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说“到了东汉,政府规定,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发言,辩论、写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围,这叫做'师承’,如果超出了师承,不但学说不能成立,而且还违犯法条。”于是从师学道,也和很多美好的事物一样,都逃不掉被阉割的命运。有人说:最美丽的花朵是思想的火花,最伟大的事业是要不断激起创造的热情。思想的火花被灭了,创造的激情也被扼杀了,于是物极必反,老师也成了臭狗屎。六朝以后又盛行骈文,写文章讲究的是对偶声韵和词句华丽,思想的权利被剥夺了,甚至知识性内容也被抽空了,“传道受业解惑”还有什么必要?唐代也沿袭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贵族子弟入国子监读书,学业并不重要,他们所要的仕途也已经安排就绪。所以,唐朝的吕温说“公卿大夫耻为人师,至使乡校之老人,呼以先生则勃然动色。”吕温二十岁跟陆贽学《春秋》,以后他的族兄吕皋又想跟他学《春秋》。于是吕温给他写了《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这封书信里,他谈到了魏晋以后,求学者耻于从师的情况:“学者皆以不师为天纵,独学为生知。”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指出:“唐代上层社会重视师生关系则是科举制度之下的'座主’与'门生’的关系,这是与政治利害有关的'师’与儒家之'道’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当然也谈不上师生关系。
然而,柳宗元在《师友箴》中一方面说“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他还指出过“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但另一方面,和《新唐书》说韩愈“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一样,向柳宗元求学者也不少。韩愈为柳宗元写得墓志铭说“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他为师,而且经他指点,都有所成就。潭州刺史韦彪之孙韦中立,虽出于“高门”,但亦能“不拘于时”,不仅要求拜柳宗元为师,还不辞道远,从长安到永州去拜访求教。为此,柳宗元写了《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说:“不意吾子自京师来蛮夷间,乃幸见取。仆自卜固无取,假令有取,亦不敢为人师。为众人师且不敢,况敢为吾子师乎?”还借孟子“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的话说事,但接着他又提到了同道者韩愈:“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当时,三十五岁在国子监任教韩愈,在名义上为十七岁李蟠写所写的《师说》,可谓汪洋咨肆,却不知道,接着他就不得不东去任洛阳令了!而且多次受到这样的挫折。值得欣慰的是,他们以光复“师道”为己任,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提倡古文运动,在当时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韩愈《答崔立之书》说“近有李翱、张籍者,从予学文。”后来李翱成了古文大家,张籍则是著名诗人。
马科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中说:“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除了经济本身的因素外,还有一层文化的背景。”思想意识在历史的实际进程中发生的推动作用无疑是重要的。所以有自觉意识的知识分子如韩愈、柳宗元等人,包括一部分清醒的青年学子,不能坐视社会风气的沉沦而无动于衷,于是他们起而抗争。这不仅仅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传统的师道尊严,对于批判社会现实和推动进步,也都是居功至伟的,他们推行的古文运动,也决不仅仅是文学的运动而已。
原载香港《文汇报》2014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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