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有三个生产队，一队社员多住村东，叫“东队”；三队社员多住村西，叫“西队”。二队社员多住村中，队部也在村子的正中心。我家在二队，因为后盖的房子，所以一直住在村边。
我们队的队部是个大院套，正房五间装农具杂物，东厢房四间是粮仓，西厢房六间是马号马棚。这院子本是张瞎子的住宅，张瞎子虽是个地主，但从他来到这里开荒种地，一直到土改解放却依然住着草房，而作为二百多口人的生产队部，从拉马入社直到分田到户也没有丝毫地改变，直到八十年代把它扒掉盖起了新房。
生产队是当时最小的基层组织，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大小干部，各负其责。从生产到分配，也算按部就班，一丝不乱。
一、班子：生产队的领导机构叫“队委会”，有队长一名，副队长一名，妇女队长一名（后来又加了个政治队长，不久撤销）、会计员一名，出纳员一名，保管员一名，车马组长一名，打头的一名，记工员一名。这些人都享受工分补贴，从300--500分不等。
队长负责全面，副队长负责生产，会计负责账目，出纳员负责钱粮，保管员负责仓库，车马组长负责车马——车马单独干活，须有专人带领；打头的掌握出工收工时间——铲地割地，他干到哪大伙跟到哪；记工员负责记工——社员都有自己的工分手册，每月跟记工员核对一次。
领导班子成员，由全体（四类分子除外）社员一年一次海选产生。不过，我们队的老队长德高望重，只要他愿干，队长这活儿别人就沾不上边儿。
那年，有个叫贾某成的青年想当队长，因为我俩关系较好，选举时我就投了他一票，哥哥知道后立刻把我骂了一顿，说选个好人大家跟着得利，选个孬种大家跟着吃亏。其实这事儿人人都懂，只是小孩子缺少责任心，谁给几句好话就跟谁跑了。最气人的是几个不着调的小青年，老拿选票闹着玩儿，你写“一只眼”他写“二瞎子”，弄得人们哭笑不得——满娘家的老二叫长生，小个儿大头，还是个阴阳眼，一睁一闭，总是睡不醒的样子。有人叫他一只眼，也有人叫他二瞎子。二瞎子懒惰窝囊，三十多岁也没娶上媳妇。
二、马号：马号是饲养员的休息室，也是生产队办公和开会的地方。一铺大炕几条板凳，没事儿的时候，社员们就聚在那里打扑克扯闲篇儿，有时家里来亲戚住不开，也可以去那儿找宿。喂马的石大爷当过二神会唱粉词儿，是南北二屯有名的歌手，《探妹》《西厢》《寡妇难》《清水河》送情郎》《十八摸》什么都会。所以，那时的马号一直是个很有人气儿的地方。特别是我，跟石大爷最好，所以不论刮风下雨，每天都要到那儿呆上一会儿。
三、车马：我们队共有十几头牛十来匹马一头骡子。牛马的饲料是谷草，外加一点儿高粱豆饼和食盐，但饲养员有时贪污，能吃到牲口嘴里的也就微乎其微了。听说关里家用苞米杆喂牛，我们那里从来不用。
我家刚下乡时用的还是花轱辘车，有两轮和四轮的。两轮的如今在影视剧中常见，而四轮的则完全消失了踪影——车身窄长，前边两个小轱辘中间有立轴，可转向，容量虽大，但沉重笨拙，一到雨季几乎寸步难行。胶轮马车出现于社教前后，平板双轮，可充气，有轴承，是当时农村主要的运输工具。
马车要有辕马，辕马不光是拉车的主力，也关乎行车的速度和安全，所以必须高大健壮性情温良，否则，使用起来很难驾驭。有一种笨手笨脚的老板子，赶牛车还凑合，一赶马车就毛了。
辕马的套具较复杂，计有夹板——车套前端的两个一尺多长的木棍，夹住马脖以便拉套；套包——用苞米叶编成的椭形圆圈，用来垫住夹板，以防磨坏马脖；鞍子——与坐骑的鞍子不同，是一块弧形木板，形似拱桥，以防“搭悠”磨坏马背；搭悠——系在两辕前边的一条皮带，搭于马背的鞍子上边抬起车辕；肚带——系在两辕中间的一根皮条，栏在马肚之下，以防车辕上扬；后鞧——系在车辕后边的一根皮带，兜住马臀，用以后退时给力。牛车套具与马车大体相同，只是把夹板换成了鞅子。鞅子是根一尺多长的人字形圆木，恰巧卡住牛岭（牛头后凸起的脊骨）。老牛皮厚，不会磨伤。
赶车要用鞭子，鞭杆是用三根毛竹拧成的麻花劲儿，下边有一长约二尺的木制鞭托儿。鞭绳由皮条编制而成，大鞭绳长约两米，小鞭绳长约一米半，末尾有一根细皮鞭梢儿，抽在牲口身上很疼，但是伤不着筋骨——赶车除了使用鞭子，还要熟悉口令：前进是“驾”，后退是“哨”，拐弯是“喔”，停止是“鱼”。如果掌握不准，牲口就会乱跑。
牛马虽是动物，但是性情却各自不同：有的暴烈，有的倔强，有的偷懒耍滑，有的吃苦耐劳。就说那头大青牛吧，高大健壮而且温顺勤快，连妇女小孩儿也能使唤。社员们都把它当做心肝宝贝，不但单槽喂养，干活儿时也舍不得鞭打一下。可惜有次赶车人口令混乱，大车跌进了路边的深沟，大青被挫断两腿成了残废。老队长说要杀掉吃肉，大伙都不同意。可是一头牲口，总不能白搭草料干养着吧？结果争论了几天还是杀了。
那天我家包了一顿牛肉饺子，哥哥吃了两个把筷子一扔说：“可怜咱的大青啊！今后怕是再也使唤不着那样的好牲口了！”母亲也跟着叹息：“唉，大青死得冤啊，但愿它来世投胎做个人吧！”
四、分红：是指生产队将一年的纯收入，根据劳动所得一次性地分配给社员，但与现代股份公司的按股分红不同，是一种简单的按劳计酬。因为农村只有秋收卖粮之后才有现钱，所以，生产队实行的都是工分制。我当过二年记工员，类似工厂的统计，即按照不同的工种，把每个社员每天应得的工分记账，按月累计，年终汇总，统一报给会计。
当时，我们队的工分情况大体是：春播10分；夏锄10分；秋收按垄计算，每垄3分；打场按天计算，每天12分。一个整劳力如果出满勤，一年大抵可挣3500—3600分。饲养员车老板等固定工，与整劳力相同。妇女小孩属于辅助劳力，挣的工分自然少些。但我们这里严格执行同工同酬，不论男女老少，只要工种和工作量相同，就挣一样的工分，没有歧视现象。
分红前要进行核算，而社员们最关心的是日值——工分报给会计后，会计根据一年的总收入，扣除生产成本和各项提留，按每天平均10分计算，得出一个劳动日所应得的现金报酬。比如，总工分是10万个，等于1万个劳动日，如果用于分红的现金是15000元，日值即为1·5元。
分红时要做出非常详细的分配方案，报到公社审批。因为干部一年一选，缺乏长远打算，为了追求当年成绩，往往虚报收入，提高日值，分光提留甚至生产资金，从而严重影响下一年的生产。不过，一个没有责任感的群体，外界的监督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所以到了文革后期，几乎队队都是空壳儿——当时叫“空壳队”。
我们这里地处三江平原的半山区，土质肥沃，旱涝保收，平均每年日值最低2元。一个整劳力，以3500分计算，一年的收入就是700元，这在全国大概也是一流的。但孩子多劳力少的家庭，去掉吃米烧柴，还是有不少欠着三角债的。后来看过一些资料，说当年有些地方的日值不到1角。至今我也想不明白，那里的农民究竟是怎么活过来的——听村里当兵的讲过一个笑话：有个四川兵，一天半夜钻在床底下不出来。班长问他干什么，他说他丢了一分钱。班长顺手扔了一分钱给他说“别找了，睡觉！”可他依然在找。班长说“我不是给你一分钱了吗？咋还不睡？”他说“班长，如果我把那一分找着，不就是二分了吗？”
大伙听了都笑。当时的邮票是八分钱一张，一分钱的价值可想而知。
注一：毛了，指马惊狂奔。
注二：提留，主要是公积金和公益金。公积金用于扩大生产，公益金用于改善社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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