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王铎《题丁野鹤诗草书手卷》
人们研究明末清初书法史，不能不面对两位大家：王铎、傅山。一个委身仕清，一个是抗命仕清。但他们同为明末清初书法大师，有如两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王铎（1592—1652）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十樵，一号嵩樵、痴庵，又号痴仙道人、烟潭渔叟，孟津人，世称王孟津。他在自作的《诗序》中说：“余少年贫，衣食为难，鲜有掖者。余复厓然，不求人怜。”他十七岁时入山西蒲州河东院攻读。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擢翰林编修、经筵讲官等职，崇祯十七年（1644）擢礼部尚书。清军攻陷北京，未能就职，清兵入关后，至南方任福王弘光朝东阁大学士。顺治三年（1646）仕清，为《明史》副编修，后为礼部左侍郎、礼部尚书。顺治八年（1651）王铎罢官归里，第二年病逝于故里。
王铎博学好古，不仅诗文，尤擅书法绘画，以书法闻名于世，与董其昌书名相当，明末有“南董北王”之称。他的书法功底极深，数十年，遍临魏、晋、唐、宋名贤书迹，诸体悉备。他相当重视对魏晋境界的追求，以为“书不宗晋，终入野道”。王铎自幼酷爱书法，十三岁时他能专精《兰亭》，对“二王”饮食梦寐之。以后他始终以“二王”为书法渊源。后至京师供奉翰林，他独宗羲献，推崇颜米。从“二王”的神韵和创造精神中得到极大的启悟。其行书草书最为世人所称道，行草书宗法“二王”，后得力于宋米芾。其手卷苍劲跳跃，布势连绵，变化神出。他的书法似在有法与无法、有我与无我之间行走。尤其是他的行草书既有传统的功力，又挥洒自如，气势磅礴，毫不做作，对后世影响很大。王铎所学“二王”诸体，为“阁帖”中之“二王”。王铎所临之帖，绝大部分是《淳化阁帖》中的羲献诸帖，上及张芝、钟繇，下至南北朝诸名家，以及唐宋诸家法帖。王铎与《阁帖》可谓朝夕相处，爱不释手，形影相随。所以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临写《阁帖》上，他曾说：“《淳化》、《圣教》、《褚兰亭》，予寝处之。”甚至做到临“二王”如灯下取影，不失毫发。
王铎生活在明清之交一个社会剧烈动荡、江山易帜的特殊时代，这个时代造就了他充满矛盾而苦难深重的内心世界。由于他以明朝重臣的身份在清顺治年间投降仕清，做了礼部尚书，成了侍奉两朝的贰臣，在有封建正统观念的人的心目中，王铎显然有失民族气节。他既没有如其二位年兄黄道周、倪元璐为亡明赴汤蹈火，以身殉国而成仁。亦没有像傅山那样的耿直之士清操自守，死不仕清而隐于山泽。仕清，虽是历史话题，但事涉个人节操、春秋大义乃至民族问题，敏感而复杂。《洪笵授受》故事：箕子为纣王至亲，然武王伐纣之后，箕子非但接受周朝的封赠，且谆谆指授治世之道，武王则虚心接受。千载之下，未闻以箕子为非。陶渊明以世受晋恩不仕异代，辞彭泽令而归，而赵子昂为宋宗室，而仍仕元，出处正相反矣。
王铎由于仕清，自然遭世人轻视甚至唾弃，因人废书，王铎的书名也因此不振。刘熙载谓：“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也。”傅山二十二岁曾“偶得赵子昂《香光》诗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后来又因为“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始复宗先人四五世所学之鲁公而苦学之”（《作字示儿孙》跋语）。赵子昂以宋宗室入元为官，虽够不上投降变节，要之也是软骨头，书如其人，其书也是柔靡轻弱不足为法。这样的批评曾充斥数百年而不衰。但它显然没有说服力，赵子昂书风自然不算雄强，这与入元为官并没有必然关系。我们不能以“君子守志，比德于玉”的古训完全等同书论，且王铎当初的禀性一如其同年黄道周、倪元璐。黄道周在王铎的《拟山园帖》序中云：“壬戌庶常之简，凡六六人，惟王觉斯、倪鸿宝与我（道周）最乳合，盟肝胆，孚意气，砥砺廉隅，又栖止，同笔研，为文章。爱焉者呼三珠树，妒焉者呼三狂人，弗屑也。时品重当代，谁大家，谁最雄，鸿宝屈指北地，觉斯屈指弇山。”可知，一六二二年，王铎考中进士，并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同时进入翰林院的有黄道周、倪元璐。王铎与同年黄道周、倪元璐三人仕途同时起步，交游甚密，政治上相互影响，学术上相互砥砺，可以说性情相投、趣味相合。只是在明亡之际，三人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归宿。王铎由明朝旧臣变为清廷新贵。因此他始终抑郁不乐，他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丧失名节的自责与忏悔。他说：“平生推服，唯石斋(黄道周)一人，其余无所让。”他钦佩黄道周的为人气节。这种悲哀抑郁、寂寞无奈的心理压力，将王铎的晚年推到几乎自残的境地。降清的灵魂日夜经受着丧失名节的鞭挞。一方面故友离他而去，另一方面，又受到清人的排斥，唯有借酒色麻痹自己，但求速朽。书法成为他宣泄内心世界最为得心应手的方式，渐次进入艺术成熟期。且其时书作多见草书，是他排遣积郁、愤慨、寂寞、凄凉的最好写照。入清后，王铎做了八年的官。虽得苟且荣华，但过得很清贫。王铎在贫病之际，顺治二至四年间，为了给汤若望书手卷，竟然还筹钱买墨。他死时，只有与之同病相怜的钱谦益为之撰墓志铭。乾隆帝时，朝廷借敕编《四库全书》之际，查毁了王铎的全部书刊，并将王铎列入《贰臣传》。
王铎生当明末清初，慕一时之荣，做了贰臣，其人品、人格好与不好姑且不说，但比起黄、倪，够不上宁折不弯，大义凛然，却是毫无疑义的。然而他的书法却充满阳刚、峻拔之气，毫无媚趣，一如张庚《画征录》所说：“觉斯为袁石愚写大楷一卷，法兼篆隶，笔笔可喜 —— 险劲沉着，有锥画沙、印印泥之妙，文敏当逊一筹。”很显然，在王铎身上，其书法与人品是错位的，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其人品而定其书法，但当代中国、日本、新加坡掀起王铎热。王铎的书法沉雄劲健，笔势跌宕，刚健中见婀娜，神贯、气足、韵厚，并不在倪元璐、黄道周之下。他的书法传入日本之后其影响之大远过故国。近世日本追随王铎书法而有成就者大有人在。日本更设有王铎书法研究组织，系统学习、研究王铎书法艺术，研习风气之盛亦远过王氏故乡。纵横近年书法作品方面拍卖，王铎最为耀眼，这是由王铎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书法史上的地位决定的。
虽然，“书品与人品相为表里，不可掩”，所谓书自性情中流出也。王铎思想深处的矛盾，内心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这必将影响他的情绪和他的书法气质。处于进退两难，思想极度矛盾的王铎，情绪是多么消极，墨迹又是多么的缠绵。其曾赋诗：“天外寻幽窥雁影，人间采胜度龙湾。”正是其心迹流露。所以在王铎的草书尤其是五十岁以后的作品中所蕴涵的情感和色彩更多的是焦灼、急迫、郁闷、颓丧，甚至是绝望和无奈，也许正因为他的特殊经历，使他的草书显现出激烈的情绪宣泄，跳跃的心理节律和左冲右突的险崛不羁。东汉扬雄说：“书者，心画也。”虽神采秀逸，所谓性情流露，愈看愈佳，但有失晋人古雅遗则。
王铎的墨迹传世较多，不少法帖尺牍、题词均有石刻，其中最著名的是《拟山园帖》和《琅华馆帖》。湖北省博物馆馆藏《王铎题丁野鹤诗草书卷》为王铎在顺治庚寅年（一六五○）为丁耀亢所作，为王铎晚年代表作。整幅章法随心所欲，作品行距有宽有窄，字距有松有紧。字势跌宕起伏，笔势虬曲，笔沉墨饱，枯湿互见。其运笔以方、圆两种笔法挥洒，行笔节奏明快，字与字连接自如，用笔浓淡相间，富有层次变化，枯实互应，点画错综。通幅章法有的如大江奔泻，翻腾恣肆；有的如万年枯藤，有的如龙蛇游弋，刚健雄浑。宛如一曲交响曲，时而高亢，时而低沉，生气奕奕纸上。全篇书写无比酣畅流利，沉着痛快，如观劲舞，如闻高歌。整篇书法浑然一体，奔放顿挫，气势恢弘。非退笔如山，未易到也。
丁耀亢（1599—1671），字西生，号野鹤，晚年病目，自署木鸡道人。诸城人。少即负有奇才，在乡里著有文名。丁野鹤家世甚盛，父、从兄皆成进士，独野鹤不第。二十岁丁野鹤游走江南，从董其昌、乔剑圃游。并投董其昌门，成为入室弟子。尝与陈古白、赵凡夫结山中社。又与王子房同负经世大略，“具常傥跅驰之才”。顺治四年（1647）北游入京师，其时常与名公卿王铎、傅掌雷、龚鼎孽等在陆舫斋中赋诗、作文，一时名声大噪。入清以贡生选容城教谕。顺治十六年（1659）升福建惠安知县。丁野鹤为吏不足以发抒其性情，不愿从政，于次年以母老告退回乡，隐居九仙山。与王仲先、马三宝等文人志士结交，吟诗论文，寄情山水。丁野鹤的许多诗作、著述出自这里。他卒于康熙十年（1671），年七十三。
王铎入清几年，除却声色以外，他只有以诗书、书画自娱。往昔交际的部分亡明遗臣，有的尚与他同好，如戴明说、张玉调、孙承泽、周亮工、梁清标、丁野鹤等人。后抑或可以想像，在顺治七年（1650），旧历五月，北京已是天热难耐，在丁野鹤的陆舫斋，王铎与主人品茗论艺。丁野鹤一生道路坎坷，养成性情豪爽、放诞、放荡不羁。但为局势所迫，不得不出仕应付，不言而喻，他的心情极端矛盾复杂。王铎与丁野鹤有同病相怜之感，因此书兴大发，虽“主人无嘉笺厘借纸求书”，一气呵成书就草书十首手卷。卷后有卢震、卢询父子，尹兴宗、蒋维藩等题跋。丁野鹤门生卢震题跋云：“孟津王先生笔冠绝一时，海内人士宗匠者众，尺幅珍藏真侔尺璧。”又云：“诸城野鹤夫子所藏墨迹十诗生龙活虎，不可捉摸，孟津所得意笔也。”卢震子卢询题跋云：“挥洒若不经意而纵横排奡之气犹在，且十诗之雄浑天成，似援豪立就者。”又云：“兴酣落笔，擘窠狂草，风雨发作于行间，鬼神役使其指臂顾其后，亦颓然自然矣。”此件手卷流传有绪。手卷书于顺治七年，为丁野鹤所作，至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仍为丁野鹤孙丁应蕙所藏。后不知何时为邱氏所得，到道光十四年甲午（1834）时，为余戚士伟臧收藏。一八四○年余氏赠与尹兴宗，至少至一八五一年尚在尹家。二十世纪初，为汉口大收藏家徐行可收入囊中。一九五六年，徐氏将其收藏书画包括此件手卷全部捐献给湖北省博物馆。 （王晓钟）
书画酷，以高昂的姿态，为你分享值得一读的文艺作品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