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十二岁时在北京长安街街头散步,遇到一个大仙模样的人对他说:“你的胡子到领口时,进入圣境;胡子到胸口窝,结圣胎;胡子到小腹,圣果圆。”翻译一下就是:你30岁时可以在学问上有所成就,40岁时可以有完善的思想体系,50岁时可以将学问运用到事业上,人生圆满。听了这段话的王阳明,后来说出了“天下一等事乃是做圣贤”,他从12岁那年立下这个志愿,从未改变。在创立心学以后,他对立志也异常重视,他说:“志向不能定立,天下便没有可以做成的事。”
在王阳明看来,立志并非是随意地定立志向,而是立下志向后,眼里耳里都只有自己的志向,内心永远专注于此,如此立志,方算立志!立志为己奋斗可得人生圆满,立志为他人可得人生辉煌。
立志,然后勤学,“凡是不够勤快的人,都是因为所立的志向不够深切”。
在王阳明的眼中,勤学,不仅是品质,更是为人处事的态度,他说,世上有太多人,腹中空空,却装作很充盈;明明没有学问,却装得很有学问;隐藏自己的短处,嫉妒别人的长处。
天资聪颖的人,往往如此,依靠着一点小学识自以为足够受用,这些都是心灵上的毒瘤,侵蚀得他们轻易被打败,只有勤学、谦逊的人,心中光明,立足长远,可以成大事,谋大业。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然而即使大圣大贤,也会有过错,只是他们能改过。
王阳明有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灭心中贼难”,改过,改的就是心之过,许多人犯错不愿承认,就是迈不过心中的一道坎。他教导诸生,哪怕从前做过强盗贼寇,只要能完全除掉旧有习气,依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君子。
改过之人,最忌认为改过无事于补,信任也无法重修,便沉浸在羞愧猜疑的心理中,只有不因此自卑,才可以充分改过就善。
王阳明说,改过有两种境界,一种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种则是被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被迫,即是借助外力,君子理应规劝别人向善,这就是“责善”。
责善的要点在于“忠告而善道之”,尽心劝诫,态度委婉,对我只有感激而没有恼怒。最忌极力职责,另其无地自容,更不用说那些以揭发别人短处,彰显自己正直的人了。
此四事规一脉相承,细说无非都是简单的道理,却往往被世人所忽略,王阳明总结:“只有真切为善的心,就必能勤学,必能见善即迁、有过即改,见到不善,也会不自觉劝其向善。”倘能如此,便成“如种树然,自然日夜滋长,枝叶渐茂。
在王阳明看来,当时的社会道德问题,并不在于去书册上体认儒家的伦理,而在于人们缺少道德实践的勇气,能知而不能行,应把儒家的伦理用之于道德实践,即知行合一。王阳明强调知与行合一,但对于知的解释,不同于朱熹。他从心学的立场上给予解说,他认为,与道德实践相对应的知,并不是对于外在事物之理的认识,而是对于引起或指导道德实践的主观意念的克制与省察。知行合一,就是“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万一有不善之念,就将不善的念彻底克制掉。王阳明把“一念发动”的促使行为的意识,纳入道德实践的范围,道德修养从道德行为本身扩大到道德意识,这是道德主义发展到极至的一种表现。
王阳明的心学虽然是在陆九渊的心学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而成就的。但是,他的心学有着独立的历史意义。王阳明心学思想解放,提倡独立自主的思想意识,不盲从权威,人人都可以为圣人,讲究个人的对内自省和对外实践的统一,致良知。
王阳明心学是明朝中后期思想启蒙的开始,明朝中期以后心学占统治地位的。王阳明对心学进行完善并发扬光大,在士大夫心里占据了主要地位,程朱理学(也就是八股文)在他们心中越来越没有地位。程朱理学日益衰落,王阳明甚至在万历12年从祀孔庙,后来心学发展成明末实学、清末经世济用思想和民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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