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方基于公共管理客体的管理思想的演变
总得来看，西方国家的管理思想主要经历了“物本管理”、“人本管理”、“能本管理”的三个发展阶段。在每个发展阶段，由于人们关于公共事物管理效果的决定因素在理解上存在差异，从而各个阶段表现出了不同的管理特点。而造成这种理解差异性的主要原因，则在于每个阶段对于“人性”认识的不同。
公共事务管理思想的第一阶段，就是物本管理阶段。物本管理思想的形成主要是基于“经济人”的人性假设。这一假设最初是由英国著名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并加以详细阐述的。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一切经济现象都根源于人的利己本性。处于市场交易中的每个人都心怀“自利的打算”，最终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后来，这一假设逐渐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假设之一，同时经过理论界的不断推演，它也逐渐被应用到了政治学、管理学以及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之中，成为了各个学科对人的心理和行为进行分析的逻辑起点。
公共事务管理思想的第二阶段，就是人本管理阶段。人本管理思想的形成主要是基于对人性的“社会人”假设。“社会人”假设的提出源于梅奥著名的霍桑实验。1933年，梅奥在《工业文明中的人性问题》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社会人”假设，该假设主要包括以下几层含义：（1）从根本上说，人是由社会需求而引起工作动机的，并且通过与同事的关系中获得认同感；（2）工业革命与工作合理化的结果，使工作本身失去了意义，因此人更多地从工作上的社会关系去寻求意义；（3）人对同事们的社会影响力，更比对管理者所给予的经济诱因更为重视；（4）人的工作效率随着管理者能满足他们社会需求的程度而改变。可见，人本身的因素对于工作的复杂影响逐渐得到了管理者的高度重视。显然地，梅奥提出的“社会人”假设对人的认识要比“经济人”假设更为深入和全面，它的提出使得管理中对“人”的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最终确立了人在管理实践中的主导地位。在公共事务管理活动中，管理者也逐渐肯定了人的因素对于管理效率的决定作用，最终确立了人本管理的思想。一般而言，人本管理的最基本内涵表现为：（1）坚持以人为中心，把人放在组织的核心地位，将人看作是组织最重要的资源，注重人的行为和心理对于管理效果的影响；（2）注重满足人的心理和社会需求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充分发挥人在管理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3）对人实行物质刺激和金钱激励的同时，同时也把对人的精神激励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4）注重人的综合素质的开发，注重组织文化的培养。
在人本管理的基础上，当前在公共事务管理中西方管理学者又提出了“能本管理”思想，这在本章的第四节将有详细论述。
2．中国基于公共管理客体的管理思想的演变
纵观我国管理思想的演变，对于如何更好地实现公共事务的管理，公共组织（有时表现为国家）始终都是围绕着人的因素而展开的。也就是说，人的因素一直是公共组织关注的焦点。从发展的时间上进行划分，主要可以划分为传统管理思想和现代管理思想。
传统管理思想产生于我国的封建社会时期，虽然这一时期国家主要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但国家也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职能，对公共事务也进行了必要的管理。总得来看，这一时期公共事务管理的重点主要表现为对民生问题的解决。
那么，对于这些人民所关心的公共事务的管理思想是什么呢？我们说，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组织人本主义”。所谓“组织人本主义”是指组织目标的实现是建立在作为组织基础上的人之上的，组织依赖于人，人是构成组织的基本要素，因此，人必须要受到组织的高度重视。可见，这表明了在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中对人的意义和价值的充分肯定。从而，这接近于西方所提出的“人本管理”。但是，我国“组织人本主义”对人的探讨的角度与西方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人的行为规律的研究
早在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古代的思想家就提出了要研究人的问题。荀况在《荀子·非相》中提出：“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其意思是：人之所以为人，同其他万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意识。孙武在《孙子兵法》中提出：“人情之理，不可不察”。韩非在《韩非子·南面》中提出：“任理去欲，举事有道。”其意思是，要根据一定的规律去掉主观的人的欲望，办事情才能符合客观实际。
（2）关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研究
荀况在《荀子·天论》中指出：“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其意思是：顺从天而且颂扬它，哪赶得上掌握它的变化规律并且加以利用它呢？天有四季的变化，地有蕴藏的财富，人有掌握天时、使用地利的办法，这就叫做善于同天地配合。如果放弃人的努力，期望天地的恩赐，那就太糊涂了。
（3）关于“人的本性”问题的研究
荀况在《荀子·性恶》中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他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而性善则是人为的。荀子的这种性恶论类似西方所提出的“X理论”。他还进一步指出：“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孟轲在《孟子·告子上》中说：“人之善也，如水之下也。”“无隐之心，非人也；无善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端”与生俱来，是善的开端和萌芽，也是人与禽兽的分水岭。可见，孟子的这种性善轮类似于西方所提出的“Y理论”。在汉代，有人认为性的善恶事混杂的，由点类似“Z理论”。到了清代，王夫之又提出了人性“日生日成”的学说，即人的本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新故相推的环境中变化发展的。他根据环境影响人的本性的理论，认为要教育改造人的思想和行为，必须从改造现实环境入手，做好“适其性”的工作。王夫之的观点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
（4）关于人的欲望和需要问题的研究
《荀子·礼论》中提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不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其意思是：人生来就有欲望，有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不能没有需求，有所需求，没有一定的标准限度，就不能不发生争夺；争夺起来就会混乱，混乱就导致贫穷。所以，荀子接着在《礼论》篇中又提出要“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其意思是：要研究人的欲望，满足人的需求。使人的欲望绝不会由于物资缺乏而无法照顾，物资也一定不会因为满足欲望而用尽，物资和欲望，两者在相互制约中增长。管仲在《管子·牧民》中指出：“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可以说是管仲的需要层次论，说明人们在衣食丰足之后就要考虑荣辱等，即人在满足了生理需要以后，就会有心理方面的需要、社会方面的需要。《韩非子·五蠹》中指出：“民之政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人总是追求着安全和利益而避开危险和贫困。
（5）关于奖惩和惩罚问题的研究
《荀子·富国》中指出：“赏不行，则贤者可不得而进也；罚不行，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贤者不可得而近，不肖者不可得而退，则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其意思是：没有赏罚，有才德的人就得不到提拔，没有贤能的人就不能被斥退，于是有能力的人和没有能力的人都得不到恰当的人用，这样一来，万事都安排得不恰当，事态的发展变化也不能适应。诸葛亮在《诸葛武侯文集》中指出：“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
（6）关于群体行为和组织行为的研究
《荀子·富国》中指出：“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这里，荀子提倡的就是集体行为，他认为群性是人类本性之一。《荀子·王制》中指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之，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就是说，人有力气，有生命，有意识，而且有道德，所以说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和谐相处就能团结起来，团结一致就能有力量，力量大就显得强，强就能战胜万物。因此，人为了生存不能没有组织。
（7）关于用人问题的研究
《荀子·王制》中还提出：“王者之论，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就是说，人事制度是：凡是有德行的人，没有不给以尊贵地位的；凡是有才能的人，没有不给以惩罚的。朝中没有不称职而侥幸捞到管职的，百家中没有侥幸而苟且偷生的。诸葛亮提倡“为官择人”，即要根据职务去挑选人才，要因职配人，而反对“为人择官”，即不能因人设“庙”，不要为某一个人找到好的职位而设职位。
综上可见，我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对于人的探讨是极其丰富的，这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有着极大的帮助，影响着管理过程中管理原则、管理方式的形成。
就现代管理思想而言，可以说，尚没有形成一个清晰而完整的发展脉络。在西方管理思想的灌输和影响下，当前我国的管理思想既有传统管理思想的痕迹，同时又体现出与西方国家的管理思想融合的趋势。也就是说，当前我国的管理思想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同时存在“组织人本主义”、西方“人本主义”和“能本管理”的某些特征。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我国公共事物管理研究和实践的日益深入，我国必然会形成一套能够体现自身管理特色并符合时代要求的管理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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