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朋友,是政府一个事业单位的一把手,管着200多号人,45岁年纪。他向我诉苦,自从走上主要领导岗位之后,整日提心吊胆,晚上焦躁不安,无法入睡;有时候通宵达旦躺在床上,就是辗转难眠,只能起床看电视或看书,五、六点钟就回单位上班了;不明就里的下属们都说他这个领导“太敬业了”,八点半上班,几乎是每天六点多就到岗了;殊不知他背后的“秘密”和苦恼……
听他说完,看见他消瘦的脸庞、浮肿的眼袋和深陷的眼窝以及无精打采的神色,我除了深表同情和怜悯外,还建议他说,应该去医院看一下;谁知他又说,看了医生,医生说是多疑带来的精神焦虑。我说,既然医生说是多疑产生的后遗症,那不多疑不就自然痊愈了?!谁知他又苦笑说,难啊,我整天担心上级来检查出差错、整天担心下属员工去告状、整天担心被监察机关约谈、整天担心出安全事故、整天怀疑班子成员中的人找茬和刁难、整天忧虑社会上一些公司和个人到单位骗钱……他一连说了许多疑虑和担心,甚至连孩子学习不认真、妻子会有外遇这种担心事情也整日盘踞萦绕在心中,挥之不去。
我开导他,多思,可以使各种问题考虑周全,不会盲目决策和决断,是好事;思想活跃也是好事,一个人多思再加上多干,则更是一种精明能干和爱岗敬业的表现。但是不要把多思用得过头了,思虑过度就容易变成多虑多疑。要知道,一切多疑的表现首先是建立在多思的基点上,正所谓“得失相间,祸福相依”,犹如一扇门打开了,阳光照进来了,风和灰尘也会跟着吹进来。“利”的边上有一个“害”字相依傍,相互纠缠和作用,一不小心,就越线了,使多思“转弯”成为多虑多疑、成为自伤的利器或“杞人忧天”的思维模式,这才是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
我举了几个例子来开导和启发他,并佐证我的判断和观点的正确与合理。我说,《三国演义》中,有几个最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恰恰又是最多疑的人,最初因“多思”而成功,最后又因“多疑”而尝到苦果和败绩。例如,曹操因多思和重视培养及重用人才而平定各路诸侯;但在赤壁之战中,因为多疑,他误杀了两个“水军司令”,致使大败,还差点丧命;立太子时,也是反复多疑,差点改写了历史。另一个多思和足智多谋的人是司马懿,多思的结果是发现处处是陷阱和圈套、疑点和顾虑。诸葛亮北伐时,巧用空城计,利用司马懿谨慎多疑的特点,骗过了司马懿,致使功败垂成,功亏一篑;诸葛亮死后,姜维用假诸葛吓退了活司马,又闹出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司马懿次子司马昭,又因为多疑杀死了大功臣邓艾将军,差点误了军国大事。周瑜才华盖世,英武神明,但又因谨慎多疑,认为只要诸葛亮活着,必为江东祸患,于是整日反复盘算,疑虑忧愁,结果反倒把自己活活气死……这些事实证明,多思虽然可以厘清许多复杂问题的内在联系和规律,纠正偏差,修正错误,找到更优化的思路和方案,帮助事业成功;但是多思如果衍变成多疑时,反而使复杂问题更加复杂,让简单问题“不简单”,多疑容易无决,造成心理负荷增大,黑暗性格堆积,狐疑心智与惯性从此形成,造成情势反转,能量转换,物极必反,变福为祸,变利为害;古往今来,多疑的人常常短寿,这是多疑的一种必然结果和趋向规律。无论是曹操还是周瑜,还是今天社会上各领域的一些能干而又多疑的人,鲜见有长寿的人。我建议,除自我努力调整心态心智外,药物治疗和饮食调理也是必要和必须的。
说了这些后,这个朋友如释重负,长长舒了一口气,春风满面地离开了。但愿他真正领悟到我的苦心孤诣,从此重新走进幸福而健康的工作与生活范畴。
多思与多疑,是人类思维发酵和呈现的两个不同模式描述。多思要多行,才能使多思产生丰盈的结果;多疑思维可以用在科学研究和学问探究上,不要在个人荣辱得失上和选人用人上用这种惯性思维去思考和行事;否则,多疑就会成为多思无决、戕害自身的显现结果,拖累我们的人生,影响我们的事业、健康和幸福生活。
我常想,应该在多思里寻找生命的亮光与精采,在多思里领悟生活的真谛与意义;在多疑里探究真理的谬误与疏漏,在多疑里弥补学问的隙缝与肤浅。惟有如此,才算是一个真正睿智的人。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