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母 亲
作者：黄发振（湖北）
三月四日下午，幺弟打来电话，说母亲卧床几天没有进食。封城封路，八十多岁的父母犹如陷入孤岛，我们五个儿女都不在身边。
五日上午，幺弟决定不顾一切从沙市步行到普济，没想到，百里之遥无数设卡值班的人员“为孝感动，为孝放行”，幺弟终于天黑之前赶到普济，我在佛山的一颗心终于平静落下，但母亲生活的往事却一幕幕在我脑海浮现。
一九三七年，母亲出生在拖船埠较为富裕的张家，家中有五男二女七兄妹，五男二女这在过去是认为最有福最兴旺的家庭。且五个兄弟都是读书人，这也是那个年代少有的。母亲与妹妹虽没上学，但在那书香之家的熏陶中多少也有点文墨之气。母亲和幺幺(小姨)在我幼年的目光中，她们有着超越一般女人的美丽，我在幼年时期之所以受人喜爱，除了自己调皮可爱，我想也可能是母亲同龄段姐妹的“爱屋及乌”，我儿时总有种特别受宠的感觉。
这样的时光并非长久，后来我有了四姊妹，六姊妹，我们家也成了“家大口阔的超支户”，母亲为了把我们拉扯大，为了不比别人家的孩子过得差，母亲由一个美丽的姑娘一下变成了一个钢铁机器，在我知事后的少年时期，就从没见母亲休息过，我也陪着母亲过着苦难的童年和少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中国的农民都过着集体劳动生活。母亲白天必须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晚上在家里就成了加工厂长，清晨又变成了小商贩。那时我们家每天都要磨制豆腐，夏天就每天做米豆腐，天天都要推磨，米豆腐就是用大米磨浆，然后用石灰水熬制，夏天吃了清热解暑。做完米豆腐，然后又要择黄豆芽和绿豆芽，把腐乱了的瓣子择出来，好的就放在小缸和陶坛子里生长成长长的芽菜，择出来的豆瓣就炒了当菜吃。冬天，每天又改用黄豆磨制豆腐，隔三岔五还要用沙炒花生，晚饭前后还要到农户收购别人家的白菜萝卜。天气好的晚上还缠把子或扭把子(柴火灶的烧柴)，我也每每陪着母亲一块干。我多么盼望学校的晚自习铃响，我们家离学校很近，但母亲有时仍要我坚持做一会儿家务活，说才打预备铃，我有时真的抱怨母亲太精明。
那年月，每天母亲都要忙到深夜。可是鸡叫三遍母亲又要起床，她先把豆腐、芽菜、白菜萝卜、花生分成四个篮子装好，然后才叫我起床。我从来起床后脸都没洗就睡眼朦胧地挑着两个轻的篮子，或去横沟市，或去程集镇，或去一弓堤。那时最可怕的就是经过村庄时恶狗的凶狂，还有冬天也最讨厌，霜雪天凌晨特冷，母亲与我总是踏霜踏凌把东西挑到集市上，等到了集市，母亲却已汗流浃背，然后母亲就用顶在头上的毛巾要我给她垫在背上。如果生意好，我们的菜卖得快，我们母子就可早早地高兴回家，如果一时卖不完，那就只有我继续坚守，母亲必须匆匆赶回家去参加生产队劳动，那时集体出工迟到是要扣工分的。有时母亲根本顾不上吃早饭，就直接去与出工的妇女到了劳动的田间。
多么盼望下场雨啊，好让我母亲休息一天。可是真正下雨了，母亲还是不能休息，厚道的父亲倒是可以去与人打打扑克，但母亲却要在家糊盐包(一种苇草席)糊布壳子，那是做鞋的必须材料，那时农村人不可能有钱去买鞋，我们家七八个人的鞋和外公外婆的鞋全都要由母亲亲自做。不过这种时候是母亲最高兴的时候，因为经常有些小姑娘小媳妇来陪母亲，给母亲帮忙。说是帮忙，其实是向母亲学艺，母亲那时有个自制的“包壳”，既像公文包，又像档案盒，那里面装着各式各样的鞋帮样和各种鞋垫袜底的花型样。那时做鞋纳袜底等针线活是农村姑娘的必修课，由此可判断谁家的姑娘是否心灵手巧。小姑娘小媳妇常常会夸母亲能干。母亲虽然忙得难以烧火吃饭，但母亲那时确实是开心快活的。
有时也望下几天雪，别让母亲奔波劳累。可真的下雪交凌(结冰)了，母亲却仍会去卖花生或去捡柴火。好几次冻凌的雪天，母亲都带着我去荆江大堤的树林里捡树枝和钩树枝，母亲用绞猪草用的长长绞篙绑上挑土用的“极勾”，去勾下林中的枯老树枝，结冰后老枯的树枝很脆很脆，一勾就断落下来。为了避免堤防人员发现，我们没有将树枝堆放在一起，等到天快煞黑，我们才捡起用夹担装上，然后挑回家。那时我们家人多，集体分的柴禾根本不够烧，母亲还常常趁着中午休息，发动我们子女与她去田间拔芝麻桩子黄豆桩子，或者砍茅草砍蒿子晒干后做柴烧。
母亲虽然生在农村，但她在我们眼里和十里八乡的乡亲眼里更多的是个经商者，这也正是老家十里八乡的乡亲敬佩母亲的地方。我们拖船埠在旧社会本是个码头商埠，母亲受外公经商影响最深，当然也有我们兄弟姐妹多，而且母亲更有不服输的好强精神，所以她总是想方设法把农家的东西变为商品，然后把从农户手中收来的农产品变卖赚钱盈利，这在那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真的好多人不仅做不到，简直想都不敢想。
说到割资本主义尾巴，有次真是伤透了母亲的心。那时我三爷(三叔，我们那把父辈叫爷)在大队当大队长，大队要找资本主义典型，当时母亲便成了当然的反面典型，大队党支部在六队堤坡树林里召开千人大会，要求母亲作检讨，书记还要我三爷带头批判发言。母亲辛辛苦苦忙死忙活为了儿女，结果还要接受批判，过去的政治环境下，母亲既有压力更有委屈，但骨子里又透着坚强，她毕竟是沾染过书香之气的人，她非常识大体顾大局，既要顺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又要顾及三爷的面子和威信，她毅然在大会上作了检讨，她说她不懂新政策，没有听党的话，但她又说她做点小买卖是为了革命后代，说她的几个儿女是贫下中农的子女，是共产主义的红色接班人，她要想办法不让红色接班人吃旧社会那样的苦，受旧社会那样的罪。母亲的“检讨”让一部分人哭了，也让一部分人笑了，让大队干部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人们哭是因为对母亲的不公而伤心，笑是因为让大队干部尴尬而无语。母亲虽然作了检讨，但她心底一直是理直气壮的。
虽然受了批判，但母亲依然偷偷做她的生意。
母亲能坚持，是因为母亲为人热情善良，能说会道，她有极好的人缘。附近横沟市、程集镇、一弓堤、麻布拐，母亲都有保护她的好心人。市场上的头头脑脑，或者调皮的仗义青年，或者单位上的女同胞，母亲总是与别人关系处理得非常亲热，有的还与她结为姐妹，有的主动要当母亲的干儿子。如果没有这种人缘，在那个年代，想在街边摆摊做生意真的门都没有。
一弓堤是江监石三县及大垸国营农场交界的一个小集镇，地处荆江大堤与民堤交界的地方，地方虽小，但流动人口较多，牛马交易，地下粮食交易，茶馆说书听书，十分兴旺活跃，母亲常去那里卖花生瓜籽等小吃，但那里的民兵小分队也抓得较凶，但母亲在一弓堤供销社结拜了一位只比我大几岁的小姐妹，每当民兵小分队出动，母亲就得知了消息，有时来不及提防，即或花生被没收，母亲的那个小妹也会原封不动要回来。那时也有小分队成员被母亲感化的。因为母亲对人热情，又能把人说服，小菜花生也常舍得一些，母亲有时送点小东小西别人，也显得真诚友善，恰到好处。说起母亲的人缘，我大弟学裁缝时，母亲竟能找单位上的人帮忙买到缝纫机，缝纫机是那个“三转一响”(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收音机)年代的时髦之物，一般属于有头有脸的人物才能买到。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打倒了，政策让母亲一下获得自由。她很快在我们拖船埠开起了第一家个体经销店，也第一个在麻布拐露天里摆起了布匹生意，她还指导妹妹骑自行车驮着布匹床单圈乡，我们家还与沙市师傅合作办起了蜂窝煤厂。一九七九年底，我们家重新盖起了一栋四间大瓦房，我们家也是成为拖船埠第一个买电视机的人家。
母亲以她的勤劳能干坚强支撑着我们的家，她也实现不比别人家过得差的愿望。母亲在教育和培养儿女的问题上也有她与众不同之处。
我是长子，短暂的娇宠之后便是苦难。但母亲恰恰利用了我童年的艰苦培养了我，她一直勉励我要好好读书，常常拿舅舅他们作榜样，说读书才能摆脱农村去吃国家粮，做单位上坐办公室的人，还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养儿不读书，只当喂头猪”等等。结果后来批林批孔时，我才发现母亲说的全是“孔老二”的话。
母亲虽然一直要我好好读书，可是，我那时既要放牛，还要打猪草，每天还要推磨，清晨还要帮母亲挑菜去卖，上学很难保证不迟到，内心怎么都有点牢骚。这时母亲就会安慰和鼓励我说，你是长子，你是大哥，你将来就是家里的功臣，你吃点苦就是给弟弟妹妹做榜样，当大哥光荣，当大哥更有责任。母亲的话多年后想起，那就是“政委”的教导。所以，我也同母亲一样，我也很少有休息日，春节期间，放牛时间，就成了我最享受的学习时间，我多年都是春节期间就预习下学期课程，放牛时就把课后练习全部在地上做完，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
母亲还教我从小交朋友。母亲经常拿外公的话说“有人就有天下”，用她自己的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人熟好办事”。她也经常用她切身经历教育我们，她说如果在外做生意没有好人护着帮着就寸步难行。所以那时母亲常常下大雨天时要我把同学带家吃饭，晚上同学因天气不能回家，就让同学在家里睡觉。我的好同学母亲都认识，直到她八十岁前后得了老龄健忘症，只要说到秦开榜刘维江等同学名字，她就兴奋起来，她都可以说点过去的事。说来也巧，她喜欢和记得的好几个同学，后来恰恰都成了带长字号的人。前年，我与秦开榜刘维江等聚会时提到母亲，开榜兄说:“老娘的话我永远记得，那时老娘拉着我的手说，'开榜，你与我的发振要永远都跟亲兄弟一样的呢’”。后来他接着对我说:“老娘百年享福去时，你一定要第一个通知我，我来亲自操办老娘的福寿之事”。听到开榜兄的话，我不禁热泪盈眶。母亲不仅自己一生结下好人缘，也为儿女结下了好人缘。
母亲不仅自己勤劳，她也要求她的儿女从小勤快。她常说“穷汉养娇子”,“穷家养懒汉”,“娇儿不孝，娇狗上灶”,“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那时不知母亲哪里来的这些哲言土语，总觉得母亲与别人母亲不一样。弟弟妹妹稍大一点后，母亲总是把我们兄弟姐妹的家务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谁喂猪，谁烧饭，谁洗衣，谁拾粪，任务多少，如何检查验收，如何奖惩，周全而严格。直到后来自己做了镇委书记，有时想:我现在的一套目标管理和责任制度，不就是儿时母亲的一套管理套路吗？回想起来，真觉母亲伟大！
母亲对子女的成长，也总有她心中的棋。一九七七年国家恢复考试制度，我按母亲的愿望终于成了吃国家粮的人，对大弟冬发，她就有了新的打算，那时我们家还没富裕起来，但她仍下本钱让弟去学裁缝手艺，因为手艺人比种田人日子过得好。那时一台缝纫机要一百三十多元，这在当时农村就是个天文数，另外还要交系脚费，每月还要给师傅三十斤米，但母亲为了儿子的将来，她从不惧艰难。之后，她又教大妹开始学做布匹生意。母亲对家庭和子女，心中总有她的局。
数年之后，我成了镇党委书记、县民政局长，我敬爱的母亲却成了我的苦恼。张三家的孩子残疾，母亲陪着别人来找我，要我无论如何照顾一下，李四家的孩子们计划生育外出老人无人管，要我关怀一下，村里的桥垮了，母亲也陪着老党员来找我，要求政府帮忙赶紧修修。母亲一生慈善，总要求自己和儿女要积善行德，总笃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信条。记得很小的时候，我们家的堂屋里经常有讨米佬开地铺睡觉，浙江弹棉花的也经常在我们家开地铺。还记得农村刚刚单干时，好多家的粮食要卖，总有人请母亲找下粮站的负责人，好多家黄麻想卖个好价钱也要找母亲与收购站说一声，好多家卖棉花也要母亲出下面，因为大家都认为母亲同国家单位人熟。母亲只要觉得别人困难，那母亲无论效果如何，都会去帮帮别人，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了母亲的善良，乐于助人真的是母亲的本色，也是外公美德的传承。
说到外公，母亲无疑是个孝女。其实外公外婆有五个儿子，不缺少人孝敬，但母亲却决不会让自己的一份孝缺失。无论在我们家富裕之后还是贫困之时，母亲除了给外公外婆添置新衣新鞋，最多的时候就是接外公外婆到家喝酒吃饭，只要是端午中秋和过月半，母亲总是想方设法要弄几个好菜，接外公外婆在家坐上席，这在那贫困年代，母亲真的难能可贵。那时我们家有一个生铁的柴炭火锅炉子，那基本上是为外公特意准备的，只要母亲要我把小炭炉找出来，那就是要接外公外婆吃饭了，母亲知道公外喜欢吃火锅，外公说“一滚当三鲜”。每次外公一吃火锅喝酒，就解下头上长长的裹头巾，头上冒着热气，一边喝酒一边说些人生感慨，所以我也从小受到外公的教诲最多，比起外公的嫡孙，我记得公外的教训更多。
母亲，您对外公的孝敬我们儿女铭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您的孝道儿女已正在传承。这次您身陷孤岛与疾病，您的儿女无不牵挂心痛，您的幺儿子从沙市步行到您身边，为您端屎端尿，为您洗头洗澡，为您浆衣晒被，三弟三月十日又将您接回拖船埠老家，妹妹也放下她孙子赶到您身边，她们三个与您儿媳罗小红日夜都陪伴着您。您的长子和二儿虽在千里之外，但孝心无不牵挂，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您的一切。等到疫情解封，您的儿子一定回来陪您。
母亲:祝您安好长寿，更愿您幸福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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