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载宋太宗曾兴致勃勃地问侍臣:“我比唐太宗如何?”左右近臣自然无不交相称赞,唯有李昉不置一言,还吟诵起白居易歌颂李世民的诗句:“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给宋太宗当头泼了一盆凉水。
不过后人对于白居易的歌颂发出了疑问,因为“怨女三千放出宫”,放出的都是他老爹李渊的女人,又不是他自己的女人。《资治通鉴》记载中书舍人李百药上言:“往年虽出宫人,窃闻太上皇宫及掖庭宫人,无用者尚多,岂惟虚费衣食,且阴气郁积,亦足致旱。”李世民说:“妇人幽闭深宫,诚为可愍。洒扫之馀,亦何所用,宜皆出之,任求伉俪。”于是遣尚书左丞戴胄、给事中洹水杜正伦于掖庭西门间出之,前后所出三千余人。李百药说的“往年虽出宫人”,是指二年前的武德九年八月初九日李世民即位,十八日就下诏:“宫女众多,幽閟可愍,宜间出之,各归亲戚,任其适人。”李渊的宫人,曾是李世民、李建成都要拉拢的对象,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拿她们来出气,并用以为自己收揽人心,又属理所当然。
对于“死囚四百来归狱”的不以为然就更多了,欧阳修的《纵囚论》就说这种不近人情之事是“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唐太宗知道释放囚犯回去,他们一定会回来以希望被赦免,所以才释放他们!如果释放了回来的就按国法杀掉,然后再释放一批,囚犯又回来了才证明是教化的作用,但他们一定不会回来了!这种事之前发生过多次了,清人赵翼的《孩余丛考》指出纵死囚归家始于后汉的马援,自后汉、两晋、南北朝至于隋、唐、宋、元、明,其中皇帝和官吏纵囚的,共有二十余次。比如南朝宋东阳太守王志纵囚、北齐兖州刺史张华原纵囚、北周上州刺史萧撝纵囚、隋初齐州惨军王枷纵囚、唐初万泉县丞唐临纵囚,无非都是作秀而已。清代王夫之也认为李世民纵死囚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骗局,“太宗阴授其来归则赦之旨于有司,使密谕所纵之囚,交相隐以相饰,传之天下与来世,或惊为盛治,或诧为非常。”王夫之以为当时“法令密而芦井定,民什伍以相保,宗族亲戚比闾而处,北不可以走胡,南不可以走粤,囚之纵者虽欲埔逸,抑谁为之渊薮者?”户籍和连坐制度尤为完备,边关的管理也相当到位,要想逃出去几无可能。死囚们既无处可逃,又无处可藏,还得冒宗族亲戚遭受株连的风险,他们怎么可能不乖乖回来?连朱熹也说:“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借,是彼善于此而得以成功耳。”于是,白居易的歌功颂德就要被人诟病了。然而,人们往往不能理解,文学性的宣传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微妙关系,文学性的宣传为的是当下的一时性,其很多细节往往经受不起历史真实性的考证。白居易说的是“尔来一百九十载,天下至今歌舞之。”拿一百九十年前的事来说的,是他对于所生活的元和年间现实的不满。开国皇帝高祖、太宗的事,常常被大臣们说成“祖宗之法”,用以堵继承者的口是有很多好处的。“祖宗之法”是不能批评的,一批评就危及继承者自己的地位,所以歌功颂德总是必须和不会错的,经过了一百九十年的歌功颂德,它们的真实性和正义性也已经不容置疑,虚假的也成了真实的了。所以白居易说:“太宗意在陈王业,王业艰难示子孙。”子孙就是心知肚明李世民的把戏,也只好像开饭店的那样,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落在食客饭菜里的死苍蝇吞下肚里去,更何况当时的唐宪宗未必能看透李世民玩的把戏。
原载香港《文汇报》2917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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