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只有身处自己的城市才会适得其所，城市为他提供的不仅是生活的方式与目标，还有他的归属感以及对城市的理解。即使不是所有人，但大多数人获得自我认知都必须通过他在城市里的位置。 ——阿兰·布鲁姆《莎士比亚的政治》 位置，作为一种地理意义的构建与阐释。对作家而言，位置往往就是切入问题的视角，它蕴含着作家介入世界的地理意义与文学意义。这里的世界既指生活世界，也指文学世界。归根结底，它是赋予作家观察世界，发现世界的望远镜。作家纸上王国的“帝王”依赖它来确认自我身份，找到属于自己的地理坐标。从而讲述符合他的故事，虚构属于他的王镇。这样才能适得其所，心平气和，讲故事的人才有了目标感，听故事的人才能有了渴望欲。 陈彦在小说《装台》后记中写道：“我突然觉得有一种撕裂感觉，觉得自己的精神肉体，与这一块特殊的生存土壤，是刺啦一声，皮开肉绽地撕裂开了”，陈彦即将离开自己生活了十几年的文艺团体，这对他而言意味着“皮与肉”的剥离，这是一种怎么样的疼痛，又如何深入《装台》里的世界，疼痛产生了“刺啦”的声响，这是陈彦绝妙的形容，这种“剥离”对于《装台》而言同样存在，或者说撕裂乃是《装台》里面回荡的最大声音。 从一开始“剥离”便暗藏于“装台”的背后。“装台”作为顺子的主业，围绕他的乃是一群以此为生的底层人物。他是西京城市里的装台明星，撑起了大吊、猴子、墩子等等这些乡村外来人的生存天地。但顺子在家里却承受着极大的隐忍之痛，这种痛在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娶回第三个老婆蔡素芬时已经存在。顺子与菊花母亲、韩梅母亲之间的“无常”离别，恰恰是人与人、人与命运的剥离。而顺子则常常以“咱是下苦的人”的非理性心理实现自我治愈。他因布景装台手艺出众而获得行内的赞赏，他是大吊、猴子、墩子等等人物组成“装台”团队的“灵魂式人物”。但在家里，他的“装台”手艺似乎无处施展。家永远是自然的舞台，空空旷旷永远是生活的坍塌。进进出出，人来人往。外面“装台”世界以及台上世界往往是人间的繁花，以至人们在戏中看到一种“真像”，一片天地。蔡素芬在戏中看到自己的泪水，其实顺子莫不如此。外在的繁花与内在的空旷无疑是另一种撕裂。“蚂蚁搬家”作为故事中反复出现的意象，每次出现都吸引了顺子的目光，顺子对于蚂蚁命运的悲悯情怀，犹如文本边缘始终穿梭的一条线索，在缠绕中困住了顺子，也困住了我们。 陈彦的小说《装台》以顺子娶回第三个老婆蔡素芬作为开始，而已蚂蚁搬家作为结束。诚如罗兰巴特认为，文本存在谱系。而“蚂蚁搬家”作为理解文本谱系的关键隐喻，似乎成为解开“装台”这个复杂文本的绳索。其实，解读文本本身就是一场误读，那么冒险则是一成不变的主题。顺子似乎无法抗拒命运的绳索，神不知鬼不觉地娶回了第三个老婆，而这种不为而为之的安排，本身就是一种冒险和束缚。他似乎携带了看风水的本领，在看好日子后独自去冒险。“没带一个人，打辆出租车，就去把人接了回来”。而后蔡素芬的默默离去似乎也是顺子的无意识安排。故事结尾处，“一群蚂蚁搬家，又从顺子家经过，它们不知从哪里来，也不知要到哪里去。反正队伍很庞大，行进得很有秩序感。”顺子认为，它们进行得很尊严、很庄重，尤其是很坚定。就在菊花最后离家返回后，顺子突然想到了《人面桃花》里的“无常”或“有常”。“无常”或“有常”乃是顺子在戏中感受到“剥离”绳索的捆绑。 蚂蚁搬家在故事文本中的缠绕也可被视作是我们理解顺子，以及围绕顺子的底层人物命运的钥匙。他们和顺子一样“以咱就是下苦的人”而自居，这种自居乃是对自我身份的辨识，它是命运的绳索，也是小说叙事的方向，把我们的目光引向底层的社会秩序，也引向顺子、蔡素芬、大吊、猴子、墩子等人物的无意识。无意识作为沉睡在内心的河床，唤醒的是对于命运绳索束缚的解脱。 《装台》讲述了一群在西京城市底层为舞台布景而忙碌的人群的生活。顺子家庭的故事则构成“装台”故事中的故事，其实顺子的家庭也是另一种“装台”形式。但他在家庭的舞台上失业了。他被捆绑的身体无法完成布景、装台一系列复杂的动作。他在家庭的舞台上永远是等待的戈多。诚如布朗肖在《文学空间》中写道：“梦是不可结束之物的苏醒，至少是一种暗示，并如同通过不可能结束的东西的坚持不懈，向挤压在开始后面的东西的中立性发出的危险的召唤。”顺子把蔡素芬接回家时，顺子的大女儿菊花，这个丑陋且缺少爱的女人摔碎花盆的声音对顺子和蔡素芬便开始了暗示。这对蔡素芬以及暑假归家的韩梅都是一场惊魂不定的恐怖剧。而剥离的暗示对顺子和蔡素芬来说“忍忍吧，忍忍就过去了”的自我治愈术的消解也逐渐产生了效果。顺子和蔡素芬等人物身上的非理性治愈术，没能愈合潜藏的撕裂或剥离之痛，反而是愈演愈烈。菊花由最初摔花盆和指桑骂槐的暗示性言行，逐渐演变为赤身肉搏和离家出走的正面冲突。随着撕裂的加剧，直到菊花勒死韩梅母亲留下的断腿狗，菊花制造的恐怖剧达到了高潮。蔡素芬和韩梅相继的“晕厥”，让菊花这个根绳索，在她们以及顺子心里的死结越拧越紧，剥离在此制造出了最大的声音效果。 在蔡素芬和韩梅“妈呀——”或“呀——”的极度惊恐声中，似乎我们对菊花的厌恶、愤怒也随之到了深恶痛绝的境地。剥离的绳索一端揪住了我们的目光，另一端也揪住了蔡素芬和韩梅的命运。叙事的魅力在此造成了多重冲突和声效。同样，家庭作为顺子的另一种“装台”形式，他看到菊花残忍地勒死断腿狗的场面，没有展现一个男人应有的愤怒。这在大女儿菊花眼里，他“这个窝囊废，见了这阵仗竟然双腿一软就跪下了。他这明显是给自己跪下……”，这与顺子在外带领大吊、猴子、墩子等兄弟揽活“装台”的担当精神和勇气似乎成为一种讽刺。这个“装台”团队的“灵魂式人物”在此却丢失了魂魄。它刺痛了一个男人在以家庭秩序为核心的日常生活中的尊严，捆绑了顺子的道德，甚至是羞耻。对顺子而言，她始终是内心的阴影。她僭越了他作为父亲的道德底线，也似乎正陷入了佛洛依德所揭示的领域。“嫁不出去”似乎成为这个“脾气外怪，谁也摸不透”女人心中的噩梦。而相反“嫁出去”则成为她的黄粱梦。她的梦显得那么虚无和苍白，以至于我们看到她和谭道贵的结婚也是一种不真实的讽刺剧。短暂的美梦也因谭道贵制造假酒案发而戛然而止。她在“深秋的一个下午回来的，回来时，哭得脸上化妆油彩一道一道的”，不禁联想起开篇第39页中，顺子看到菊花化妆台上的瓶瓶罐罐的场景。就在菊花回家的那个深秋，顺子看到那张被现代整容术塑造的面具，“鼻梁有些歪，脸颊有些塌陷”。而顺子家庭中的噪音又在销声匿迹后得以恢复，“声音一样，节奏一样，叫声一样，是那种永不安生的怪叫声，就是不像唱，只是那样一直没头没尾地反复着”。 韩梅和蔡素芬的离去，本使我们相信噩梦随之结束。但却随着大吊的死亡和周桂荣的进门而成为了另一种开始。无疑周桂荣和韩梅、蔡素芬一样只能选择离开顺子，而不变的则是家中自然的舞台。大吊的死亡与其说是无常，不如看作是一场人性的试探。它验证了菊花才是顺子命中绳索的事实。她把顺子牢牢地囚禁在人性孤独的深渊，而自己却在渴望嫁出去的欲望魔盒里跳跃。她是顺子内心捆绑的阴影，画下了人性的诅咒，言及顺子以及和他关联的女人的命运。顺子无从选择，也无法选择。菊花最后一次离家出走，返回时看到周桂荣的面孔，对于顺子的质问和掀翻花盆的动作，以及顺子的点头答复。这一串行为恰是对开篇的呼应和循环播放，打碎花盆循环的是一个死结，它存在顺子心里，也在我们心里。菊花打破花盆和家中没头没尾反复的噪声，与以往好像没有时间的断裂，它就像一块完整的丝绸连贯着本该属于顺子的生活。 顺子始终没能逃脱菊花这根绳索的捆绑。故事结尾处，天气闷热暗示着要下雨。此时，蚂蚁又开始搬家，“它们没有忙乱，没有不安，没有躁动，只是沙沙沙的进行。”蚂蚁似乎居无定所，没有固定的巢穴安放自己。韩梅母亲去世前对顺子以下跪的方式作为嘱托，这份托付只是表面上点头允诺，到头来却毫无意义。顺子还是顺子，菊花还是菊花。韩梅曾誓死守卫那份看似稳定巢穴的梦想最终被菊花瓦解。顺子的“失信”，造成韩梅的出走。而蔡素芬也曾有着韩梅以及韩梅母亲同样的渴望。但最终等待她的却是一种失落和无望。 她离开顺子家庭的自然舞台时，又是怎样的千头万绪。她在观看《天雷报》时产生的“幻觉”把她带到自我命运制造的在场之镜，而顺子对她的安慰“戏不是真的，可里面演的事是真的”，也成为自己的命运戳印。在离开顺子家前，蔡素芬花去整整一夜时间对这个家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冲洗，冲洗作为一种象征的仪式，在此意蕴深长。它是希翼，却那么轻盈，那么高远。它是终结，却那么难舍，那么纠结。这个家对她留下的始终是恐惧和阴影，菊花则是恐怖剧的制造者，始终是一根绷紧的绳索。她没心没肺，只有丑陋的相貌和“想嫁出去”的欲望。她压抑在内心的噩梦也成为她一生的宿命。最终她的欲望也没能跳出自我的束缚。它溢出身体的坛子化作一种虚无的命运。这根制造“幻觉”，无事生非，制造剥离疼痛的绳索。似乎也连接了蔡素芬的离去，“顺着七弯八拐的窄巷子，悄悄离开西京城的，她是奔着一块真正安静的地方去的。”她对于顺子家庭的清洗，以及她以往的努力、宽恕、包容都没能唤起菊花人性的苏醒。相反她的善良、勤劳和隐忍成为菊花变本加厉的筹码，在螺旋上中催促着分裂的决绝之痛。人性的善和人性的恶在对抗博弈中制造出了剥离的花束。 在自己布景的舞台上，顺子常常替剧团跑龙套。在《窦娥冤》等戏剧中，他无数次出场“演活了死尸”，被大家称赞是演得最好的角色。正如在《人面桃花》中他“演活了狗”的形象。似乎顺子需要一根绳索，他才能展现出自己人性的才华。同样，菊花作为家庭舞台中的绳索，在她施展的捆绑术中顺子才能为我们呈现出底层人物的非理性心理以及他们的命运。陈彦叙事的精妙之处就在于他于“装台”这枝繁花的热闹之外另辟蹊径，营造了一场看似家庭闹剧，“不值得”被关注，但却竭力被我们所捕获。于繁花之外的“寂静”乃是整个文本无意识谱系的巨大河床。如前面所述，顺子对蚂蚁的悲悯情怀乃是文本边缘始终穿梭的一条线索。它钩连起我们对整个“装台”人物的关注。他们在城市庞大体量边缘求存。他们的世界在文明之外，在喧哗的现代空间中有着属于自己劳作的“宁静”。读完《装台》最吸引我的不是蚂蚁这个解开陈彦叙事的绳索。反而是蔡素芬离开时“顺着七弯八拐的窄巷子，悄悄离开西京城的，她是奔着一块真正安静的地方去的。”最吸引我，这时故事甚至可以结束了。蔡素芬离去后顺子做了两次梦，一次梦见自己变成蚂蚁，一次梦见蔡素芬在海上。这个两个梦使我流连忘返。至于蔡素芬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蔡素芬就像沿着顺子梦里的那片海逐风浪而去，她漂洋过海，归属宁静。 小说说到底是生活的。生活如同蔡素芬的离去，也如同顺子梦里无涯亦无尽的大海。生活中每个人都在寻扎自己心中想要奔向的地方，奔向的地方如同流星闪耀，那里总与现实休戚相关。现实中的不满、恐惧、绝望、问题和困惑，总在星光闪耀的地方得到答案。然而，光辉照耀瞬息产生地“繁花”，被人间烟火这个盛大的幻觉所吸引，于这个幻觉之外的寂静乃是生命的自我升腾。这种升腾正是生命的光源，如顺子和他的兄弟赋予舞台的灵魂，这个灵魂最终在光源支撑的魔幻魅影中诞生。蔡素芬和韩梅最终都朝向光源的地方努力，顺子则在菊花的捆绑中腐朽，菊花想要嫁出去（其实这是一种悖论，因为菊花显然嫁不出去）的“欲望”限制了自己和限制了顺子，它给顺子戴上了一条无形的绳索，这条绳索超越了一切诅咒。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顺子家中的经书是绳索或者说是菊花，而他念得是“渡我”，念得是超越。但超越对他来说是遥遥无期的白日梦，他梦见的只是别人的身影，那个身影越走越远，愈来愈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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