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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为何才女辈出?

  □李开周

  宋朝学校里有没有女生

  宋朝是才女辈出的朝代。

  李清照是才女,自不待言,此外如朱淑真、吴淑姬、贺罗姑,都是才女。陆游的母亲唐氏自幼倾慕秦观诗词,可见她也是才女。王安石的妻子吴琼能填词,能写一手好文章,更是才女。王安石还有一个女儿,嫁给了老同学吴充的儿子吴安持,过门之后,想念家乡,写过这样一首诗:

  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意应怜我忆家。

  极目江山千万恨,依前和泪看黄花。

  诗风清丽可喜,可见也是一个才女。

  才女不是天生的,一个女孩无论智商多高,如果没有人教她读书识字,绝对不可能成为才女。当然,男孩也一样。

  李清照之所以能成才女,是因为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她父亲李格非是散文名家,写过脍炙人口的《洛阳名园记》。作家父亲培养作家女儿,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甚至可以说天经地义。

  陆游的母亲唐氏之所以能成才女,也是因为良好的家庭教育。陆游的姥爷唐介是宋仁宗时著名的谏官,跟包拯交情莫逆。陆游的舅姥爷晁补之是苏东坡的学生,能书画,善诗词,北宋后期有名的才子。晁补之与秦观同为苏轼门生,唐氏爱读秦观诗词,应该就是因为舅舅晁补之的介绍。

  王安石的妻子和女儿之所以能成才女,更与好家教分不开。妻子吴氏出身于临川望族,女儿当然更不用说,那是大政治家兼大学问家的女儿。

  事实上,王安石的三个妹妹也都能写诗。“草草杯盘供语笑,昏昏灯火话平生。”就是他的大妹写下的佳句。推根溯源,还是因为王家世代书香,家教优良——王安石的祖父王用之和父亲王益都是进士,极其重视子女教育。

  总而言之,宋朝才女之所以成为才女,主要是因为家教,而不是因为学校。因为在那个时代,无论是官办的太学、府学、州学、县学,还是民间的私塾和半民间的书院,都是不收女生的,否则李清照身为京官之女,完全有资格与夫君一起入太学,也用不着让赵明诚每月两次请假回家了。

  北宋志怪小说《青琐高议》后集第七卷写过一则传奇故事:

  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一个名叫温琬的女孩呱呱落地,她的父亲是个商人,在她周岁时病故,母亲将她寄养在姨母家。温琬自幼爱学,苦于无人教导,于是女扮男装去私塾就读,同学们跟她相处一年有余,竟不知道她是女生。

  长大后,温琬没有生活来源,不得已流落为娼,但是仍然不忘读书。她熟读儒家经典,能将《孟子》倒背如流,并著有《孟子解义》八卷,对经书的理解不亚于饱学宿儒,连司马光都对她赞赏有加,是当时名副其实的才女。

  温琬的故事很励志(流落为娼除外),但也反映一个客观现实,那就是宋朝的私塾不收女生。如果女生可以入学,她干嘛要像祝英台那样女扮男装呢?

  神童是怎样炼成的

  女生不能入学,一是因为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二是因为“男女之大妨存焉”,怕男女同校有伤风化,三是因为女性不能做官(最多只能在宫里做女官),家长们失去了送女儿上学的动力。

  对于儿子,宋朝父母却满怀期望地倾注心血,强烈渴望能将他们培养成神童。

  宋朝虽然已经普及科举,但平民子弟在仕途上仍然困难重重,一是参加地方考试时(解试)被解送进京的概率低于官员子弟,二是考中进士(会试)的概率低于官员子弟,三是参加公务员考试(关试)时获得保荐的概率低于官员子弟,四是做官后再参加升官考试时获得保荐的概率同样低于官员子弟。除此之外,平民子弟其实还存在第五项劣势:家庭条件通常较差,要么没有读书的机会,要么在科举落第之后和重新应考之时,得不到可以持续的经济支持。

  可是一旦将孩子打造成神童,就有可能被地方官保送进京,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面试,只要获得皇帝认可,就有机会做官,甚至还可能做大官。例如北宋大臣杨亿、晏殊以及南宋大臣胡颖,走的都是这条捷径。

  关键是怎样才能把孩子打造成神童呢?那些望子成龙的宋朝老百姓是这么做的:“小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自五六岁即教之五经,以竹篮坐之木杪,绝其视听。教者预为价,终一经,偿钱若干,昼夜苦之。”(叶梦得《避暑录话》)

  且不管孩子智商如何,从五六岁时就教他读诵《尚书》《周易》《诗经》《礼记》《春秋》。如果父母不认字,就聘请家教,按照孩子背诵的篇章多寡给家教付酬。比如说孩子这个月背熟了《尚书》,奖给家教五千块钱;下个月孩子又背熟了《周易》,再奖给家教五千。总之是论件计酬,公平交易,像生产零件一样生产神童。

  才五六岁的孩子,肯定贪玩,肯定对佶屈聱牙的古文经典不感兴趣,你让他背书,他背着背着就溜出门玩耍去了。怎样才能让孩子专心学习呢?这些家长的办法简直绝了:找一只大小合适的竹篮,把孩子和经书打包塞到篮子里,再把篮子吊到高高的树梢上去。孩子背累了想玩耍,从篮子里探出小脑袋往下瞧,哎呀妈呀,下不去啊!哇哇哭两声,大人不理,只好继续学习。

  我们来看看宋朝官修历史上记载的那些神童吧。

  段祐之,开封人,十一岁会背四经,被宋真宗赐予“童子出身”(即经由朝廷认证的神童)。

  邵焕,睦州人,十二岁会做诗赋,被真宗任命为“秘书省正字”。

  重轲,南康军平民子弟,六岁能背易经,而且会用易经占卦,被真宗赐予童子出身。

  徐世长,楚州人,十二岁能背五经,被真宗赐予童子出身。

  徐世昌,徐世长的弟弟,八岁能背三经,被真宗赐予童子出身。

  朱天锡,饶州人,九岁能背七经,被神宗赐予童子出身,并赐钱五万。

  朱天申,朱天锡的哥哥,十二岁能背十经,被神宗赐予童子出身。

  朱君踄,饶州人,九岁能背六经,被神宗赐予童子出身,并赏赐丝绸二十匹。

  朱君陞,朱君踄的哥哥,十岁能背十经,被神宗赐予童子出身,并赏赐丝绸三十匹。

  朱虎臣,饶州人,十岁能背七经,并且能射箭,能排兵布阵,被高宗赐予武职官衔“承信郎”。

  张揉,饶州人,九岁能背九经,并且能做古体诗,被高宗赐予文职官衔“迪功郎”……

  上述神童各有特长,有的能口占诗赋,有的能背诵经书,还有的内外双修、兼备文武,不过大多数神童都是靠背诵经书上位的。这也难怪,小孩子记忆力好,理解力不行,只要加强训练,完全有可能将几本经书背到滚瓜烂熟的程度。但是如果想要口占诗赋或者文武双全,那就必须具备惊人的天赋,天资普通的孩子再怎么强化训练都不行。

  有鉴于此,背诵就成了宋朝神童的速成大法。用宋高宗的话说:“朕自即位以来,童子以诵书推恩多矣。……向有万顷,自言能诗,尝指金唾壶命题试之,笔搁不下,盖出其不备耳。”自从高宗即位以来,大部分神童展示的才能都是背书,并没有别的本事。曾经有一个名叫万顷的孩子毛遂自荐,说他会写诗,高宗指着黄金痰盂让他写一首,他一个字都写不出来。这种孩子大概只会“写”一些精心准备过的诗,碰到临时命题,他就歇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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