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报读到《好坏之间》一文，颇多感触。文中举了好莱坞桂冠编剧特朗勃不仅对于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给予充分的谅解，还希望重建和谐的人际关系，还有一位女校长原谅在“文革”中对她下黑脚的男老师。这样的“气量过人，心胸像大海一样宽广”的确让我敬佩。作者的许多看法，比如：“这世界的复杂性、人的复杂性，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的……许多所谓好人，其实……也做过不少坏事；而那时的所谓'坏人’，可能也做了一些好事”，“世界上有些人真的无比善良和宽厚，与我们不一样”，“好人与坏人，我们有时真的很难分清”，等等，我都是有同感的。
追寻这些现象的原因，作者提到了“宽恕”：“因为他们的信仰中，宽恕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
“宽恕”这一命题，中西文化里都是有的。中国儒家讲“容人之量，恕人之过”，外国讲的“宽恕”我在鲁迅的遗嘱中找到了依据。原话是：“记得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这种仪式显然是出于宗教的训诫：“要爱你爱的人，要爱你不爱的人，要爱你的敌人。”（《圣经》）。偶尔瞥到一眼电视朗读节目，也见一位当代名作家声情并茂地朗读自己对家人的叮嘱“你要爱你的敌人”。作为一个凡夫俗子，我肯定不可能有名作家这样的境界，唯一能做的是尽最大的可能从鸡汤的角度去理解名作家的高远境界：也许，真诚的爱可以化解仇恨，可以让自己的心灵抛弃晦气，让自己轻松，让生活纯净。
但是，尽管有这样的理解，我依然很固执地怀疑会不会有那样的爱，恐怕最多也只能是“也许”。
首先，无论多么浩大的罪行和罪人都可以宽恕和爱吗？比如，怎么宽恕和爱二战中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和七三一部队的刽子手呢？如果要宽恕和爱他们，战后国际法庭的审判是不是要改写呢？
其次，好人做好事和坏人做坏事，好人做坏事和坏人做好事，事实上都是分得清的。无论好人还是坏人，做了好事，固应不求回报，但无论坏人还是好人，做了坏事，则不应该毫无代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经地义。即便因为坏人太强，好人无奈，也会指望老天，故民间有“天报应”说。社会和历史轻易放过坏人坏事，则无疑是对坏人坏事的纵容。而纵容，无异于做坏事。鲁迅对他的“怨敌”“一个都不宽恕”。那些人或是不惜借助警察与武力压制莘莘学子；或是“杀人如草不闻声”，制造一个又一个血案；或是“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或是向官府告密的权势者的帮凶或帮闲；或是“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并以“鸣鞭为唯一业绩”的“奴隶总管”。鲁迅的不宽恕，表现了他特有的冷峻、孤独和悲凉，也表现了他作为思想家和精神斗士的深刻爱憎和崇高正义感。今天看来，他的“一个也不宽恕”也许有些极端，但与自己犯下罄竹难书的滔天大罪却死不认账只一味追究别人的罪行，有本质的区别。
第三，即便如上述种种，宽恕也还是值得赞赏的。问题是要有前提：一、真心忏悔了；二、不能公开忏悔，心里也要承认，并在暗中尽力补偿受伤害的一方，且确保以后不坏；三、再也干不成坏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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