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只有从固有的虚荣中超脱出来，才有真正的坦然，才有成长。成熟的过程就是坦然接受一切既成事实并从中创造性地转化为智慧的过程。读书多并不一定能帮我们坦然，有时反而加重虚荣，所以读书人中不得志的尤多。学问不是用来炫耀或博得虚名的，如果不能作用于身心使其坦然面对一切外界干扰，那就是无用之学。
狗剩儿他娘经常训斥我道，没想到你读了那么多书，反而不明事理。殊不知，在现在这个环境，读书与明理反而殊绝了。我看的书，绝大多数都是学院派之学术书（敲门砖是也），只是为从事特殊之行业所需之特殊技能服务的干活。于个人身心上的帮助极少。我和朋友聊天，常常把自己比作木匠即是这个道理。木匠活干得再好，不一定就是个懂事、明理、有德性的人。同样，读学术书读得多，和能否明理的确是两码事。安顿身心是另一种工夫，需要不同的专业、技能之训练。
因此，我一直以来所追求的博学多闻之学，实际上是等而次之的一种学问方法。一个人就算记得再多的知识，明白再多的理论，征引再多的典籍或语录，在做人方面若仍是虚荣可鄙，那说明他根本没看该看的书或根本就没看懂。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们常常忘了做学问的目的，以为懂得多然后被别人崇拜，因而就能够沾沾自喜，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或学问很大的样子。还有的人追求博闻强记或记诵之学，例如，南宋时期程颢的弟子谢良佐就是如此。据说这个谢良佐天资颖悟，博闻强识，听说程颢的学问好，前去拜师。程颢问他：你平时读什么书？谢良佐说：史书。程颢顺手从成堆的史书中抽出一本，翻开一页，问谢良佐这段讲的什么。谢良佐把程颢提到的一大段整个背了下来，一字不差。程颢再抽出一本书，谢良佐仍能倒背如流。不料程颢只说了四个字：玩物丧志。程颢为什么说他玩物丧志呢？因为他沉迷于记忆力带来的快感，而不追求读书明理的训练。如果不能按照自己的理解，以自己的语言来讲述书里头的义理，而是仅仅满足于记住并背诵出来，那于家于国，甚至于自己的身心又有何补呢？
现在的我所面临的挑战无疑就在这个层次上。是的，我不得志，我对现状不满意，但我难道不应该停下来，等一等，好让我所读过的这一切人文书籍发挥它们医治人心的作用吗？我急着、赶着要读书破万卷所为何事？如果这些圣贤书都不能帮助我此刻的状况，那说明我的心灵已经病入膏肓了啊。当然，人人都会说“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但是，如果不能依据这些经典找到深层次的医治办法，我顶多只能做到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地步。必须深层次地挖掘我内心的症结。
这症结一如往常，其实就是虚荣。是彻头彻尾的虚荣，是胆大包天的虚荣，是目空一切的虚荣。《魔鬼代言人》中阿尔·帕奇诺所饰演的撒旦，总是爱说：“虚荣是我最最钟爱的罪。”（Vanity is always my favorite sin.）这话正好适用于我自己。我常常自以为是地理解了哲学的作用。这作用俗称为终极关怀。我又把这终极关怀理解为中国古人所谓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或者“留取丹心照汗青”。而这三不朽中尤其以立言为我所看重，仿佛只有写出本书来，我才来躲得过上帝的大限，我才不会辜负此生。但是，细细想来，这真是无知又无谓的虚荣心在作怪啊。一个作家或学者，倘若冲着要爆得大名或名留青史的动机去写作，他的作品一定不能是第一流的。因为，他得有多少矫揉造作，多少虚妄的、不自然的努力尽付其中呢？他的作品又如何成为他自己本身境界的反映呢？
好的作品一定是一流境界的反映。而一流的境界，一定不是说出来的，或成为意识中已经准备好的现成动机。好的作家或学者，只追问问题本身，只关心问题本身，他不考虑附加在作品之上的一切外在价值。如果写作是为了什么什么，那这作品，不看也知。作品本身应该就有一种生命，它不为任何其他一切价值或目的存在。作家如果指望作品之外的附加价值，说好听点那就是动机不纯，说难听点那和妓女出卖肉体没有什么两样。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说过：“我为自己而写作，为金钱而出版。”写作本身必须是超功利的，连名利、连我上述所谓的“终极关怀”也是要超脱的。
放弃虚假的、由各种欲望、观念和意识形态塑造出的那个要“不朽”的我，才能达到忘我的化境，也才能达到快乐。事实上，我们最快乐的时刻，和我们发挥最好的时刻恰恰正是忘我的时刻。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该也不会，更没有打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也是虚妄或是第二位的。做学问或写作第一位的目的就是为其本身，要把这个事情干好，而干好这件事的同时就是作用于自己的身心上，为自己的坦然和安心来做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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