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农业正处于转折点，人们期待已久的“绿色革命”或许已经近在咫尺。非洲大陆许多国家的政府正在采用有利于市场运作的政策，并承诺向农业投入更多的资源。传统的捐赠大国正在增加在农业方面的支出，而中国和巴西也开始对农业贡献它们的努力。私营部门对非洲农业的投资正在快速上升（见附文“评估非洲农业机遇的规模”）。高企且波动的食品价格进一步凸显了发展农业的重要性；这样的食品价格不仅产生了压力，而且也为政策制定者创造了采取行动的政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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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非洲农业机遇的规模在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价值以及扩展相关的商业经营活动方面，非洲拥有巨大的潜力。非洲的“绿色革命”将通过使用新的技术和基础设 施，大幅度提高农业产品的产量。其影响——提高农村人口的收入、大力推动GDP增长以及创造商业机遇——将是巨大的。此外，为了养活全球不断增长的人口， 全球的食品产量在未来40年需要在2005～2007年的基础上提高70%1比如，谷类产品需要增加43%，肉类产品需要增加74%。而非洲将可能成为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非洲在农业方面的业绩不佳有多种原因。比如，破旧落后的基础设施导致农产品的运输成本高昂。许多农民无法购买价格昂贵的机械、高产量种子和化肥。 尽管非洲农业的转变面临诸多挑战，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些迹象，预示巨大的变化即将到来。这一机遇所具有的巨大潜在回报，是当地的政策制定者、全球农业企业和国际组织都不能小觑的。农业占非洲大陆GDP的约15%，而且目前仍是远高于其他部门的最大的就业机会来源。 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估计，到2020年，非洲将通过绿色革命，把其农业产出从现在的每年2800亿美元，提高到每年约5000亿美元，到2030年，提高到每年8800亿美元2。这种规模的增长还将提高化肥、种子、杀虫剂、机械设备等上游产品的需求，同时刺激谷物精加工、其他类型的食品加工和生物燃料等下游经营活动的发展。我们估计，到2030年，这些相关市场的总价值将达到每年2750亿美元。 由于存在许多复杂的问题，因此要确定非洲绿色革命的规模是非常困难的。这些问题包括各种农业生态条件所需的技术、治理、基础设施、市场准入、性别问 题（大多数农民都是妇女）、气候变化、其他可持续性问题、更好的营养和更高的卡路里，以及脆弱的人口面临的特殊问题。许多人和机构对于如何推动非洲的这场 绿色革命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我们通过研究该大陆已经取得的成功、多个非洲国家最近的农业计划以及其他地方的经验，首次尝试评估这场绿色革命的潜在价值。非 洲应该综合采用三种方法：
如果非洲实现了上述这些目标，在未来20年，该大陆农产品价值的增长速度可以达到过去10年增长速度的2倍。其绝对产量增加值的近3/4可能发生在 下列11个国家：安哥拉、喀麦隆、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尼日利亚、苏丹和坦桑尼亚。许多其他国家也可能提高其农业 增长速度，但是，这11个国家在商业化农业方面拥有最大的机遇。 这样规模的绿色革命又可以推动许多其他行业的发展。我们的分析表明，到2030年，上游输入市场可以从每年80亿美元增加到350亿美元。在这方面，最大的机遇可能是化肥。非洲每公顷使用的化肥为24公斤3，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提高化肥的使用是非洲绿色革命的基本组成部分，将为供应商带来每年140亿美元的潜在收入，视利润率的多少，其利润可达约30亿美元。 下游市场的发展甚至可能更加迅速，可以从如今的每年400亿美元增加到2030年的每年2400亿美元。下游市场最大的机遇是蔬菜和食品加工。但 是，生物燃料是现在增长最为迅速的机遇，如果全球石油价格保持在每桶70美元以上，到2030年，该市场的价值可能会超过每年200亿美元。对于非洲内陆 的石油进口国而言，乙醇产品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这些国家高昂的交通费用提高了其消费者燃油的价格。如果非洲能够不威胁到食品安全并且以环境上可持续的方 式生产生物燃料，那么，它还可能成为欧洲生物燃料的主要供应商。 作者简介：Acha Leke是麦肯锡约翰内斯堡分公司资深董事，Jens Riese是慕尼黑分公司资深董事，Sunil Sanghvi是芝加哥分公司资深董事。 注释：1到2050年，世界如何养活自己的人口”（How to Feed the World in 2050），联合国粮农组织，2009年。 2本文改编自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的报告“前进的雄狮：非洲经济的进步与潜力”（Lions on the move: The progress and potential of African economies），该报告可从mckinsey.com/mgi免费获得。关于该模型与假设的详细资料，请参考该报告的附件。在讨论农业机遇时，由于绿色革命具有长期性，我们主要关注为期20年的项目。 3 约53磅。 | ||
但是，要想明智地对这些更多的资源进行投资并实现非洲农业的前景，需要更加出色的国家计划。推动这些改进实现的努力正在进行当中：比如，非洲联盟的非洲农业综合发展项目（CAADP），旨在“帮助各国批判地审视自己的情况并确定具有最佳影响和回报的投资机遇。”但是，推出经济高效的农业发展计划是一个挑战。为了取得成功，它们必须在人力资源有限、腐败、政治压力、优先要务不断变化和基础设施不足的背景下，克服多种技术障碍。（见附文“中国农业：非洲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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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非洲的榜样?非洲国家花了数十年的时间试图提高农业产量。在研究新方法的过程中，许多专家正在从中国令人瞩目的农业成就中寻找答案，该国在过去30年中让数亿农民摆脱了贫困。中国在非洲的农业投资和发展项目正在不断增加。中国模式与非洲大陆存在怎样的相关性？ 当然，中国与非洲存在很大的不同：中国是一个拥有同质人口结构的单一国家，它拥有强大而稳定的中央政府；在各级都拥有发达的公共部门机构、基础设施 和能力，并拥有悠久的水稻和小麦种植传统。非洲由53个包括不同的部落、民族和语言的国家组成。许多国家的领导层不稳定，其公共机构和基础实施要么不存 在，要么较弱，在政策和规划方面很少能够达成共识，大都有后殖民地的遗风，气候和健康条件严酷，以及并不适宜绿色革命的农业传统。但是，与中国相比，非洲 也拥有某些重要的竞争优势——比如更多的可耕地和水资源，以及规模较小但增长迅速的人口。 重大农业改革必须以政治领导人对其优先地位的宣传和执行作为基础。上世纪80年代中国致力于快速提高食品产量和农村收入的承诺，是“改革开放”这一 更为广泛的经济发展议程的中心支柱。事实上，中国的农业改革并非独立的目标，而是为更广泛的经济改革的一个关键战略。其目标是创造食品安全性、农村稳定 性、剩余收入和劳动力供应，以便推动更广泛的工业发展。在非洲，有太多的时候，农业政策要服从于具有更大政治影响力的城市利益的需求，并成为其他发展政策 的副产品。 此外，企图以外科手术式的方法（如重点加速一项投入或其它投入，如化肥、种子或灌溉）来解决农业难题的努力，在非洲各地均以失败告终，因为这种投入 被作为一种政治货币，转变成了被政客们用来交易和滥用的商品。因此，以农业改革为中心的强大、全面和完整的发展与投资政策必须作为非洲的出发点。 人员和项目固然重要，但是，制度却能够持久，并能促成真正的变革。中国在一开始就在各级和农业价值链的许多方面创建了制度能力。其中包括研发机构； 世界上最大也最为全面的农业推广体系；国家、省和地方各级的信贷和融资能力；以及管理种子、灌溉、生产、市场整合和出口支持的体系。尽管中国强势的政府机 构难以复制，但是，建立健全而必要的机构并确保提供必须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实施了大规模的农业改革，但是，其高明之处却在于采取小规模的实用的方法。中国改革的推动力集中于小农户，微观层面的项目、在每一个村庄的推 广、强调小型工具、机械和系统的农业工程、促进自我融资的激励措施、反复不断的改进、以及一点一滴的增量学习都自我证明了它们的价值。与此相反，非洲领导 人和西方捐赠者和投资者不时地尝试用大规模的模式和扩展式的计划来解决问题，结果，并不适合小农户。 人们很容易被忽视技术在中国农村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创建或扩大了数十家专注于农业创新的研发机构和大学。该国采用了新型的种子、化肥和水利设施；学 术研究与实际应用相结合促使农业经济学蓬勃发展；多达100万人的推广服务队伍建立了与农民的直接联系，确保提供适当的培训并帮助掌握新知识；政府还支持 私人投资，以确保进一步的创新。 迄今为止，非洲的经验常常对技术和推广服务重视不够。但是，重视技术和推广服务对弥补在生产率、市场进入等方面的差距至关重要，而这些差距正在不断 抑制农业的发展。到目前为止，除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外，非洲在将中国农业工程和技术转移到非洲方面，取得的成功非常有限。但是，在未来10年，随着更出色 的分销渠道的出现，随着将技术与当地条件相结合的更为成熟的模式的普及，以及中国政府通过投入数十亿美元巨资的承诺对中国的私营行业投资非洲给予强有力的 鼓励和支持， 成功的经验或许能够遍地开花。 毫无疑问，在将中国的经验和机遇用于非洲农业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局限性，特别是由于中国与非洲在政治和经济环境以及问责制和创业文化方面存在着巨大 的差异。但是，非洲将中国视为重要的启迪来源却是明智之举。一方面，非洲人应该考虑中国咄咄逼人的农业扩张所产生的负面后果：环境恶化、劳动力剥削和社会 不平等。但另一方面，中国将通过巨额援助、投资和战略项目，继续成为非洲所有经济发展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提高农业生产率和食品安全性的许多具体方法， 如果适合非洲的社会和现实，或许能够帮助世界上最为贫困人口中的更多的人大幅度提高其日常生活水平。 作者简介：Steve Davis是麦肯锡公司社会创新总监；Jonathan Woetzel是麦肯锡上海分公司资深董事。 作者谨对aron Flohrs、Lutz Goedde、Kartik Jayaram、Katie King、Chris Maloney、Jens Riese和 Amine Tazi-Riffi为本文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 ||
近年来，麦肯锡公司一直在十多个非洲国家的公共、私营部门和社会领域，从事农业发展的规划和实施工作。我们从这些工作中获得了一些深入见解，并将其总结为四大经验：集中精力，重点推行范围较窄但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项目；更加关注农业产品的最终市场；赋予私营部门更明确的角色；从一开始就考虑实施问题。我们提供这些经验，旨在把促进非洲农业发展的问题提到一个更高的起点，而不仅仅只是回答 “什么”、“谁”和“怎么做”的问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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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采访文字摘录： | ||
在这一相关的视频访谈中，麦肯锡的三位专家讨论了为了在非洲掀起一场“绿色革命”，需要采取什么行动。请使用互动图表倾听他们的想法。
许多国家的计划分散而广泛，试图覆盖多个地区和行业，但并没有为其努力投入足够的资源。比如，利比亚的农业部门投资计划拥有跨多个子行业的21个项目，每个项目包含3至6项活动。这种方法对于任何机构都构成了管理挑战，而对于曾经冲突频仍、努力重建公共基础服务并严重依靠捐赠国支持的国家，尤为如此。几乎所有CAADP国家的计划都制定了生产率和产量目标，但是，它们并没有以政府能够实现的方式来表述这些目标，比如修建多少公里的公路，建设多少仓库（及其位置），或者建立多少个商业化农场等。
因此，政府应该让自己的计划尽可能有针对性、尽可能清楚明确。他们可以将投资集中在某一价值链（与某一作物有关的所有经济活动，从市场投入开始），或者集中于大幅度提高某一谷物主产区的生产率，或者集中于某一基础设施走廊。各国应该有序地展开行动，在将投资扩展到其他地区以前，先从某一地区或者行业的成功中汲取经验。
比如，大约4年前，摩洛哥就将自己的重点从支持基本食品的生产，转向对少数能够加速GDP增长同时还能提高小农户收入的高价值作物进行投资。该国的目标是将30万公顷2土地从种植谷物转向种植柑橘类水果、西红柿以及其他高价值的作物，目前这一目标已经实现过半。另一个成功案例来自于埃塞俄比亚，在上世纪90年代，该国决定投资生产芝麻和鲜花以供出口。政府与私营部门进行了密切合作，使原本停滞不前的农业部门年复一年地实现了强劲的出口增长。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油料种子和鲜花是埃塞俄比亚增长速度最快的出口产品。
集中于谷物主产区的方法是将投资集中于特定地理区域。比如，上世纪70年代，巴西的喜拉多（Cerrado）地区开始对基础设施、农业研究和土壤恢复进行投资。有几个非洲国家正在对现有的农业区域采用这种模式，其投资重点是小农户。比如，马里正考虑在锡卡索（Sikasso）地区实施粮食主产区试验项目。最初的目标是通过综合运用提高产量和有限地扩大新耕地的措施，将农作物产量提高60%。该国还对出口发展、新的道路和仓库以及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比如蓄水和适应当地气候的抗干旱种子）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另外一个方法是建立农业发展走廊，在这一走廊中，围绕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立商业化农场和存储与加工设施。有两个农业发展走廊正在建设中：其中一个连接莫桑比克的贝拉（Beira）港口与马拉维和赞比亚，另一个沿着坦赞（TAZARA）铁路把坦桑尼亚南方与达累斯萨拉姆连接了起来。在这两个案例中，采矿和基础设施方面的私营投资者起到了推动作用，并且得到了希望发展其国内被忽视地区的政府的支持。
大多数农业发展计划都专注于供应方面的干预措施，比如改善种子和化肥等的供应。而许多计划对于需求方面的关注不足——对于那些增加的产品最终的去向关注不足。除非规划者了解如何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否则，产量的提高可能不会产生经济收益，并使项目的实施难以为继。
一旦生产者家庭和当地社区的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另外还有3个主要需求来源需要满足：出口市场（国际性和地区性）、国内城市市场，以及食品加工。在摩洛哥，政府通过将技术援助、经济和政治措施（比如帮助种植者满足欧洲农场的认证要求）以及与欧盟签署协议相结合的方式，扩大摩洛哥生产者的产品免税进入欧洲的范围，帮助促进高价值作物向欧洲出口。在加纳，政府计划在北部地区建立基本食品作物主产区，以便为城市市场提供更多的大米和玉米，该国目前依靠进口满足城市的谷物需求。
食品加工对许多政府非常具有吸引力，因为它既是农产品的需求来源，又能创造就业岗位。对于出口商品而言，美国和欧洲的关税体制或许不鼓励下游加工，它们更青睐于原材料，而不是加工商品。但是，非洲国家可以通过削减对这些商品的出口关税来解决这一问题。科特迪瓦和加纳采用这种方法将可可豆在国内加工的比例，从2000年的不到10%，提高到目前的40%到50%。与此同时，随着非洲国家城市化的进展，加工产品供国内使用也变得更具吸引力。这方面的挑战是确保质量标准和基础设施（特别是电力）能够使该行业保持竞争力。
在那些由于交通设施不佳或者缺乏比较优势而限制了出口能力的国家，可靠的国内需求来源尤为重要。比如在埃塞俄比亚，2002年，改良的种子和良好的气候导致玉米的产量大幅度增加。但是，农民却无法卖掉余粮：这个国家几乎没有什么出口基础设施，高昂的国内运输成本和低下的购买力使得将玉米运到食品短缺的城市或地区并不经济。结果，玉米的价格下降了50%多，迫使农民让作物烂在地里。因此，如果政府希望实现让谷物产量翻番的目标，就需要在交通、存储和加工处理方面进行大量投资。
政府部门单靠自己是不能取得成功的。有证据表明，农业发展项目也需要农民或者农民组织、上游产品供应商、仓库运营商、买家和包括国际贸易企业在内的商业企业等私营部门的参与。发展项目常常忽视或者蔑视农业经销商和其他中间人，但是，他们却担负着至关重要的协调工作——比如，将小农户与市场联系起来，或者提供适合当地土壤条件的上游产品。政府和捐助者很少拥有承担此类工作的当地知识，也缺乏这方面的能力。还有，国际贸易企业无法既提供技术和管理技能，又成为主要买家。采矿和港口方面的私营投资，或许也能够在农业发展中发挥作用。
依靠诸如上游产品供应商、买家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的私营机构具有多种优势。他们通常能够获取资本和组织方面的知识。在竞争性的市场中，他们必须快速学习如何生存和赚钱。私营机构还可以把小农户与市场高效地联系起来。大量“核心”农户、农业经销商以及仓库运营商，可以立即把许多小农户的产品送往市场，通过获取规模经济效益为小农户提供比凭借自身的能力能够获得的更好的价格。农民组织也可以提供类似的服务——在某些文化里，它们已经有过成功的记录，而在其他地方，私营企业主则干得更出色。
比如在摩洛哥，政府为小农户制定了一个聚合计划。该计划围绕着核心农场展开，由政府租赁50公顷土地提供给商业农场主，这些农场主承诺通过“外包种植”计划与周围的小农户合作。所谓外包种植指商业农场主帮助小农户获取银行贷款、种子和顾问服务等上游产品和服务，用来换取向市场销售小农户的产品的权利。摩洛哥创建了一个农业发展机构，鼓励并引导这些投资并管理合同。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确保外包种植户与核心农场主之间拥有平等的关系。自从两年前该计划开始实施以来，该国已经形成了30多个这类合作组织。
引入私营部门并不能快速解决农业发展的问题：通常，当政府的能力较弱时，私营和社会部门（包括合作组织和其他农民组织）的能力也不会太强。过去，政府使用这一论据证明绕过私营部门是正确的。比如，当2005年马拉维政府推出其基于凭证的化肥补贴时，农民们只能在政府的分销中心凭凭证兑换津贴。其结果是弱化了私营农业经销商的作用，并最终导致某些经销商的店铺关门。从根本而言，只有当私营部门的激励因素与政府的战略以及该部门的农业客户的激励因素相一致的情况下，私营部门才能发展自己的能力。
为了实施农业发展战略，政府官员必须在从中央各部到推广工作人员在内的各个级别上，与农民和私营行业合作。由于大多数非洲国家都面临能力制约方面的问题，因此，这些政府必须制定清晰而且简单的战略。他们可以通过直接与农业合作机构一起工作，来减少所使用的中介数量，比如摩洛哥的核心农场主，这些农场主直接与小农户打交道。
有效的实施始于明确责任。在中央政府一级，相关的机构肩负着三项主要任务：管理自己机构内的农业项目，与政府其他部门、捐助者和私营及社会部门协调，以及监督战略的进展情况，并在需要的时候进行干预。每个国家的制度和能力都有所不同，因此，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这些机构实际做的事情，要比他们隶属于政府的哪个部门更重要。
一个方法是将实施战略的任务分配给制定这个战略的部门——通常是农业部——在需要的时候，对能力建设进行投资并引入外部专家。这种方法可以利用现有机构，而不破坏它们。不利之处是，这种方法难以改变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大机构文化以产生所需的影响。由于非洲能力建设项目的记录好坏参半，当某一战略涉及到强化或推广政府已经证明它能够管理的项目时，利用现有的能力或许是最佳方案。
另一种方法是设立指导实施的专门的交付机构。如果政府确定现有部委的能力过低，或者感觉该战略极具创新性，最好通过明确的命令创建一个部门来负责时，这种方法或许是恰当的。该部门很少负责项目，而是负责制定目标、追踪进展，并解决协调问题。它或许能够吸引其他政府部门的人员加入，因为它通常提供富有吸引力的薪金和有意思的工作。但是，它也可以在政府内部构建能力：通过轮岗、借调和安置将它的工作方式扩展到其他部门。比如，摩洛哥采用明确的命令创建了农业开发署，在高价值作物方面建立了公共私营部门的合作关系。政府战略其他方面的事务仍由重组后的农业部负责，该部的预算从每年约8亿美元提高到每年14亿美元。
还有一些其他国家正在考虑采用交付部门的模式推广农业转型。这些部门充当政府与捐助机构之间的联系人，追踪关键项目的进展情况，并为公共和私营实体牵线搭桥。
由于大多数非洲国家都面临能力制约方面的问题，我们的中心思想是：要想取得成功，农业发展计划的目标不能定得太高，但针对性要强一些。每个国家的计划都不尽相同，因此，统一的实施方法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政府能够与有兴趣的各方合作，实施经过挑选的项目（这些项目的需求来源已经确定，并且获得了由敏捷的实施机构监督的适当的投资支持），那么，农业开发计划就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