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树军
虽然当代文学的时间跨度已逾六十载，但在整个中国的文学历史长河中，只能算作沧海一粟，因此，当代文学史注定将越写越薄，而越薄则越难写。于浩如烟海的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中，其中的取舍，往往让人左右为难。这只能依托写作者的“历史化”、“经典化”的眼光、视野、史观等综合的衡量作为标尺。当然，即便如此，无论是谁写的文学史，都注定将会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的、独特的风格与取向，而差异、多元化、丰富性乃是学术研究的魅力所在。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重复与因袭，注定是将没有生命力的。孟繁华、程光炜、陈晓明三位学者“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一书，三位当代文学研究界的著名学者的“同台竞技”，确实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语言极精练简括，掷地有声。
此前，以“当代文学六十年”为题的文学史专著或材料汇编已有几部问世，但这本共计18.1万字的《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则显得与众不同，除了惜墨如金、被压缩到极致的、简括式评述体外，“同台竞技”、“各显其长”的文学史专著的写法也极富创意，而这也恰恰成为本书最大的亮点与魅力之所在。
以这种“非常规”的集中展示的方式提出问题，希望以此引发学界对当代文学研究界推进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难题的广泛而深刻的思考，正如程光炜所忧虑的——“如果当代文学史观到今天还没有”达成“社会共识”的话，“那它势必会不断动摇与该史观息息相关的当代文学史的思想基础和学科基础”。而学科自律性的缺位自然会直接导致当代文学研究处于为人诟病和贬抑的尴尬境地，不利于其健康、长足发展。而这恰恰就是需要当代文学研究界学人亟需达成的“共识”，相较于个人的观点、立场本身，树立当代文学研究的自觉的学科意识与规范，达成共识，意义更为重要，而这或许是这部《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的真正要义之所在。
近几年来，尽管“历史化”在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部分学人那里达成了初步共识，并已着手实践、著书立说，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先后已有多部分量颇重的论文、著作问世，尤以程光炜于2005年开启的“人大课堂”最为瞩目。但是，不得不承认，在当下整个当代学界，尤其是面对“十七年”文学、七十年代文学等诸多问题时，做得还远远不够。即便是面对尚无下限的现实境况，以及老作家与新人们不断问世的新作，挣脱当代文学滞留于无法落到实处的“批评化”的困境显得极为迫切。
事实上，三位研究者很早以前就已经推出了自己的文学史专著——《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孟繁华、程光炜合著）、《中国当代文学通论》（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陈晓明），在学界得到了广泛好评。三位学者都曾从文学批评做起，不过，孟繁华、陈晓明更以理论见长，不仅命名能力强，且对问题的发现与理解、把握都很独到。而程光炜更富有史家的眼光与洞见，从其治史路径可以看到传统学术研究的底蕴与机理。具体而言，孟繁华将关注的重心置于“民族心史”的维度，通过对文学与政治间的纠葛的文化研究，更为透彻深刻地剥离出作家的复杂心态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博弈与纠结，另外，他对9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兴热点（“底层叙事”、“80后”、“90后”文学）的关注与研究也很有见地，尤其是“新人民性”的提法很有意思。陈晓明往往能够通过独特的视角切入作家、作品的内里，读出新意与深意，这颇为得益于他深厚的理论功底、思辨与阐释的能力。
三位学者从不同的立场、维度将各自对当代文学六十年发展历程的把握与理解立体化地展现于读者面前，有如一道精神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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