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以后，世界各大知名宗教都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是否有必要对教义进行改写？
虽然宗教的教义都是由人所写，但它的改动却是一件大事，因为每一个改变，都可能带来宗教思想的整体偏移，不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想几天就能完成的任务，由此导致的后果也会超出想象。
基督教能够完成这个任务，来自于早期《圣经》的编写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它是执笔者受感召而写。
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每一个基督教神学家都可以以此为名，发表对《圣经》的看法。
虽然在此过程中，有很多外力因素的介入，导致持异见者遭受抨击，甚至是报复，但他们的各抒己见，一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即他们得到了某种天然的许可，有权利这样做。
另一方面，这使得基督教神学家得以把大量来自外部具有先进性的知识，融入到对《圣经》的解读当中，比如哲学、历史学、语言学等。
进入20世纪后，参与这项工作的门类更加系统和完整，这些都对《圣经》新的解读创造了有利条件，对推进基督教教义改革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经》的逻辑越发严谨，思维也呈发散状态，显得活跃异常，并没有像一些保守的宗教一样，形成封闭式思维，最终陷入消亡。
犹太教对此进行的工作要更具系统性和前瞻性。一方面，他们有犹太教圣经《托拉》，但为了解释《托拉》，又随后制订了多本相关书籍，《塔木德》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本。
从公元2世纪末开始，《塔木德》就已经开始编写，每个时代表现优异的犹太教徒都有权受邀在上面写下自己的感悟，并提出自己是从《托拉》中得到了哪些启示，才使得他们得以成功。
直到今天，《塔木德》的状态仍然是未完结，这意味着对《托拉》的解释也仍然没有停止，也意味着犹太教时刻都走在各个时代的最前头，时刻保持着与时俱进的传统，每个时代杰出的犹太人都参与了对《托拉》的更新。
相比之下，伊斯兰教的情况就有些麻烦。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核心，从公元4世纪开始，就只由穆罕默德进行启示，也就是说，写《古兰经》，以及对《古兰经》拥有最终解释权的，只能是穆罕默德。
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后，并没有指定继承人，也就是说，《古兰经》失去了唯一的启示者，再无其他人有权对此进行新的解读。
在经过一番血腥的较量后，穆罕默德的各个继任者迅速把《古兰经》打造成了一本不容任何人质疑的书。
最初的几个世纪里，虽然每一任继承人都有自己版本的《古兰经》，但大的框架基本不变，伊斯兰教学者也无权对此进行任何改变，只能不断地维护它的权威和不可质疑性。
进入20世纪以后，《古兰经》因为其过分尊重传统，日益体现出与时代脱节的特点，可当改革派试图对它进行改变时，才发现一个令人无奈的现实：因为历代都没有进行过有效的更新，除非改写整本《古兰经》，否则根本无法对其进行实质上的改变。
也就是说，伊斯兰教缺乏自我进化的传统，如果想要改革，就得一切从头再来，而这必然会受到来自正统派的强烈挑战。
如果严格按照《古兰经》的要求和道德标准来进行改革，也不行。
《古兰经》中的观点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从未进化过，不仅过时，而且其中充斥着大量危险的观点，比如歧视女性、对异教徒的敌意，还有对现代科学和技术等的强烈排斥等。
公元八世纪，掀起过一场《古兰经》是人造还是受启示而成的大争论，曾为伊斯兰教引入哲学思辨，从而使《古兰经》具备基督教发展特征，获得了一线生机。
但是，争论最终以持保守观点的逊尼派获得胜利而告终，他们迅速驱逐了哲学及一切有利于《古兰经》健全发展的现代科学。
在后来的几个世纪的发展当中，政治活动的介入使伊斯兰教合法化，为了使宗教更好地为政治服务，它的稳定性无疑成了重中之重，这使得伊斯兰教彻底失去了活力，《古兰经》也成了强化禁忌的工具。
进入20世纪后，穆斯林中的知识分子正日益意识到像这样的发展对伊斯兰教的害处，因此，他们正开始试图用现代科学观点，结合历史、考古等多个学科对《古兰经》语言和文字对周边文化的借用进行考察。
此举旨在从根本上撬动《古兰经》不可撼动的根基，为全面启动重新解读《古兰经》创造条件，但从目前的进展来看，速度太慢，成果有限，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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