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朋友，是政府一个事业单位的一把手，管着200多号人，45岁年纪。他向我诉苦，自从走上主要领导岗位之后，整日提心吊胆，晚上焦躁不安，无法入睡；有时候通宵达旦躺在床上，就是辗转难眠，只能起床看电视或看书，五、六点钟就回单位上班了；不明就里的下属们都说他这个领导“太敬业了”，八点半上班，几乎是每天六点多就到岗了；殊不知他背后的“秘密”和苦恼……
听他说完，看见他消瘦的脸庞、浮肿的眼袋和深陷的眼窝以及无精打采的神色，我除了深表同情和怜悯外，还建议他说，应该去医院看一下；谁知他又说，看了医生，医生说是多疑带来的精神焦虑。我说，既然医生说是多疑产生的后遗症，那不多疑不就自然痊愈了？！谁知他又苦笑说，难啊，我整天担心上级来检查出差错、整天担心下属员工去告状、整天担心被监察机关约谈、整天担心出安全事故、整天怀疑班子成员中的人找茬和刁难、整天忧虑社会上一些公司和个人到单位骗钱……他一连说了许多疑虑和担心，甚至连孩子学习不认真、妻子会有外遇这种担心事情也整日盘踞萦绕在心中，挥之不去。
我开导他，多思，可以使各种问题考虑周全，不会盲目决策和决断，是好事；思想活跃也是好事，一个人多思再加上多干，则更是一种精明能干和爱岗敬业的表现。但是不要把多思用得过头了，思虑过度就容易变成多虑多疑。要知道，一切多疑的表现首先是建立在多思的基点上，正所谓“得失相间，祸福相依”，犹如一扇门打开了，阳光照进来了，风和灰尘也会跟着吹进来。“利”的边上有一个“害”字相依傍，相互纠缠和作用，一不小心，就越线了，使多思“转弯”成为多虑多疑、成为自伤的利器或“杞人忧天”的思维模式，这才是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
我举了几个例子来开导和启发他，并佐证我的判断和观点的正确与合理。我说，《三国演义》中，有几个最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恰恰又是最多疑的人，最初因“多思”而成功，最后又因“多疑”而尝到苦果和败绩。例如，曹操因多思和重视培养及重用人才而平定各路诸侯；但在赤壁之战中，因为多疑，他误杀了两个“水军司令”，致使大败，还差点丧命；立太子时，也是反复多疑，差点改写了历史。另一个多思和足智多谋的人是司马懿，多思的结果是发现处处是陷阱和圈套、疑点和顾虑。诸葛亮北伐时，巧用空城计，利用司马懿谨慎多疑的特点，骗过了司马懿，致使功败垂成，功亏一篑；诸葛亮死后，姜维用假诸葛吓退了活司马，又闹出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司马懿次子司马昭，又因为多疑杀死了大功臣邓艾将军，差点误了军国大事。周瑜才华盖世，英武神明，但又因谨慎多疑，认为只要诸葛亮活着，必为江东祸患，于是整日反复盘算，疑虑忧愁，结果反倒把自己活活气死……这些事实证明，多思虽然可以厘清许多复杂问题的内在联系和规律，纠正偏差，修正错误，找到更优化的思路和方案，帮助事业成功；但是多思如果衍变成多疑时，反而使复杂问题更加复杂，让简单问题“不简单”，多疑容易无决，造成心理负荷增大，黑暗性格堆积，狐疑心智与惯性从此形成，造成情势反转，能量转换，物极必反，变福为祸，变利为害；古往今来，多疑的人常常短寿，这是多疑的一种必然结果和趋向规律。无论是曹操还是周瑜，还是今天社会上各领域的一些能干而又多疑的人，鲜见有长寿的人。我建议，除自我努力调整心态心智外，药物治疗和饮食调理也是必要和必须的。
说了这些后，这个朋友如释重负，长长舒了一口气，春风满面地离开了。但愿他真正领悟到我的苦心孤诣，从此重新走进幸福而健康的工作与生活范畴。
多思与多疑，是人类思维发酵和呈现的两个不同模式描述。多思要多行，才能使多思产生丰盈的结果；多疑思维可以用在科学研究和学问探究上，不要在个人荣辱得失上和选人用人上用这种惯性思维去思考和行事；否则，多疑就会成为多思无决、戕害自身的显现结果，拖累我们的人生，影响我们的事业、健康和幸福生活。
我常想，应该在多思里寻找生命的亮光与精采，在多思里领悟生活的真谛与意义；在多疑里探究真理的谬误与疏漏，在多疑里弥补学问的隙缝与肤浅。惟有如此，才算是一个真正睿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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