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简（约1011-1095），也称宝月大师，字宗古，苏氏，北宋眉山人。惟简的故事主要载于明朝吴门华山寺沙门明河撰的《中华佛典宝库——补续高僧传》卷第二十三——杂科篇，里面有宝月大师传。下图是《中华佛典宝库》。
惟简跟苏东坡是无服兄。
无服：古丧制，指五服之外无服丧关系称“无服”。
九岁出家（事成都中和胜相院慧悟大师），十九得度（得到引度，披剃出家），二十九赐紫，三十六赐号。
赐紫：唐宋时三品以上官公服为紫色，五品以上官为绯色，官位不及而有大功，或为皇帝所宠爱者，特加赐紫或赐绯，以示尊宠。僧人亦有时受紫袈裟。下图是成都大慈寺。
师清亮（清净明亮）敏达，综练（博习，广泛究习）万事，端身以律物，劳己以裕人，人皆高其才，服其心。凡所欲为，趋（追求，追逐）成之，更新其精舍之在成都与者，凡一百七十三间，经藏一，卢舍那阿弥陀弥勒（卢舍那、阿弥陀、弥勒三佛）大悲像四，砖桥二十七。皆谈笑而成，其坚致（坚实细密）可支（撑持，受得住）一世。
师于佛事，虽若有为，譬之农夫畦（qí：五十亩为畦）而种之，待其自成，不数数然（shuòshuò然：拼命追求的样子）也。喜施药，所活不可胜数。蜀守与使者，皆一时名公卿，人人与师善。然师罕见寡言，务自却远，盖不可得而亲疏焉。下图是成都大慈寺观音殿。
少与蜀人张隐少愚善。老泉（苏洵）深器之曰：此子，才用不减澄观。若仕，当有立于世。为僧亦无出其右者。已而果然。
澄观：738-839年，唐朝佛教华严宗僧人，唐宪宗加号“大统清凉国师”，并敕有司铸金印。借助政治力量，使华严宗得到空前发展。下图是澄观法师德相。
绍圣二年六月九日，始得微疾。即以书告于往来者，敕其子孙，皆佛法大事，无一语私其身。至二十二日，集其徒问日早暮。及辰曰：吾行矣，遂化，年八十四。是月二十六日，归骨于城东智福院之寿塔。
绍圣二年(1095年)，宝月大师圆寂，葬于锦城（成都）之东塔子山，苏轼为其作《宝月塔铭》。下图是成都塔子山。
惟简是苏轼最早结识的僧人，两人友谊很深。苏轼青年时代起就结识宝月大师惟简，到惟简去世时，苏轼已年届60。在悠悠40载漫长的岁月中，苏轼不管是春风得意，还是仕途坎坷，遭遇贬谪，总是以各种方式与惟简大和尚保持了密切联系。苏轼一生结交的僧禅朋友很多，惟简是其中交往时间最长的一个。苏轼在学佛习禅方面取得比较突出的成绩，与惟简法师的关心、影响无疑是分不开的。
据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载，苏轼20岁“游成都，谒张安道”；又与弟苏辙同游大慈寺，见惟庆（文雅大师）、惟简（宝月大师）法师。两位僧人的超凡气度、博学多闻和虔诚书佛给苏轼留下了深刻印象。苏轼结识了惟简后，因为都姓苏，又都是眉山人，因认作宗门兄长，惟简年长于苏轼。下图是苏轼、苏辙观赏大慈寺壁画。
苏轼每至成都必游大慈寺。其时大慈寺内藏唐画家卢椤伽笔迹以及唐禧宗皇帝与从官文武75人画像，皆为画中珍品，精妙贯世。苏轼观赏后留下题名:“至和（至和是宋仁宗年号，1054年—1056年）丙申季春二十八日，眉阳苏轼与弟辙来观卢椤伽笔迹”。苏轼官于陕西凤翔时，买得唐明皇所建藏经龛龛门四板，献给苏洵。门板画系吴道子所作，其阳为菩萨，阴为天王，苏洵甚为喜欢，以为至宝。治平四年(1067年)，苏洵于开封去世，归葬眉山，苏轼亦将四菩萨像带回眉山。除丧后，苏轼专程到大慈寺拜望宝月大师，宝月大师劝说苏轼将苏洵平生最爱而不忍舍弃之物捐献大慈寺，苏轼于是将四菩萨像捐出。宝月大师许诺:“以身守之。吾眼可霍，吾足可斫，吾画不可夺”，并耗钱百万度造大阁珍藏，绘苏洵像于其上，名为“四菩萨阁”。苏轼助钱二十分之一。下图是成都大慈寺弥勒佛。
惟简曾任成都大慈寺六世主持。嘉祐四年（1059），苏轼在川服程氏母丧期满，到成都与惟简过往较多，关涉佛事者如“要绣观音”、“借浮沤画”等。离开成都时，惟简还远山相送“至刻厚意。”（苏轼《与宝川大师三首》其一）后苏轼与苏辙随父举家离蜀，北行赴京，约惟简于嘉州（乐山）相会， “及至嘉州亦五六日间，延望不至，不知何故爽前约也”。（同前其二）对这次未能与惟简见面，苏轼感到非常遗憾，怅惘之情溢于言表。治平四年（1067），苏轼在川居父丧。惟简前往造访，适遇苏辙拿来《兰亭摹本》，于是，“宝月大师惟简请其本，令左绵僧意祖摹刻于石。”（苏轼《书摹本兰事后》）同日，惟简还“以其所居院之本末”，请苏轼为主作记，于是写成著名的《中和胜相院记》（“蜀成都大圣慈寺，故中和院，赐名胜相。”）。在这篇院记中，苏轼对当时佛禅界鱼龙混杂的现状作了严厉的批评，此文一向被认为是“苏轼前期一篇重要的辟佛名作”，“是苏轼辟佛文章中最尖锐的一篇”。下图是成都大慈寺如来说法图。
元丰三年（1080），苏轼被贬谪到黄州，亲友多惊散远离，而惟简却在苏轼到黄州不久，就派徒孙悟清前来探望，并希望苏轼为成都大圣慈寺新建成的专供收藏佛经的“大宝藏”作记。苏轼回书云：“屡要《经藏碑》。本以近日断作文字，不欲作。既来书叮咛，又悟清日夜监督，遂与作得寄去”。（见苏轼《与宝月人师五首》其三）这里所说的《经藏碑》即《胜相院经藏记》。在这篇记中苏轼自称为居士：“有一居士，其先蜀人，与是比丘，有大因缘。去国流浪，在江淮间，闻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随众，舍所爱习。周视共身，及具室庐，求可舍者，了无一物。如焦谷芽，如石女儿，乃至无有，毫发可舍。私自念言，我今惟有，无始以来，结习口业，妄言绮语，论说古今，是非成败……”悟清返川时，苏轼修书与惟简，表示要与惟简做佛道之伴侣。
后来悟清再受惟简之托，第二次到黄州看望苏轼。苏轼请悟清前往黄梅山常欢喜处取“唐画十六大罗汉”，悟清不辱使命。下图是十六罗汉之半讬迦尊者。
绍圣二年（1095），惟简在成都患疾亡化，当时苏轼谪居惠州，惟简弟子法舟、法荣不远万里前来请铭，苏轼遂作《宝月大师塔铭》，以称颂纪念。文章细述惟简的僧路历程，历数其在成都收徒传法的多般好处，最后写道：“大师宝月，古字简名，出赵郡苏，东坡之兄。自少洁斋，老而弥刚。领袖万僧，名闻四方。寿八十四，腊六十五。莹然摩尼，归真于上。锦城之尔，松柏森森。子孙如林，蔽芾其阴。”文章对宝月大师惟简领袖四川众僧、广泛传播佛法的佛教业绩，作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出于对惟简的崇敬，苏轼写这篇铭文时，在选用纸、笔、墨方面也很是讲究。他说：“子撰《宝月塔铭》，使澄心堂纸，鼠须笔，李庭硅墨，皆一代之选也”。（见苏轼《题所书宝门塔铭》）用当时最好的书写用具来为惟简写作塔铭，充分体现了苏轼对惟简的恭敬和深情厚谊。
《苏辙集》中也有《祭宝月大师宗兄文》。
绍圣二年(1095年)，宝月大师圆寂，葬于锦城之东塔子山，苏轼为其作《宝月塔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