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不知灯光何时熄灭，不妨便读到黑暗来临”，克莱夫·詹姆斯的这句话，竟无比贴合我这几年的心境。如呼吸一样自然，像空气一般不可或缺，于我而言，读书，已无需再被附加任何额外的意义。一直读，读下去就是了，只是希望能够拥有读到老的幸运。
2019年读书153本，大部头打卡24本。今年阅读关键词：俄罗斯文学、中国史，在主题阅读之外，又启动了作家重读计划，重点重读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托尔斯泰傲然独立，声誉卓著，只要他依然健在，文学中的低级趣味，所有的粗俗、傲慢和无病呻吟，所有粗鲁的、令人愤怒的虚荣，都将被消除在黑暗中。文学界只有他一人能够仅凭道德威望，足以把所谓的文学潮流和文学运动保持在一个令人满意的水平。如果没有他，文学世界将会是一群没有牧羊人带领的羔羊，我们全都处在乱槽糟的环境中，很难找到自已该走的路。
——契诃夫
托尔斯泰今年主要读了包括《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复活》在内的草婴译本小说集8部，以及《三作家传》《托尔斯泰大传》等作家评传。
1、继承自荷马的史诗传统
《战争与和平》是托翁最具史诗色彩的长篇巨制，然而屠格涅夫曾说：“托尔斯泰的小说是令人惊异的，但是其最弱的方面恰恰在于读者大加欣赏的一点：历史层面和心理描写”，并质疑其“时代的特征在哪里？历史的色彩在哪里？”，对于这一问题，想必当时有异议的不止屠格涅夫，因而托翁在后记中曾统一回应，他意在呈现的是每个时代共同的普世的特征。
有真实历史与时代背景的嵌入，有广袤、严肃、如螺旋式上升的史诗书写，托尔斯泰继承自荷马的史诗叙事既有核心轴线，也有旁逸斜出的回望及时不时地对主线的背离。在战争、灾难与死亡的浩劫之外，《战争与和平》也是对19世纪初俄罗斯世俗生活的记录，包容了彼时的世情百态。
战争与和平宛若一动一静、并行不悖的两条主线，硝烟弥漫的战场、错综复杂的倾轧、莫名其妙的胜与败，与战场之外依旧歌舞升平、依靠幻想过日子的宛若死水般一成不变的生活，构成了现实的两个面向，在这一动一静之中，托翁贡献了一个个血肉丰满的人物以及他们所遭受的幻灭与觉醒，生命本身的美丽比灾难永恒。
后来我在《巴黎评论4》里看到帕斯捷尔纳克的访谈，或许更能阐释所谓的历史色彩：重要的不是作品的历史准确性，而是对一个时代的成功再塑。重要的不是描述的对象，而是落在它上面的光，就像远处房间里的灯发出的光。
2、悔悟的贵族与道德的自我完善
乔治·斯坦纳在《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里提及托与陀的宗教信仰：“在他们的一生中，这两位小说家一直与天使周旋，要求天使阐述关于上帝的表达清晰的神话，对上帝在人的命运之中所起的作用提出可以证实的论述。如果我的理解是正确的，他们在充满激情的探索过程中得到的答案是相互矛盾、不可调和的”。
在宗教问题上，不仅托与陀之间存在着矛盾，其自身也有着矛盾与对立，托翁的这部《忏悔录》即体现了他的这种矛盾。
从最初的否定宗教、信仰完善与进步，到窥知生命的虚无与死亡的不可避免，最后只能用宗教来解答生命的问题、找寻生存的意义，然而这对宗教的皈依并不虔诚，托翁之接受宗教信仰，不过是除了宗教外别无出路，只是他的一种屈服，他依旧在理性与信仰、信与不信间挣扎与摇摆，而这种挣扎也体现在他的作品中。
无论是斯坦纳所说的对上帝的质疑，还是托翁自述的通过宗教来对抗生命的虚无、寻求灵魂的救赎与慰藉，托尔斯泰的宗教信仰，与其说是对上帝的皈依，不如说是追寻一种道德理想，而《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正是他笔下追求道德自我完善的代表。
虔诚地忏悔自己的罪孽，寻求精神的“复活”与自我的救赎，《忏悔录》之后、直面思想上的冲突与矛盾、经过艰难求索与自我更新的托尔斯泰，终于在晚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同“皈依”了上帝。但与信徒陀翁相比，老托的转向宗教更像是在别无他法之后的不得已而为之，他并没有找到他想要的出路。
除此之外，托翁对陈腐、溃烂的沙俄旧秩序的批判与嘲讽可谓不遗余力，形形色色如跳梁小丑般的国家各级官员，不知所谓的法律与监狱制度，伪善的教会、极尽剥削与压榨之能的土地私有制，聂赫留朵夫耳闻目睹的一切现实、所经历的危机与觉醒，同样也契合着托尔斯泰的精神历程。
人性流动论、精神的人与兽性的人一体两面论，可以说是托与陀两位巨匠的呼应。
《一个地主的早晨》中，聂赫留朵夫作为“悔悟的贵族”形象，堪称是托翁的化身之一，或者说，他是《复活》中经历精神救赎后的公爵，怀抱着爱与牺牲的高贵理想，却只能遭遇现实的打击。
迥异于老陀笔下被侮辱被损害的“穷人”形象，托翁对底层人民虽哀其不幸，却更怒其不争，愚昧、懒惰、无知、拒绝改造、拒绝成为托翁的理想，托翁写穷人，仍旧是高高在上的贵族视角，而他笔下拯救计划的失败，也映射了托翁一贯的矛盾心理。
另外，这部集子里收录了多篇军事与战争题材，高加索与塞瓦斯托波尔天空下永恒的力与美，周而复始的昼与夜，与隆隆的炮声、生死对峙的紧张与疲惫，以及猝不及防的流血与死亡形成鲜明的对照。硝烟弥漫处，有人一腔热血、不计生死，有人夜夜笙歌、诡诈算计，而这些关于战争的一切，都将在《战争与和平》中得到更恢弘、更细致的展现。
“人生只有一种绝对幸福，那就是为别人而活”，借笔下人物高调宣扬“博爱与自我牺牲”、以道德家自居、俨然全世界良心的托尔斯泰，却只让我觉得苍白而不近人情，所以《哥萨克》里试图脱离旧秩序、与贵族生活决裂、追求自由与平等的青年奥列宁只能遭遇幻灭，这正契合了托翁自身虽勉力实践却终无法摆脱贵族本色的一生。
《哥萨克》虽包含了托翁的这一重要主题，但比起贵族的“牺牲”，我更喜欢其中俄罗斯人、哥萨克人与车臣人微妙而复杂的关系：哥萨克憎恨一个杀害他兄弟的山地骑士，远不如憎恨一个为保卫村庄而在他恶屋子里任意吸烟的俄罗斯士兵。他们尊敬山地的敌人，而蔑视压迫他们的异族士兵。
除了《哥萨克》之外，喜欢《家庭幸福》，托翁细致地呈现了婚姻生活的苦恼、在婚姻中双方无法同步的孤独、以及想要躲进小楼成一统的自给自足小家庭理想的破灭。
3、诗人气质与道德家气质的角力
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而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无疑是具有最强烈托翁印记的主人翁了，托翁将自己所有的道德理想、信仰与理性之间的挣扎与矛盾都倾注到列文身上，从否定宗教，到用信仰来对抗生命的虚无与死亡的恐惧，列文也在走向托翁所追求的“唯一而正确的道路”。
而安娜，又何尝不是托翁另一个维度的化身呢？乔治·斯坦纳曾说托尔斯泰身上“道德家气质和诗人气质共生共存”，如果说列文是托翁的道德家气质，那么安娜不妨说是他的诗人气质。
安娜—伏伦斯基、列文—吉娣的双线并行结构，讲的却是同样的贵族衰落、农奴解放大变革时期下的自我找寻与救赎，虽然一个在不断地摇摆中收获内心的坚定与幸福，一个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自我毁灭。
伏伦斯基初见安娜与安娜卧轨自杀形成前后的呼应，那个被轧死的看路工一早预示了安娜的命运。
4、对死亡的恐惧
托翁的短篇集《克鲁采奏鸣曲》《哈吉穆拉特》等短篇集皆收录了不少惩恶扬善、劝诫世人、道德教化的寓言、童话或短篇小说，太过直白而无余味。虽然纳博科夫盛赞托翁：“他的小说艺术如此强大、熠熠生辉，如此富有原创性而又具有普世意义，因此后者完全超越了他的布道”，但在托翁诗人气质与道德气质、艺术冲动与宗教冲动的角力中，当道德家气质占上风时，却大大削减了作品的艺术价值。
短篇集《克鲁采奏鸣》中，除了同名短篇，《伊凡·伊里奇之死》《魔鬼》《谢尔基神父》诸篇最佳，基本涵盖了托翁《忏悔录》中的几大主题：纵欲与禁欲的撕扯与矛盾，生命的虚无与对死亡的恐惧，从宗教信仰中寻求解脱与灵魂的慰藉。
托翁对死亡如何一步步吞噬生命的过程还原简直太好了，《伊万·伊里奇》中挣扎于生死边缘、独自与死亡搏斗的景象简直令人毛骨悚然、胆战心惊：永远是一刻不停的难堪的疼痛，意识到生命正在无可奈何地消逝，但还没有完全消逝；那愈益逼近的可怕而又可恨的死，只有它才是真实的，其他一切都是假的。也再次印证了人与人之间的悲欢并不相通，“还好，死的是他，不是我”，死是一个人的事，只能自己去承担所有的幽暗与苦痛。
《哈吉穆拉特》整体不足道，其中的《假息票》曾被布列松改编为《钱》，但比起影片激烈的矛盾冲突以及冥冥中命运的蝴蝶效应与翻云覆雨手的无情拨弄，原作反而稍显结构松散，贪多求全。有不少未完稿，关于亚历山大一世通过死遁而隐姓埋名的轶事如果写完应该会很好看，《回忆》对《童年·少年·青年》做了补充，通过托翁的自述，《战争与和平》等作品中的人与事都找到了出处与对应。
5、托尔斯泰评传
作为作家传记，本书对托翁作品本身的解读不多，涉及到作品的部分主要集中于托翁一生的创作轨迹、作家如何将自身的经历、现实中的原型人物与家族历史，移花接木写入自己的小说，让真实的人物与记忆在虚构的背景中重获新生，带我们追溯大师笔下史诗的源起。
托翁的大多数小说虽自有其自传色彩，但他的著作更是其思想的容器。集悔悟的贵族、虔诚的圣愚、虽勉力实践却终不脱贵族本色的农民形象于一身，本书如实表现了托翁的这种复杂、矛盾与不同阶段思想的转变，以及他的思想在他的作品中如何反映。生命的虚无、婚姻的烦恼、禁欲与纵欲的矛盾、理性与信仰之间的摇摆，这是托翁一生挣扎的主题，也是本书意欲呈现的重点，剪裁得当，可与《忏悔录》对照着读。
但错别字、标点与排版错误太多，很久没有看到过错误率这么高的书了，编校失职。
依旧是茨威格激情澎湃、疾风骤雨似的风格， 情绪的浪潮层层递进，终于在螺旋式上升中达到了顶点。
与《三大师传》中巴尔扎克、狄更斯、陀翁其人与其作品互见的写法不同，此书立足于卡萨诺瓦、司汤达、托尔斯泰如何认识与描摹自我这一主题，以及伴随着自我欺骗与粉饰、以及记忆创造性的篡改，人对自我的认知能达到何种程度的真实与高度。
正如茨威格所说，他所写的这三位代表了“描写自我的三个不断提高的阶段”，卡萨诺瓦的外部自我描写，司汤达的心理描写，以及托尔斯泰对灵魂的自我观察，对伦理、道德和宗教层面的自我描写，三作家如何解读自我与如何被茨威格解读之间，形成了有趣的观照。
对托翁因对死亡与虚无的恐惧转向宗教寻求慰藉、因“道德的专制主义”而远离真实的解读尤为精准，茨威格有“识人之明”。
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发现爱情、发现大海那样，是我们生活中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博尔赫斯
今年读了上译版陀翁文集8部9册+《地下室手记》《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选》《陀思妥耶夫斯基读书随笔》，及《三大师传》《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等作家评传。因为上译版问题多多，双十一又洗了人文版，作家日记、书信集、文论等部分明年会补齐。
作为上帝最杰出与虔诚的信徒，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常常通过否定的形式来肯定信仰与宗教的力量，或者说，“上帝是否存在”、“上帝能否带来救赎”也一直困扰着陀翁，对上帝的肯定与否定，是陀翁和他笔下的人物激情与痛苦的源泉。
而此书即映照了陀翁的这种犹疑与惶惑，质疑上帝的德米特里、借宗教大法官说出异端邪说般渎神之论的伊万、上帝忠诚的仆从阿辽沙，在上帝与魔鬼的对峙之间，淫欲与纯洁，罪行与神圣，人性与兽性常常矛盾地集于一人之身，徘徊于天堂与地狱之间才是生命的本相。
陀翁说：“天国喜欢一个悔过的人胜过十个规矩人”，劣迹斑斑的德米特里比起冰冷的、圣徒似的的阿辽沙要血肉丰满得多，苦难的净化与悔罪的可能，正代表了陀翁感化众生、消弭争斗、宽恕一切的宗教理想。
依旧被陀翁炽热的语言的火焰灼伤，在有如昏热呓语般的谵妄与疯狂之下，陀翁呈现了最复杂的生命力量。
乔治·斯坦纳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莎士比亚之后最具有戏剧大师气质的艺术家”，《白痴》即体现了老陀的这种戏剧性，他用一个个极具戏剧冲突与张力的瞬间，描摹了一幅善的无用与恶的肆无忌惮、善与恶对峙的真实图景。
老陀将自身及此书主角梅诗金公爵所患有的癫痫病称为“神圣之症”，整部书便充斥着如癫痫一般狂热、躁动、不可理喻与歇斯底里的力量，一个狗血万分的故事内核，却裹挟着风暴而来，如雷霆万钧般摧拉枯朽。
梅诗金是陀翁笔下最具圣愚色彩的主人翁之一，他身上基督式的逆来顺受与拯救者、牺牲者的形象，如照遍灵魂的一种非同寻常的光明般的存在。虽然作为圣人代表的梅诗金与代表其原罪的罗果仁走上了共同的末途，虽然在与恶的博弈中，善似乎宣告了失败，但正如斯坦纳所说：假如没有黑暗，我们如何理解光明的性质呢？
《战争与和平》中的野心家拿破仑，在《罪与罚》里成了超越世间毁誉、自由制定自己律法的“超人”。在陀翁笔下，拿破仑成了英雄意志与道德理念的体现，以此为准绳，拉斯柯尔尼科夫所犯下的杀人罪也仿佛超越了罪行本身，经过罪与罚的洗礼，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经由恶，来完成善。
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善与恶对立、上帝与野兽在一个肉体里毗邻而居的复杂性，正体现了陀翁所谓人性的流动性，每个人混合的、多重的自我都具有纯洁神圣的、真正的人性的胚胎。
经受苦难与屈辱、经受悔过之后获得灵魂的净化与新生，也依旧是陀翁将在日后发扬光大的“宗教救赎论”的彰显，世上没有哪一种罪过是上帝不能加以宽恕的，那是“一个新的故事，一个人逐渐再生的故事”。
群魔乱舞，百鬼横行，时代激荡之下，假借革命名义、以各种看似“高尚”的主义与情怀塑身、怀抱迥异心肠的跳梁小丑，在陀翁笔下皆现出了原形，恶毒辛辣、不遗余力的炮轰之下，陀翁贡献了一众颟顸、虚伪、丑陋不堪的“鬼”的群像。
但与陀翁其他几部长篇巨制相比，《鬼》的主题冗杂、枝蔓过多，人物稍显虚浮与符号化，其中大概只有在基督的化身季洪长老面前真心悔罪、徘徊于善与恶之间、希求心灵净化却最终失败的斯塔夫罗金，才代表了陀翁作品中从自发性与动物性生长的人性的复杂，以及与人性的恶斗争的英雄般的意志，因为陀翁只是借讽刺革命来鞭挞人性的恶，本质上仍是其宣扬其上帝革新世界、拯救世人的宗教思想。
以第一人称的“我”作为主线串联故事，限制视角与全知视角交错，却浑然天成，大师总有独到处。
通过叙事者瓦尼亚串联起双线并行、最终聚拢的两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故事，在这里，陀翁如此斩钉截铁地宣扬自己的“苦难救赎论”：“还要再经历一番痛苦才能赢得我们未来的幸福；忍受新的痛苦就是争取未来幸福的代价。痛苦能使一切净化。”
人性的高贵与卑劣、人心的赤诚与算计皆在彼得堡阴沉、黯淡的天空下上演，两相映照之下，卑微的原来高洁，高高在上的却污浊不堪。涅莉和娜达莎恰如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她们的遭遇恰恰说明，苦难所不能净化的，至少爱可以做到。
涅莉的强烈叛逆、自尊与自虐，将在娜斯塔霞的身上得到更极致的发展；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样逃避责任、制造混乱、在激情与同情之爱中举棋不定的阿廖沙，有几分世俗化、自私化梅诗金的影子，纪德说陀翁的人物“永远处在成型的过程中”，或者也可以说，他的人物都拥有着相似的家族谱系。
詹姆斯·鲍德温曾评价《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个非常糟糕的小说，因为在他看来如果只是用一种“这一切真是太可怕了”的态度写黑奴制度，那么对小说家来说就完全是失败的。而陀翁以自己的流放经历为蓝本的《死屋手记》，有对流放与剥削制度的批判，有对残酷沉重苦役生活与丑恶阴暗人性的揭露，但陀翁写“死屋”，写那些被压抑、被禁锢的灵魂，却恰恰在“可怕”之外，呈现了它的复杂。罪大恶极之人也有良善的一面，令人窒息的苦役生涯里居然也有日常与“安逸”的一面，在恶中见善，在善中见恶，在灰暗中见微光，似乎陀翁从未因这段苦难而变得冷酷。“圣诞节”、“演戏”两章写得好极了。
普希金对陀翁影响至深，而在普希金之前，《穷人》是对果戈理的致敬与创新。从《穷人》开始，陀翁贡献了一系列被侮辱与被损害、被贫穷与苦难压弯了脊梁的小人物， 他写尽了这些卑微的生命在困苦中的沉沦与各种徒劳的挣扎。
相比于《穷人》的逆来顺受，《赌徒》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命运的反抗与挑战”，妄图通过放手一搏、通过反反复复的输与赢，来改变屈辱的、身不由己的命运。然而，偶尔的好运气或许可以带来一时的慰藉与虚妄的希望，但赌徒终将被欲望的黑洞吞噬。写《赌徒》的陀翁，是否也将自己沉迷于轮盘赌的过往映射于其中？这是他的自我忏悔还是自我辩护？
再读《白夜》依旧怅惘如梦，“上帝创造此君，莫非只是为了给你的心，做伴于短短的一瞬”，梦想者四夜，却要用尽一生的时间来回味。
写于晚年的这部《少年》基本上集合了陀翁一生最为重要的创作母题：兽性与神性如何共存一体、人如何被人性的弱点所控制、宗教与苦难救赎是否可能、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如何被生活碾压，以及如何通过这些主题呈现一个人内心的全部深度。
甚是疲倦的阅读过程，比《群魔》更芜杂无序、更没有章法，陀翁舍弃了全知的上帝视角，转向限制的、个人独白般的第一人称视角，虽恰好契合了懵懂少年多尔戈鲁基的彷徨、迷惘与摇摆，但“一叶障目式”的写法却人为设置了障碍，大大妨碍了人物塑造、情节推进与可能挖掘的深度，进退失据。
对金钱顶礼膜拜、追逐权力与孤独的少年，正映射了天下熙攘、皆为利往的众生相，但无论是迷途少年，还是双重性格的维尔西洛夫，抑或圣洁信徒马卡尔·多尔戈鲁基，都太浮于表面了，苍白而无血肉。
全书分为《地下室》与《雨雪霏霏》两部分，但其实第一部分的地下室独白或曰咆哮，已经写尽了这样一个小人物的乖戾与不知所谓，第二部分他与众人的交接与冲突、他内心更激烈的震荡，不过是印证与深化了这种乖戾、孤僻与种种不合时宜。
与毕巧林、罗亭等多余人形象不同，本书中的“我”更狂妄与病态，更矛盾与混乱；比起之前的贵族知识分子形象，他只是一个挣扎于底层泥沼的卑贱小人物，他所有的矛盾，并非是在冷峻现实面前那些远大抱负的破灭，而是在好人与坏人、在君子与小人之间的挣扎。如果说这个人物有什么意义，可能在于陀翁在他身上投射了形形色色小人物身上都有的畸形与悲剧。
《穷人》《在基督身边过圣诞节的小男孩》《任命的姑娘》诸篇简直写尽了穷人的贫苦、沉沦、卑下，以及为了生存所做的各种徒劳的挣扎。《穷人》的主题亘古不绝，也许苦难中哪怕最微末的一丝光亮都可以照亮彼此黑暗的人生，抚慰各自苦痛的灵魂，然而，“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才是不变的真理。那个被冻死的小男孩只有在死后才能拥有一场圣诞晚会，足以证明现实的残酷与虚妄。
最喜欢《小英雄》一篇，译者将其与屠格涅夫《初恋》相提并论，但与懵懂的情窦初开相比，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不懂人事的小男孩对喜欢之人的守护。
选文基本出自《时代》《大公报》与《作家日记》，曾经自称：“我们俄罗斯人有两个祖国：俄罗斯和欧洲”的陀翁，在19世纪60年代经历了思想的蜕变与最终成型，对欧洲的幻灭、对俄罗斯本土精神的探索成为他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展现，他通过欧洲人的傲慢自大、故步自封与俄罗斯人的兼收并蓄、高度融合等方面的对立，形塑了所谓俄罗斯的“人民性”。
在此基础上，他谈俄国文学与作家，都是以此作为衡量一切优劣的准绳，可以说，他谈文学与文学性，更像是对俄罗斯人民性的颂歌，更处处归结到对最能体现人民性的伟大存在普希金的赞颂。
源出普希金的陀翁，在谈及偶像时难免滤镜厚重，但对其何以成为“一种启示式的现象”确是作了较为精到的解读。
艾克曼在《歌德谈话录》里几乎将歌德塑造成了一个超越世间毁誉的王，而陀翁夫人的这部回忆录，首先便体现了这种对天才的崇拜与对崇高的精神品质的倾倒，但与艾克曼高山仰止的膜拜不同，作为陀翁理想中善良温柔、善解人意的妻子形象，夫人同时更承担了一个守护者的角色，守护着一位大师的孤独与才华，尽最大努力将其隔绝于生活的苦难之外，将被困于贫困、癫痫、亲人剥削之中的陀翁从现实的泥沼中解救出来。
陀翁夫人直抒胸臆，写得真挚而温婉，她写的是她眼里心中、与众人笔下的阴郁沉闷高傲自大截然相反、被重重光环加持的陀翁，我想于她而言，在多年的相濡以沫、同舟共济之中，能够不断靠近丈夫的博大与深邃，这大概是最美好的收获了。博尔赫斯说得好啊：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发现大海，发现爱情。
翔实丰赡的陀翁传记，通过作家生平、思想史的演变与细致的作品文本分析串联起作为“世纪之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完整生命史、他所亲历的19世纪的风起云涌与诡谲变幻，以及他的生命、时代与作品之间的互文与映照。
弗兰克很恰当地抓住了陀翁一生在精神与思想领域的剧烈矛盾与纠葛、困境与觉醒，以及他几次具有标志性的转向与回归。对陀翁文本的分析、对他的师承与创新的解读可谓巨细靡遗、通透独到，常有启发之处，但对作品情节的复述稍显过多，同时虽然尽可能详细地解读了陀翁作品中的多重隐喻，但不免有过度阐释的嫌疑，陀翁虽致力于忠诚反映他的生活与时代，但不尽然所有的作品都一定要扣上时代象征的帽子，或者说，这些作品早已超越了时代而具有普世意义。
以及，错字、漏字、前后翻译不统一各种低级编校错误实在过多，希望好好修订。
茨威格写三大师有澎湃的激情贯穿始终，有如湍溪急流、疾风骤雨一般裹挟一切、震颤人心的力量与美。为三位巨匠作传，茨威格可谓“解人”，擅于从细节处洞烛幽微。在他笔下，大师其人与大师作品互见，作家性格如何影响作品，作品如何反映作家内心，巴尔扎克强烈的自我迷失、对梦幻的相信、对世界的征服欲，狄更斯的虔诚、敬畏、市民气与英国范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懊悔中寻找沉渣，在耻辱中寻找无辜，在罪恶中寻找危险，读茨威格的传记，在对作品熟识的基础上才能有更好的领悟与碰撞，才能理解他的激情四溢。
关于陀翁的人性与兽性共存，茨威格有一段很精彩的论述：上帝和野兽在一个肉体里毗邻而居。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就可以理解卡拉马佐夫的象征：作为天使、圣徒的阿廖沙就是残酷无情的“淫欲成性的蜘蛛”费奥多尔的儿子。淫欲产生纯洁，罪行产生伟大，喜悦产生痛苦，而痛苦又产生喜悦。矛盾永远都是互相牵连的。他的世界横跨在天堂与地狱之间，上帝与魔鬼之间。
陀翁的小说基本上体现了他在探索上帝存在的道路所经过的各个阶段，纪德这本关于陀翁的书，自书信集始，以解读其作品与思想的六次讲座终，首先便是清晰地呈现了陀翁最重要的宗教精神：对上帝的俯首躬身，在对上帝的否定中寻找对上帝的肯定，以及对忏悔的接纳与褒扬。
纪德论陀翁，也可谓“读其书，知其人”，篇幅虽有限，但却包孕了陀翁的复杂性，陀翁典型人物的特殊性、人物永远在成型的过程中、事件受孕于思想、个体通过放弃个体性而取得胜利等，补充了我的一些认知。
另外，虽然《地下室手记》包含了陀翁之后作品的重要思想，但纪德认为其是陀翁文学生涯的顶峰，是他全部作品的拱顶之石，这一点则无法认同。
在人们的心灵中，我们有可能确定两种模式，两种类型，其中的一种侧重于托尔斯泰精神，另一种侧重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
——别尔嘉耶夫
在系统地重读了托与陀后，再来重读斯坦纳的批评，有了更多、更细微的领悟。
在与欧洲文学迥然不同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传统之下，斯坦纳聚焦于两位大师的小说艺术与宗教哲学，“通过对比的方式，界定他们分别体现的天才的性质”。托翁对荷马史诗传统的接续与更新，陀翁在莎士比亚之后通过极具张力的戏剧瞬间和极端揭示，构建他的“悲剧式幻想”特征。在托与陀史诗与戏剧、理性与理想主义的各自构成与彼此对抗之外，斯坦纳精准地抓住了将宗教救赎作为共同信仰、却呈现迥异面目的托与陀形象：托尔斯泰用宗教对抗人生的虚无，却终生质疑上帝；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否定的形式，成为上帝最杰出的信徒。
正如斯坦纳所说，文学批评一向被视为带有派生性质的“次级”活动，而斯坦纳的批评文字却绝对可以从文本的附庸中独立出来，成为自有其价值的艺术样式。
虽卷一题为“生平与创作”，通过托翁与陀翁其人其作品来透视其灵魂；卷二为“宗教思想”，探察两位对上帝的态度如何在各自的作品中呈现；但横亘于全书、勾连上下卷的最重要的主题仍是宗教。卷一甚佳，乔治·斯坦纳曾说：托尔斯泰质疑上帝，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上帝杰出的信徒，卷一在揭示了二者的对立之外，更兼有二者自身的矛盾，如托翁宗教冲动与艺术冲动的角力，陀翁则通过否定见证上帝。
最精彩的部分乃是作者在提出二位皆源出于普希金的事实之上，挖掘其艺术的不同：托以此岸的目光看待死亡，陀以彼岸的目光看待生命；托从肉体走向灵魂，陀从内心走向外在，从而造就了不同的“看”与“听”的艺术。
卷二名义上是作者通过作家作品分析其宗教思想，但实质上作者只是通过托与陀来夹带私货、宣扬自己的宗教思想，不免有胶柱鼓瑟、牵强附会之处。
今年中国史只能算是开题，没有什么规划与侧重，通史、断代史、专题史都读了一些，算是集中补课的开始。
从史学研究的进程来看，作为“新史学”的践行与发展者，吕思勉先生打破了写史以王朝更迭、理乱兴亡等政治、军事史为主的窠臼，摆脱了“一部二十四史，只是帝王的家谱”的局限（当然目前新史学的写法已经很常见），文化史为主，政治史为辅，兼及婚姻、族制、政体、阶级等社会、政治、经济等主题史的考校。
先生行文虽简略，但知识量很大，颇不易读；搜辑精博，涉及大量史料的考证与分析，尤其在今古文异说、有传讹而无臆造的今文家言与不免凭臆为说的古文家言的互校方面有不少启发。
但此书写于抗战期间， 吕先生以古讽今，将汉族之外的异族称为侵略者与野蛮的民族，虽然因为特殊的历史背景而有着特定的历史功用，借“华夷之辨”与民族主义思想控诉日本的侵略行为，但到底有失史家严谨与公允。
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迄清帝逊位、民国建立，此书基本以朝代为断限，以一代代王朝兴替为总纲，走马灯式的舆图换稿、江山易主常常读得眼花缭乱，尤其对某些不够熟悉的历史段落，几要迷失于这纷繁杂陈。然而在这转瞬间就换了另一番天地的更迭中，也颇有一种江河万古流、身与名俱灭的悲凉之感。
朝代更替失之于琐碎、写法上也稍嫌平铺直叙，相较之下，倒是对每朝政治、经济等制度的演进，对外关系与民族融合，宗教与学术的渊源与流派等方面的阐释更好看、更见功底。作者自身的创见少了一些，但其连缀史实之功、持中秉正之论，也可称得上太史公所说的“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
比较遗憾的是先生论史仍以汉族为正统，如他称朱元璋是“恢复汉族故土、把元顺帝赶到塞外去的英雄”等言论，恐怕也是历史悠久的“华夏正统”论的体现吧。
在《禹域鸿爪》中已领略过内藤湖南的汉学修为，亦对其古雅隽永的行文风格印象深刻。然此《中国史通论》乃是其在京都大学的讲稿，虽较为口语化，且晓畅易懂，但前后章节、甚至上下段落、语句之间常有重复，同一个论点喋喋不休地反复陈述，倒是附录中收录的《清国创业时期的财政》《清朝兴衰之关键》更可见其本色与功底。
先生按照社会结构的变迁，将中国史划分为从开天辟地到东汉的上古期、从东晋至中唐的中古期、以及宋以后的近世期，在其论述中，无论是从封建政治到贵族共治再到君主独裁的演变，还是文化自身的更迭、从中央向四周的辐射、异域文化对中央的反弹，以及文化在不同阶层、不同民族间的移动等方面，皆有不少新见，也可论证其分期的合理性，更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但明史全无，部分史实有明显错误，如称窦太后是景帝之妃。
这套哈佛中国史乃是“中华帝制史”，即将上古神话传说的非信史时期剔除了出去，开篇即是秦汉史，非编年体例，而多是将大的时代更迭、政治事件与经济、文化、市民生活、家族、宗教等专题史相结合的写法。
整体上体现了西方人写中国史胜在眼光新奇、有自出机杼之见的特点，但优点如若经营不当也未尝不是短板，如虽将中华帝国纳入世界格局之下，将其放入更大的背景之下考校，但整体上是提纲挈领式的写法，浮光掠影，泛泛而谈，缺少新的创见，深度欠奉，有些更是直出结论，而无分析论证；虽引入了西方资料与中文文献互相参照，但常有转引文献的弊端，更有不少明显的史实错误。
总体来说，陆威仪较稳，唐宋卷太省，卜正民虽引入了龙见、九渊等角度，却点到即止，罗威廉引入无稽野史不够严谨。总体更适合在对本国史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做补充与对照阅读。
历史本有立场，历史也并非总是真相，甚至因为意识形态的干扰，历史被扭曲被改写。建立在此一共识的基础上，仇鹿鸣的这本书，就是从纷繁芜杂、真伪莫辨的浩瀚史料中披沙拣金、去芜存菁，分析历史书写的背景，以求更大程度地趋近实相。
以问题为导向，以“士族”定义作为出发点，虽是政治史与家族史两条主线并行，但家族网络不仅决定了各大士族的兴衰，也造成了政治权力的结构性矛盾，是政治纷争的重要渊源，并最终导致了政权的更迭。 史论结合，缜密周翔，在对前人观点反拨与继承的基础上，完成了自身的批判性思考。
此书延续了仇鹿鸣在《魏晋之际》中的立场：留存至今的史籍多为某一王朝的正统与政治合法性背书，是一种经过有意识地选择和剪裁的记忆。此书在同异互见的官方书写之外，利用新出的石刻文献，在新史料与新视角的基础上，将安史之乱与中晚唐河北藩镇割据问题置入一个新的维度中进行考察，可谓另辟蹊径。
多篇相关论文连缀，通过如何利用天象、谶纬等意识形态工具来达到政治目的，地方藩镇的政治性反叛与经济性骚乱，附逆贰臣的命运，德政碑、墓志文等志题中的隐微书写与政治机能，中央与藩镇的博弈等主题，完成了对中晚唐政治权力结构、社会文化机制变迁以及民众心理的解读。志文与史籍对照，纪念性石刻成为记录兴亡的另一种历史，作者论史多有创见，可结合《危机与重构》作延伸阅读。
在这之前先读了《长安与河北之间》，仇著虽是论文合集，但主题性与整体感并不弱，尤其借助墓志、德政碑等新史料研究藩镇问题，不乏深度与创见。而本书从地理空间与军政格局入手，以河南、关中、河北及江淮四大政治焦点各不相同的区域作为着眼点，探讨玄肃中枢之争，中央与藩镇的博弈，不同藩镇的不同发展态势及其演变史，地方军人集团、牙军力量、江淮土豪等不同利益集团所引发的各方争斗与危机等主题，可谓周详而完备，作者爬梳史料与考据之功不可没。
但将同一历史阶段切割为不同的地理区域分别考察，不同区域之间互有交叉，如此稍显芜杂，常有眼花缭乱之感。危机与重构，不仅是唐帝国的，也是地方藩镇的，就在中央与地方各自应对危机的重构中，新的政治对抗、新的地缘机构、新的社会关系因此产生，于此，此书也算是“唐宋变革论”的继承与发展。
王明珂先生在《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中提倡“通过一些新方法、角度、概念，来突破认知的'茧'”的反思性历史研究，本书即可视为其认识论基础上的研究实践。作者擅于结合多种社会科学进行历史学研究，本书即引入人类学的相关议题，从生态环境、经济生产模式、社会组织结构、与汉帝国不同的互动模式，考察汉代中国北方草原游牧、高原高山河谷游牧、丘陵森林草原游牧等不同表现形式的根源。
本书亦体现了作者“在文献中做田野调查”的历史研究方法，通过对前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吸收与批判，通过北方游牧世界与中原间的历史事件的表相，探讨中原帝国与游牧部族间争夺北方生存资源的历史本相。同时纠正了我一直以来的一个认知误区：游牧不是介于原始采集、狩猎经济与农业之间的一种生计手段，它出现在人类文明史上的时间远晚于原始农业。
以一个如此大张旗鼓、牵连甚广、实质上却无比荒谬、小题大做、肆意罗织与构陷的“叫魂”案作为切入点，孔飞力将乾隆盛世的妖术危机讲得如此层次丰富、跌宕起伏，其钩稽、爬梳史料之功不可没，并以此构建了妖术恐惧下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生态与危机。
“叫魂”案缘何从民间恐慌不断蔓延为举国上下对所谓暴乱与谋反的清剿，孔飞力可谓精准把握住了乾隆帝的心理，作为受命于天的专制帝王，对官僚体制的极深猜忌、借力钳制与整治，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在捍卫政权种族特性与不可避免地汉化之间的矛盾，对一切有可能发生的危及王权事件不遗余力的打压。
三个版本的“叫魂”，体现了不同利益驱动下的不同应对。除了作为“政治罪”的叫魂案，对乾隆朝工商业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流民隐患，各级官僚与地方的共生、与皇权的博弈，孔飞力同样解读精细。
魏斐德的清朝开国史，也是明清嬗替之际，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的满清统治者，如何接续传统、涤荡痼疾、扫除积弊的历史。
作者将明末清初的中国放入国际大背景下去考校，明亡清兴与17世纪全球经济危机并举，探讨了清初统治者如何在不触动政治体制的前提下，通过权力的高度集中与政治、文化上的局部调整来摆脱经济危机，并埋下灾难性的隐患：正是17世纪清朝重建统治秩序的成功，使之在19世纪强大的外来干涉再次出现之时，难以作出制度上的选择。满汉冲突与调和，以及此背景下“既不能捐躯殉难，以全忠义；又不能精白一心，以事新主”贰臣矛盾心态的描摹尤为精道。
整体上看仍是“叙事史学”的传统，史料大于史论，小说般的笔法固然引人入胜，对史料的选择也可看出作者的倾向，但对历史事件的还原与再现却难免有主观臆想与过度阐释的嫌疑。
周策纵先生写五四运动史，首先从厘清五四的定义着眼，它并非单纯的爱国事件或政治运动，而是一场思想、文化和社会、政治相结合的运动。周先生从缘起：“二十一条”和山东议案激起的爱国热情——预演：进步学生与新式知识分子的示威游行——风暴中心：五四事件——新文化运动——流派纷争、社会思潮及后续影响等方面条分缕析，史料详尽，立论扎实，带我们重返五四现场，领略那如炬火般耀目的光。
周先生说写史当“临文不讳，秉笔直书”，此书重估五四价值，一不被政治立场所局限，二不讳言因为不同的政治观念与目的、各大派别与主义对五四的包装与利用，的确做到了秉正直言。
相比于二战中纳粹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以及战后对纳粹战犯的审判与清算，南京大屠杀不仅其暴行事实在战时不被大众所知，更在战后遭遇日方的扭曲与篡改，且在新的冷战格局中沦为政治博弈、利益勾连的牺牲品，并日益淡出国际视野，也因此，南京大屠杀的确可称得上是“被遗忘的大浩劫”。
基于此，作者对南京大屠杀图景的展现，就不仅是对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屠杀、强暴、凌虐、人体实验等暴行的集中披露，更是意图在种种对大屠杀的粉饰之中还原最初的真相，慰藉所有的冤魂与饱受折磨的幸存者。
作为施暴者的日军、作为受害者的中方民众、以及国际人士的三个视角交织，战时日军的暴虐与安全区约翰·拉贝等国际义士拼死救护的义举形成强烈的对照，大屠杀从来无法用过去时态表现，历史终会铭记所有的罪行。
阿巴斯说：“诗歌的精髓是一定程度的不可理解。一首诗，按其本性，就是未完成及不确定的。它邀请我们去完成它，去填充空白，去把点连成线。破解密码，神秘便揭示自身。”这就是诗歌的魔力吧。今年共读了14本诗集，推荐以下几本：
异名者佩索阿的角色扮演游戏，自然而然的导师卡埃罗，文采斐然的诗人雷耶斯，以及如先知般掌控一切的创造者佩索阿，是诗人自我意识的分裂，是不同个性的互不干扰，也是灵魂的自我丰富。
与卡埃罗否认单一神祇的异教本质相比，我更关注诗人所倡导的纯任自然，与他诗歌中自然背后所体现出的深思熟虑的对照，这倒不一定是一种悖论，而是天然去雕饰之前，必然有苦心经营之功。卡埃罗说：“不去思考，我会拥有大地与天空”，让树木是树木，溪流是溪流，这种清澈与单纯也需要天赋。
收录了同一首诗的不同版本，这一点很好。
“大屠杀从来无法用过去时态表现”，对于像莱维这样的纳粹集中营幸存者而言，集中营的暴行是融入骨血的黑暗记忆，是恢复自由后依旧阴魂不散的噩梦，是终生要背负的伤痕与耻辱的印记。
莱维说：“我们的战争永无完结”，寒冷饥饿与空虚，痛苦恐惧与挣扎，黑暗四处弥漫，空气中填满死亡，这些诗，这些书写，是莱维企图打破创伤封锁的自我疗愈，也是对萦绕不去的破碎的苦难记忆的抵御，这些浸润着血与泪的诗行，有着飓风般的力量，揭露一切，也渴望治愈一切。莱维试图通过一次次的讲述重获内心的平静，然而他终究还是被无尽的黑洞吞噬了。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策兰从整个犹太民族被放逐被圈禁被屠戮的命运，从父母亲人的死亡中，从自己虽幸存却永怀耻辱与伤痛的记忆中，提炼出如罂粟一般妖娆、生机勃勃、充满诱惑又饱含毒汁的复杂意象，那是生之绚烂之花，是死亡与黑暗之花，也是缅怀与追忆之花。
来自德国的死神，有罪的长夜，死亡的赋格曲，在时间的灰烬中，策兰回望过往的深渊，并“默默为自己准备了死”。策兰死前所读的荷尔德林传记，却恰恰道出了他内心的苦痛与他所创造的美：有时这天才走向黑暗，沉入他的心的苦井中，但最主要的是，他的启示之星奇异地闪光。
我从未在别的诗人笔下读到过如此丰盛的死亡和如此深刻的孤独，“当白天将将尽，门自己打开，人们谈论死亡”，博纳富瓦的诗中有着随处可见的关于死亡的谶语，以及笼罩于一切之上、密不透风的黑暗与孤独，仿佛死亡是他生命中唯一的主题、唯一的喊叫，是他真正的平静，而孤独是他永恒的宿命，是与死亡相连、走向死亡的必经之途。
但他的死亡中却常常孕育新生，如随时死，亦可随时复生的杜弗；他的黑暗，亦常被光明刺破，生与死、光与暗交错，回环往复。诗人所写的是浓稠如黑暗的死亡，却常常让人觉得有白光耀目，仿佛行走在心思澄净、了悟一切的途中。
是幻变的真实，是奔跑的女人，是旷野，是村庄......诗人贡献了最为丰富的“杜弗”的形象。
最初是从曼德尔施塔姆的随笔中知道勃洛克，他说勃洛克是一个“不断储备和体验文学风格，具有历史敏感性和文化创造性的诗人”。而作为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共同偶像的勃洛克，的确可以算得上是俄罗斯诗歌史上最美的现象之一。
他将其创作之路称为“追求人性的三部曲”，在我看来，它更是诗人从映着青春的霞光、有着激越的爱与梦的自我世界中走出，张开眼睑、目睹远方、直面真实的过程，在放逐中怀疑，在怀疑中坚定。生命燃尽，故事收场，“记忆为我珍藏的一切，在疯狂的岁月里消亡，这个故事如曲折的闪光，在夜空之中微微荡漾”，在诗歌面前，时间也仿佛得了健忘症，让所有的爱与痛、困境与希望驻留。
患有精神疾病的塞克斯顿在医生的建议下开始诗歌创作，于是诗便成了她自救的手段。她将她所有的困境、痛苦、恍惚与孤孑都写进了她的诗里，她的诗是她一生的告白，她将自己最私人、最隐秘、最不堪的一面悉数道来，仿佛将自己放到手术台上肢解，想要获得一种新生。
然而，世上并无特别的神可去奉靠，上帝不行，诗歌也不行，她并没有获得她想要的疗愈。被疾病与自毁的疯狂捕获的塞克斯顿，只有在写到母亲和女儿时有几分暖意，然而她笔下的母亲始终在与乳癌抗争，直至死亡；而她的小女儿，既无法治愈，也无法安慰她。
塞克斯顿常让我想起写了《钟形罩》、同样自杀身亡的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她们至死都被困于钟形罩之中，“一生从未适得其所”。
如安妮·塞克斯顿，如西尔维娅·普拉斯，在皮扎尼克的诗中，我看到了同样的对坠落的向往，对死亡的恐惧与迷恋，看到了生命的疼痛与空无，以及破碎的、被诅咒的、被自我厌弃的灵魂，看到了混乱、挣扎与矛盾.
对皮扎尼克来说，写作是一种可能的救赎，她试图通过笔下的语词完成对自己的修复与重建，然而伴随她短暂一生的陈年的伤口，总是不断地经历撕扯、流血、结痂的循环，如蛊毒般反复地噬咬着单薄的、脆弱的内心。活着还是死去，她经年的自我缠斗更像是一个人的左右互博， 只是她自己的这场混杂的战斗“没有恩惠，没有光环，没有休战”。被死亡始终的召唤，到后来写诗也失去了效力，虽然“词语是密码，是钥匙”，但“死的欲望是国王”。
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死亡是一切的休止符，她以此终结了所有的痛苦。
同为奥斯维辛幸存者、同样选择自杀，奥地利哲学家让·埃默里曾厌恶地把莱维称为“原谅者”。此说不免有失公允。
正如莱维将记录自己从集中营逃生、艰难归乡之旅的书命名为“休战”，而他也曾说：“我们的战争永无终结”，而这本关于莱维的传记即呈现了奥斯维辛作为莱维生命中最具悲剧性的灾难，是如何深刻地改变了他的一生：一面终生承受着耻辱感的侵蚀，一面主动承担起作为种族灭绝见证者的使命感，记录罪恶，也净化自我。
作者十年之功可谓成果丰硕，不仅资料详赡，行文晓畅，更刻画了集中营之外，更丰富立体的莱维。
关于莱维的死虽没有给出确凿的答案，却修正了我一直认为的莱维最终死于集中营后遗症的想法，不管他最终自杀的原因是什么，伊迪丝·布鲁克或许提供了一种思考的角度：在普里莫的作品中没有号叫——所有情绪得到了控制——但普里莫用他的死亡发出了这样的号叫。
以时间为经、以不同时期的不同流放发展历程与特征为纬的沙俄西伯利亚流放史，兼具史料价值与故事性。
如作者所说：“西伯利亚是收容帝国自己的机能紊乱的容器”，然而以惩罚与殖民双重目的交织的西伯利亚流放史，却恰恰在其执行过程中遭遇了双重的落空：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所收获的政治上的新生，正是对流放与惩罚的讽刺；而那些贫困、绝望的殖民者，非但无助于西伯利亚的发展，更带来了无穷灾难与暴行。
在此过程中，奴役与死亡、暴力与毁灭之外，最触动人心的乃是被这段历史捆绑的不同女性的命运，无论是作为拯救者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还是作为受害者的萨哈林岛的妇女，西伯利亚都是她们血和泪交织的苦难史。
作者在终篇提到：“布尔什维克党的派别主义多是在这些流放殖民地的封闭环境中形成的……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布尔什维克的自相残杀中，个人的怠慢和敌意会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本书虽止步于此，但想起随之而来的更残酷的杀戮与迫害仍让人战栗不已。
施老选诗，常有奇突而出人意料处，比起诗人与诗作在文史中的地位，更看重诗人在诗歌流变中的创新与影响，以及具体作品的承前与启后、源流与余绪，因而诸多热门名篇弃而不选，却转而收了不少其他选本甚少收录、诗文本身亦不甚佳的冷门作者与篇目，如用孟浩然《洞庭湖寄阎九》等三首来讲初、盛唐五言律诗的格律，以李白《战城南》阐释古诗变为近体诗的道路以及正统乐府诗的模式，以韩愈《落齿》诗讲“以文为诗”。
施老解诗，倒是扎实的考证路子，擅于从诗之讹本、异本中查核、考证、辨析，多种版本互校，多种评述参照，明训诂、通典故、考身世、察背景，常有别出机杼之处。作者论诗“以意逆志”，以文本所体现的作者之意，逆作者之志，虽非盖棺论定，但也提供了多个维度的思考路径。
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墓碑上刻着：“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读过的每一本医生所写的书，几乎都会提及这种医学在对抗疾病、死亡方面的限制与无能为力，这本也不例外。
韦斯塔比说：“对于我，心脏外科是兴趣多于工作，喜悦多于辛苦”，然而他写的这些手术台前的急救故事，却常常是悲喜交加的，既有穷途末路、无力挽救的悲伤，也有绝处逢生、救人于危难的喜悦，那种生死一线的紧张感让作为读者的我也如在当场，共同体验着那一份惊心动魄。
虽然作者认为医生不应被共情的悲伤淹没，但作者却不像他的手术刀那样冷峻，而是处处可见他内心的柔软与细腻。很多时候，生命的奇迹正是这些医生赋予的，感谢。
20世纪法国的三个局外人——布鲁姆、加缪、阿隆——的精神塑像，正如布鲁姆所说：“或许道德仅仅在于有勇气去选择”，朱特笔下这三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法国人，正是在一个必须站队、人人随波逐流的年代，保持了自身的独立与清醒，恪守了自我的理想、本真与道德义务。
朱特很好地把握了三人身上“局内”与“局外”的矛盾与挣扎，作为知识分子在政治、文化等领域的积极介入，以及逆潮流而动、与时代的扞格，虽际遇各异，但他们背负着相似的失落感、流亡感与错位感，遭受了同样的来自时人的误解、嫉恨与攻击。然而也正是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让他们昂然于彼时的法国。
朱特最为推崇阿隆，阿隆险峻峭拔的理性力量也体现在朱特的思辨之中。
桑塔格曾说过：“我把自己看作一场古老的战役中一位披挂着一身簇新铠甲登场的武士：这是一场对抗平庸、对抗伦理上和美学上的浅薄和冷漠的战斗。”这本传记即呈现了桑塔格作为一名斗士的一生以及她一生中的思想结晶，这种好战的斗士姿态，也就是本书译者所说的“捍卫”，在回环往复的时代潮流中，始终“捍卫严肃写作，捍卫精神生活，捍卫‘不死性’”。不仅是与平庸世界的对抗，更是与自我的抗争，在时代精神的更替中，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唯一相同的是，她从畏惧站在所有人的对立面。
桑格塔第三次患癌后的人生最后时光，可以和《暮色将至》对照着看，无往不胜的桑特格在死亡面前也像动物一般惊恐，她不相信自己也是会死的。她用她的智识完成了她的不死性，那个“让人觉得她仿佛昨天才出生，还有整个世界等待去探索”的桑塔格，不会死去。
重读，帕乌斯托夫斯基说勃洛克：（他）身上吸引我，使我着迷的是他成熟的诗篇中和他生活中的完全具体的诗意；说蒲宁：在俄罗斯语言的领域内，蒲宁是一位无出其右的巨匠；正如帕氏认为俄语如宝石一般闪烁着神秘光泽，而他的这本《金蔷薇》也的确继承并体现了这种无处不在、具体而微的诗意与美。
确实很难将本书归入到具体的文类中，帕氏所写的灵感、素材、细节、想象、构思、使命等关于创作的一系列论题，并非正襟危坐、高谈阔论，而是娓娓道来，将其放入具体的写作实践中去考校。
人世的美与孽、生命的和风与嚣攘，与目之所及、心之所系的雨与雾、麦穗与芳草、明亮的白昼与燃烧的落霞，都是他仔细拾起的一粒粒金屑，熔铸成他自己的“金蔷薇”。
伯林曾认为自己的这几篇东西“大多数还不确定、没有什么特殊的价值，而且多少有些过时”，然而事实证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伯林是否也未曾预见到极权的死灰复燃与历史轨迹的再一次重合？
苏联的心灵，既包括伯林心之念之、闪耀着俄国伟大文化光环的知识分子的塑像，如阿赫玛托娃、索尔仁尼琴、曼德尔施塔姆等，他们如何在波云诡谲的时代仍坚守知识分子的独立与良心，以及俄国文艺界普遍存在的矛盾：在隔绝的大背景下，时而表现为一种希望融入并成为欧洲生活主流的狂热而毫不餍足的渴求，时而又表现出对西方价值带着怨恨的轻蔑。它同时也是当时极权体制与作为统治者、被统治者等众生相的速写，而历史也再次印证了：思想争论要比信仰各种独裁主义更危险，扼杀不同的声音，也便是拱卫独裁。
阿赫玛托娃曾在古米廖夫被杀害后写下这样的诗句：被泪水浸湿的秋天，就像一位寡妇，身披黑色野草，乌云笼罩心头。这部回忆录首先是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对亡夫的纪念，它也有着同样无法化解的怆痛。
曼德尔施塔姆将诗作为一种权力，用诗来捍卫尊严、捍卫说话的权利和坚持自我立场的权利，而夫人则是用自己的记忆与文字还原了诗人的坚守与挣扎，她没有将丈夫塑造为一个不放弃不屈服不原谅的斗士，他也有脆弱与妥协；它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的文学与文人回忆录，被泪水与鲜血浸透的岁月，被黑暗与苦痛裹挟的岁月，总有一些人无愧知识分子的称谓；它更是那个扭曲、畸形年代与历史的照妖镜，照见无数灵魂的或皎洁如明月，或卑污如渠下死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也是一种于古有征了，“别抛弃绝望。我们能活下来，就是因为我们不是乐观主义者”。
冯骥才说wg是对灵魂的虐杀，十年浩劫固然折辱、吞噬了万万万千无辜的生命，但信仰的崩塌、灵魂遭受的重创、个体尊严的被肆意践踏，才是更惨痛的灾难，是劫后余生也终将镌刻在记忆与生命中的伤疤。
口述史的形式，见证的是时代的荒诞与人性的扭曲，以及个人在狂潮席卷之下的绝望与无力。关于那段历史虽从不少渠道都有所了解，但这本书所披露的暴行仍让我不寒而栗、惊骇不已。
每个人都是牺牲品，但侥幸逃生之后，不同的人对于这场运动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有人从未抵触过文化大革命，认为中央无错，而只是下面执行出了问题；有人经历了从极度崇拜到偶像破除的幻灭；有人认为知青是最伟大的一代，是“我们撑住这倾斜的柱子，才避免了国家大厦的坍塌”。
每一章的结语有有振聋发聩之效，“历史已经全部记住，就看人们自己是否把它忘掉”。
1、大部头打卡30本以上。
2、继续主题阅读：俄罗斯专题、中国史专题、每月一本诗集。
3、重点（重）读作家系列：契诃夫小说全集、巴别尔全集、加缪全集、鲁迅全集。
4、词话本与绣像本，及相关周边。
5、读完剩下的托尼·朱特。
大部头打卡计划：每月一本大部头
历年总结：人与书俱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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