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朴子》说曹操“严刑峻法果于杀戮，乃心欲用乎诸葛孔明，孔明自陈不乐出身，武帝谢遣之曰，义不使髙世之士辱于汚君之朝也。”“不乐出身”当然是说假话，东吴重臣张昭曾向孙权推荐诸葛亮，但诸葛亮不愿意留在吴国，于是说了真话：“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但要“尽亮”，就不能“尽”他人，乃至人主本人。要有这个“度”，当然是不容易的，《太平御览》载诸葛孔明语云：“我心如秤，不能为人作低昻。”
《水经注》等书说诸葛亮死后，后主刘禪不同意在成都为他立祠，现在刘备墓反而藏在了武侯祠的深处，不能不说刘禪还是有远见的。当时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人也觉得诸葛亮作为臣子，配饗于刘备才合乎礼仪，要建武侯祠的话，也只应该建在他的墓地沔阳。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是《前出师表》中的名言，但谁都知道他一向自比管仲、乐毅，而且一心寻求“尽亮”的机会，现在说这种言不由衷，看似谦虚的话，本意却是要强调不是我要来，是你们“三顾茅庐”要我来的。目的还是为了“尽亮”。而专权者都需要在理论上设法佔领一个似是而非的制高点，以便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地压制不同观点，裹挟大多数无知者。诸葛亮打出的旗帜就是“兴復汉室，攘除奸兇；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但正如《后出师表》所说：“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所以他的北伐，每一次都只能是赔本赚吆喝的买卖。说“淡泊宁静以志远”，却又事必亲躬，能够偏安蜀地历来都是因为中原多故，一旦中原安定，也就无法偏安了。而他根本没有刘邦那样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到中原一绝雌雄的决心，也没有与荆州的关羽相互配合，即便是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相继叛魏来响应汉军，他也不敢离开祁山，去扩大战果。他的目的只是在拖延亡国的时日，不要亡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就好。那么魏延出奇兵的主张当然就理所当然地不能被採纳了。
《管子》说齐僖公让管仲、召忽辅佐二儿子公子纠，鲍叔牙不愿意辅佐不太有希望的三儿子公子小白。管仲却说：“天下不幸降祸加殃于齐，纠虽得立，事将不济。”还是小白“惕而有大虑”，而且非自己“莫容小白”。所以不让鲍叔牙离开小白，于是他和铁桿保公子纠的召忽在一起，就很难说不是卧底了，最后他射了小白那一箭，也就变得很可疑了。管仲相齐桓公小白是充满希望的，诸葛亮却是裹挟著整个蜀国在无望中挣扎。刘备临终，託孤给诸葛亮和李严二人，委任李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但军权是“尽亮”的根本，于是诸葛亮马上把军权夺了过来。李严也不笨，每次诸葛亮要他做些什么，他都会提出个人的要求。
东吴杀了关羽三年后，赵云与众大臣都劝刘备不要去打东吴，诸葛亮却并没有竭力劝阻，结果夷陵之战使刘备好容易积攒起来的一点军事实力损失殆尽，联吴抗魏是早在“隆中对”中就确定的基本国策，但是不让刘备吃点苦头，他能甘心情愿地“尽亮”吗？在任用关系亲密的马謖一事上，他也是有私心的，而有能力的人，或者觉得自己是有能力的人，都有追求完成挑战性任务的成就动机，什么都按照别人的指示干当然是乏味的，所以马謖不按指示办多半是故意的，恐怕多少还是出于他由此而产生的强烈逆反心理。
专权者往往要搞个人崇拜，不少人都看中了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有些人则被他表面的公平所迷惑，但其根本出发点，包括他的事必亲躬，却是出于“尽亮”的自私。至于八阵图之类，则是故弄玄虚，木牛、流马充其量不过是固有工具的稍作改良，不然实用工具不会这么容易消失，出自误解的木牛流马则近乎永动机。
《三国志·彭羕传》说刘备提拔彭羕为治中从事，之后又调任他为江阳太守。于是马超问他：“外授小郡”，难道不感到失望吗？彭羕显然很气愤，骂道：'老革荒悖，可复道邪！”裴松之的注是：“古者以革为兵，故语称兵革，革犹兵也。（彭）羕骂（刘）备为老革，犹言老兵也。”裴松之的说法是不对的。《隋书·裴蕴传》中隋炀帝骂苏威：“老革多奸，将贼胁我。”苏威是文官，与兵革扯不上关系。很清楚和彭羕所骂也不是刘备，而是诸葛亮。彭羕是庞统、法正推荐给刘备的，刘备也认为他非同常人，做事也合刘备心意，对他的赏识和待遇日益加厚。但诸葛亮多次暗地里向刘备进言，说彭羕这人心大志高，难保他以后会作出什么来。这才使刘备对彭羕稍加疏远了。马超归顺蜀国后常心怀危惧之感，所以告发了彭羕的话，于是彭羕下狱被处死了。
原载香港《文汇报》2012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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