽孔祥熙,孔利用法币改革机会,只承认中央、中国和交行的票子为法币、农民银行的准备金和发行库移交中央银行,但被徐继庄拒绝了。孔利用自己准备的在国外报刊发表的文章,称法币改革要成功,必须停止农民银行发行货币的权利,而这要求达到必须要以农民银行总经理的徐继庄辞职才行。蒋阅读到这篇文章,为法币改革的成功,蒋介石就要求徐继庄辞职。接徐的位置的是叶琢堂,他和他的两个女婿控制农民银行8年之久。在叶上任不久,中日战争爆发,农民银行总部由上海搬到武汉,再转到重庆,叶本人闲居香港。农民银行的具体事务由与陈果夫和陈立夫关系密切的常务董事周佩箴负责。在叶之后,总经理由顾翊群担任,期间发生农民银行“拒顾护行”事件,顾被迫辞职。后实行董事长和总经理分开的机制,由陈果夫任董事长,叶的女婿李叔明担任总经理,陈担任董事长后,又推动成立中央合作金库,服务于农村合作社运动。在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纷纷考虑撤走,农民银行坚守岗位,不断迁址,从福州、广州和厦门办公到广州办公,接着上海军事管理委员会接管了农民银行在上海的总管理处,人员1700人,收到100多两黄金、几百包大米、房屋和家具,全部家当就是这些。由于农民银行的历史较短、影响不大,政府清理关闭了这家银行。这就是农民银行的结局。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命运就好的多了,考虑到中国银行历史悠久。有商股和海外机构,具有特殊性,中国银行的原名、原机构和原有员工包括行长宋汉章都保留下来,办成国家外汇专业银行。交通银行被接管后,国民党政府的官股没收为新中国所有、私股及其权益得到保留,董事会改组后,留用人员原职原薪。交行总管理处搬到北京办公。
最后,我们认为,农民银行的清理关闭的命运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农民银行是蒋介石的小金柜、管理人员是蒋介石的亲信集团,成立的目的是对付共产党,内部管理很差,最后的命运只能是灭亡。国民党退居台湾以后,于1967年重新建立了中国农民银行,其宗旨是办理岛内外汇兑和货物押运,办理农业生产贷款、农产品加工运销贷款,支持农业生产建设。如果要认祖归宗的话,中国农民银行应该算是其先祖了,但没有帐务上的联系,完全是新设立的,最多沿用了原有的名字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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