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个时代知识并不十分重要,因为任何不知道的东西,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找到线索和答案,而真正被需要的是经历,因为那不是人人都能拥有的。我们可以从音乐里体验生活,但是当你经历过了一切,那你就只会感受到平凡。因为生活永远是高于音乐的。”——陈宏宽
鲍蕙荞:您14岁时,怎么又想起学钢琴了呢?
陈宏宽:我姐姐陈必先比我大8岁,我是根据条例出去的最后一个,中间隔了12年。我父亲希望我赶快考出去。我当时是用小号考出去的,但德国方面认为我太小不适宜学小号。所以我姐姐就拼命教我钢琴。她当时已经得了“慕尼黑国际钢琴比赛”的冠军,对我非常严格。后来我考进汉诺威音乐学院。我起步太晚,要比别人多练好几倍的琴。
鲍蕙荞:你小时的志愿是学音乐吗?
陈宏宽:我父亲是科学家,我七八岁时,父亲带我参观工厂,回家后我就能画出机器里外的结构。我父亲当时认为我是科技方面的天才儿童。我父亲的思想很先进,他反对小学生要把每个字抄15遍的做法。他说5遍就好了。他还当着大家的面说:“我儿子可以做到这样。”我当时觉得很丢脸。(笑)但他绝不是无理取闹,他认为如果抄15遍,小孩子的头脑都弄死掉了。如果我考试得了90多分,他会说:“何必要90多分呢,70分就行了!”如果被子叠得很整齐,他也认为没必要。(笑)我姐姐小时候怎么会学钢琴呢?因为有人送她一个小玩具钢琴,她会在上面自己弹出小曲调来。那时候,我爸爸的单位要送他去国外进修,结果我爸爸拿了那笔钱直接去买了一台钢琴,那台琴是美国兵留下来的,买的时候很贵。那些钱当时都可以买楼了,但他买了钢琴给一个4岁的小女孩。
鲍蕙荞:你14岁才开始正式学钢琴,那时有兴趣吗?
陈宏宽:开始只是一种“任务感”。因为我出去学习是代表一个民族。当时中国人出去的很少,所以一举一动都被大家看在眼里。但是到了16岁那年,有一天我忽然入境,感到了音乐的美妙。从那时起,我决定放弃科学,因为我感受到音乐可以将人带入一种不同的境界。
鲍蕙荞:您已经在上海音乐学院工作几年了(编者按:如今已经离开上音了),对中国钢琴学生的情况一定也了解的相当多,您觉得中国的钢琴学生有什么主要应该解决的问题?
陈宏宽:有一些是社会性的问题。一家就一个孩子,全家人伺候一个人、期望也都在一个人身上。这样孩子的压力过大,根本没有机会体会生活中很多别的方面。西方音乐的基础是“奉献”,不是“指挥”。但是国内学生常常是“以我为主”,不懂得“奉献”是更高一层的信念。不懂“奉献”就不能进入抽象世界,而这个抽象世界是以“爱”为核心的。不懂奉献、不懂爱也就很难感受到音乐的真谛。
鲍蕙荞:是否有了这样的认识,就很容易面对比赛的得失?
陈宏宽:我第一次参加比赛是16岁时,在全德钢琴比赛中得了第2名。17岁时参加“日内瓦国际钢琴比赛”,第一轮就没有通过。然后我留下来从头听到尾,做了很多笔记。我知道了别人的水平,准备到什么程度,也知道自己有哪些地方做的不好。之后我从来没有为比赛的失利而失落过。
鲍蕙荞:其实比赛不应该成为一个目的。对音乐的热爱才是最重要的。
陈宏宽:是啊!一个人要想成功,面前可能会有一百零一个陷阱。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陷进去就会爬不出来。我为什么手受伤还能恢复,我想我和别人不同的是,我可以放弃钢琴。手受伤前,我的目标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但手坏了以后,反倒让我了解了很多别的东西。我当时很心平气和,我想到:我是一个人,钢琴并不能代表我,艺术家不是“复制品”、不是“产品”。艺术家是一个“载体”,艺术是一个“过程”。一个学生要走艺术的道路,一定要认清这条路和别的路有什么不同。做艺术家要生活严谨、没有享受,伦理道德要比别人更高出一筹。做钢琴家有太多的矛盾:又要练很多琴,又要学会生活。一个艺术家不懂真理,他的艺术就没有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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