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眉山（1）：前期事纪
□ 古 伯 良
刘邦建立汉王朝之时，虽然在部分地方实行分封制度，但在蜀郡的地方行政建制上，大体沿袭了秦时的郡县旧制。汉高帝六年（前201年），由于巴蜀地区经济发达，户口殷实，分巴、蜀郡地置广汉郡。自此至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置犍为郡的汉初六十余年之间，蜀地的行政区划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汉高帝始置广汉郡之范围，不见史载，有学者说武阳县在这次区划调整中被划入广汉郡，也有人说武阳仍属蜀郡。即便是在解读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秩律》时，依然如是。《秩律》反映出了惠帝六年（前189年）至吕后二年（前186年），很可能就是吕后二年的政区地理形势。在解读《秩律》所载各县的上属郡时，晏昌贵、王子今等将武阳县归入广汉郡，而周振鹤则把武阳县列在蜀郡之下。[1]
按任乃强的意见和眉山市各县第一轮《县志》的说法，此时的武阳，仍属蜀郡。但无论如何，在西汉初期，今眉山之境，除部分属于南安县（青神、丹棱和洪雅一部分）和严道县（洪雅西南）外，大体仍如秦时属于武阳县。
《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二年律令·秩律》中的县道，依其人口的多寡和长官俸禄的高低，大致分为五等，其中第一等“秩千石”，第二等“秩八百石”。《秩律》明载，武阳县长官的秩级为“秩八百石”，而在当时的整个巴蜀地区，“秩千石”的也不过只有蜀郡郡治成都县等寥寥两三个县而已。由此可见，当时的武阳县已是人口户数过万户的蜀地大县了。
《汉书·高帝纪》载，“六年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2]也就是说，在汉高帝六年（前201年）冬十月，刘邦命令天下所有县邑都要修筑城池。若是自公元前316年秦置武阳县并筑武阳城算起，这时已过去100多年了。在这一百多年间，随着武阳县域经济和城镇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城市人口必然增加，城市规模和城市配套也需要加强。由此推测武阳城可能当时也在秦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规模的扩建，以更好地发挥县域政治、经济中心的功能。2010年12月及2011年9月，文物考古部门在对武阳城遗址进行实地调查时，就采集到了西汉早期偏晚的陶盆和西汉中期偏早的陶罐。
汉文帝六年（前174年）十一月，淮南王刘长谋反，群臣“请处蜀严道邛邮，遣其子、子母从居，县为筑盖家室，皆日三食，给薪菜盐炊食器席蓐。”“乃遣长，载以辎车，令县次传。”[3]虽然刘长在途中就绝食而死，但传说蜀郡地方官却早就按照旨意在严道邛邮为刘长准备好了“行宫”。据王仿生先生所言，“严道邛邮”就在今洪雅县的汉王乡。[4]这说明，西汉时曾在汉王乡设置有传递文书的专门机构——邮。又说，刘长死后，当地把为他修建的行宫改为了“汉王祠”，以示纪念，汉王乡也因此得名。
汉文帝之时，还有一个人跟眉山有关，那便是邓通。邓通是蜀郡南安（乐山）人，机缘巧合，成了汉文帝的宠臣。汉文帝不仅封他为上大夫，还将严道铜山赏赐给他，让他自己铸造钱币使用，由是，“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关于邓通铸钱的地方，有很多说法，综合各家意见，认为邓通铸钱之地非只一处，今洪雅县张村乡和瓦屋山镇的毛沟极有可能就是其铸钱地之一[5]。
1987年，洪雅文物普查队在瓦屋山中调查了炳灵场（今瓦屋山镇）等矿区，发现了四个叫“钱窝子”的地名，如钱窝子、钱棚子、钱凼子、钱槽子，另有邓通铸钱坑等70余处铜矿遗址。洪雅文管所李振华同志还在毛沟一村民家得到一枚家藏古钱，与文献所载的邓通钱极为相似。故《洪雅县志》曾载：“汉文帝赐邓通铜山铸钱即此。”2016年5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瓦屋山严道铜山考古队深入瓦屋山镇复兴村及其周边调查，发现瓦屋山铜矿冶炼点多面广，规模庞大，遗址遗迹众多。其冶炼年代既有明清时期的，也不排除更早期的，甚至汉代或先秦的。
从淮南王被谪处蜀郡可以看出，汉初的蜀地，还“辟陋有蛮夷风”，“非齐鲁诸儒风声教化之所被”，想来当时的眉山也不例外：地处边疆，偏远僻陋，文化落后。汉景帝末年(前141年以前)，文翁出任蜀郡太守后，不仅“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亲自饬厉”，“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6]颜师古说：“下县，四郊之县，非郡所治也。”作为一郡之守的文翁，无论是选郡县小吏亲自诫勉教育，还是招收下县子弟为学官弟子，想来应该会平衡考量，这样才有利于整体推进全郡的教化。既是说，在文翁选拔的小吏和招收的弟子中，不排除有来自武阳县的官吏和子弟。经过文翁的不懈努力，数年之后，蜀郡教化盛行，风气大为改变，不仅“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而且也使得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在包括今眉山地区在内的蜀地迅速传播开来。
除了创办国立学校外，文翁还在蜀地大兴水利。“西汉景帝时，蜀郡守文翁在岷江流域筑湔堰，在武阳县引岷江水筑大堰，开六水门灌溉。”[7]有学者说，六水门（今新津县邓公场）便是通济堰的前身，文翁开凿通济堰肇始的时间应为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8]。
通济堰的渠首，位于今新津县城南南河、西河与岷江汇流处，当时属于武阳县。这座已有2150多年历史的大型引水灌溉工程，至今仍然灌溉着成都、眉山两市新津、彭山、东坡、青神四县（区）的52万亩农田，发挥着巨大的农业综合效益。也正是有了通济堰这样先进发达的农田水利设施，武阳县才呈现出《华阳国志》描绘的“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的繁荣景象。
参考文献
[1]晏昌贵《<二年律令·秩律>与汉初政区地理》，《历史地理》，2006年第一期；王子今、马振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所见巴蜀县道设置》，《四川文物》，2002年第五期；周振鹤《<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学术月刊》2003年第一期
[2]《汉书》卷一·本纪第一·高帝刘邦
[3]《汉书》卷四十四·列传第十四·淮南厉王刘长《汉书》卷四·本纪第四·文帝刘恒
[4]王仿生：《刘邦有后在汉王》
[5]张善熙《邓通铸钱地问题探讨》，《四川文物》1995年第三期；陈栋培《西汉邓通的铸钱地》，《文史杂志》1998第六期
[6]《汉书》卷八十九·列传第五十九·循吏传·文翁
[7]《中国水利百科全书·水利史分册》(2004年版)
[8]戴建君《通济堰肇始研究》，《四川水利》2016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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