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在桂林的一些刊物如《国文月刊》、《国文杂志》、《中学生》、《大干》、《诗创作》、《文学创作》、《文艺杂志》等，先后发表过一定数量的古典文学研究文章，其中有些作者知名度较高，如郭沫若、闻一多、朱自清、老舍、端木蕻良、张天翼、孙陵、艾芜、宋云彬、姚雪垠、萧涤非、谭丕模等(其中有少数人并未到过桂林)。尤其难得的是，当时出现了少量研究广西作家的文章，如吴雁魂的《王半塘及其词》、《蕙风词及其词论》、《述岭西五家》等。抗战期间，举行过一次与古典文学有关的重要活动，即1942年6月18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 诗人节活动。这一天在桂林的诗歌界人士为了纪念中国古代伟大诗人屈原，在漓江上举行了划船聚餐会，实含有激励爱国志气、反对日本侵略的深意。特别应该提出的是陈柱(柱尊)和冯振(振心)，他们都是广西北流县人，是广西应引以为自豪的两位杰出的国学大师。陈柱 (1890—1944年)一生著述，据不完全统计，有120种之多，绝大部分为论著，如《评选孟东野诗》、《评选李长吉诗》、《文心雕龙增注》、《诗品参平》、《诗学大义》、《先秦文学概要》、《谣诗辨》、《守玄阁诗学》、《白石道人词笺评》、《评诠魏三祖诗》、《古代文学概要》、《中国散文史》等都是古典文学研究专著。他还有研究先秦诸子的几十种著作，这些著作融哲学、文学、小学于一炉，显示出他深厚的国学功底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冯振 (1897—1983年) 一生著书10余种，属于古典文学研究专著的有《七言绝句作法举隅》、《七言律髓》、《诗词杂话》。这三种原来是各自独立的单行著作，经其弟子周振甫、彭鹤濂合为一部点校后，1986年交齐鲁书社出版。除陈、冯两人的著作外，尚有唐贻谷的《古诗歌选评》(民国10年油印本) ，朱奇元的《拙学斋论诗绝句考略》(民国25年铅印线装本) ，李耿的《中国文学史》(桂林群益书店，1942)和《科学的中国文学史》(公立广西西江文理学院中文系教材，1948)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20多年里，集中了一部分古典文学研究人才的高等学校主要是培养人才，只有一部分教师和个别学生兼搞一些古典文学方面的研究，公开发表了一些论文，但专著很少。这一时期的学术活动也少。1954年全国学术界开展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进而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观点，《广西日报》也发表过文章，广西省、市文化界还成立了批判、 学习办公室，实际上并没有形成声势。1962年4月25日，桂林市文艺界举行纪念杜甫诞辰1250周年集会，由秦似作题为《伟大诗人杜甫及其创作》的报告。1963年广西师院(今广西师大) 举行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纪念活动，《广西日报》1963年2月9日、10日、12日发表了秦似的长篇论文《曹雪芹和<红楼梦>》。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评法批儒”、批《水浒》，那是一场全民性的政治运动。已无学术可言。“文化大革命”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古典文学研究空前活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表现在： 第一，建立了研究机构和团体。除了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 (1983年以前称广西师范学院) 、广西师范学院(1985年前称南宁师范学院)、广西民族学院、广西教育学院等大专院校的中文系设有古典文学教研室外，广西还成立了一些专门研究机构和工作机构，主要有：广西师大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室(1979年成立)、广西民族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1984年成立)、广西大学中文系古籍研究室(1984年成立)、广西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艺学术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室(1984年成立)、广西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1986年成立) ，广西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广西少数民族汉文古籍整理组(1986年成立)。此外，1980年成立的广西语文学会和1985年成立的广西中国文学学会也都有古典文学专业组。 第二， 开展学术活动和确定研究课题。学术活动主要有：1983年8月15—19日，广西语文学会举行第三届学术年会， 讨论“唐代边塞诗”等问题；1985年8月19—22日，广西语文学会在桂林举办语文讲习班，聘请全国著名古典文学专家胡国瑞、袁行霈等讲课；1989年11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著名古典文学专家邓绍基应邀到广西民族学院作关于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的报告。 主要研究课题：从1982年开始，广西人民出版社筹划出版大型丛书《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析丛书》，委托广西语文学会的秦似、梁超然、陈光坚等确定选题，并负责审订工作。原拟出60种，5年出齐；后来情况有变，决定只出40种左右，1986年开始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后转由广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这套丛书上起先秦，下逮明清，基本上是按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脉络，精选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思想和艺术分析，并适当加注，部分作品还翻译成白话。每种赏析都在前言中介绍作家、流派、文体以及创作等情况。所选作品体裁比较齐全，既有诗、词、歌、赋，也有散文、笔记、小说、戏剧，内容也比较广泛。赏析文字深入浅出，多有撰稿人自己的独到见解。此外还有《唐诗与中国文化丛书》由漓江出版社负责出版。 1982年3月，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讨论、制订了1982一1990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同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这个规划。规划所列3119种古籍，广西承担的极少，但广西乘着这股东风，提出了自己的选题计划——《桂苑书林》丛书，并成立了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莫乃群任主编，出版任务由广西民族出版社承担。1987年调整编委会，仍由莫乃群任主编，增补黄振中为副主编，编委由原来的6人增加到13人(由广西通志馆、广西民族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广西大学中文系古籍整理研究室、广西师范学院、广西人民出版社等单位人员组成) ，出版也改由广西人民出版社承担。这套丛书既有文学古籍，也有其他古籍，整理的方式既有校点、 校注、校补，也有选注、辑录。原计划从1983年开始，用5年时间出版古籍40一50种，其中较重要的有《粤西诗载校注》、《粤西文载校点》、《粤西丛载校点》、《三管英灵集校注》、《桂海虞衡志校补》、《王鹏运词选注》、《桂胜、桂故校点》等。至1995年尚未完全出齐。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通知精神，1986年广西建立了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开始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广西少数民族古籍进行普查、搜集、整理、出版。少数民族古籍包括的范围很广，既有文学艺术，也有政治、宗教、民俗、医药等方面。文学方面民间口头文学是重点，也有少量汉文古籍。根据分工，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接受了汉文古籍的整理任务，并建立了相应机构广西少数民族汉文古籍普查整理小组，这个小组从1986年夏季开始，用一年时间，对自治区图书馆和桂林图书馆所藏约700种古籍进行了较为认真的翻阅、 登记，做了登记卡，不仅写了内容提要，还注明了版本、卷数、页数、大致字数，有的还对作者的籍贯、族属、生平等作了简略考辨。 在约700种古籍中，大部分为汉族作者的著述，只有少数古籍为广西历代少数民族作者所撰。在此基础上，他们于1987年夏制定了少数民族汉文古籍整理规划，共列古籍17种，绝大部分为诗集或诗文合集。后根据情况变化(主要是经费困难)将整理计划作了调整，暂时整理5种左右，由刘映华、丘振声、顾绍柏等人承担，至1995年已出版4种。 解放前的研究成果前面已作简单介绍，不再重复，下面主要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和新时期的研究成果，重点放在新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成果诗歌研究主要有谭绍鹏的《对湘君湘夫人独唱对唱问题的意见》、《关于桃花源诗的评价问题》，梁超然的《陈子昂的时代及古代浪漫主义特征》，秦似的《伟大诗人杜甫及其创作》，林焕平的《读<人境庐诗草>札记》等。 其中谭绍鹏的《对湘君湘夫人独唱对唱问题的意见》一文，对楚辞《湘君》、《 湘夫人》诗句的考释，否定了所谓“男女对唱”、“父女对唱”、“渔人对唱”种种说法，认为《湘君》是男独唱，《湘夫人》是女独唱，都是祭神会上所唱的情歌。秦似的论文扼要介绍杜甫的生平事迹，重点是论述杜甫的创作成就，指出杜甫的诗歌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它广泛地、迅速而又及时地反映社会现实，反映人民的生活疾苦，流露出爱祖国、爱人民的强烈而深沉的感情。秦似还在《桂林日报》1962年4月19日一29日开辟《杂谈杜甫》专栏，发表了8篇谈杜甫的文章。此外还有陈迩冬的《苏轼诗选》、《苏轼词选》 (50年代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及从这两个选本中抽出的143首诗词并注释再加修订而成的《苏东坡诗词选》。 元明戏剧研究 主要是胡仲实的3篇文章：《论关汉卿笔下的妓女形象》 (后收入中国戏曲出版社《关汉卿研究论文辑》2辑) 、《论<荆钗记> 的主题思想》、《论<杀狗记>》。此外还有谭行的《<李逵负荆>的思想与艺术》等。 《红楼梦》研究 主要有谢福铭的《略谈<红楼梦> 这部书》，秦似的《曹雪芹和<红楼梦>——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祭》，沈华岱、陈和年等的《<红楼梦> 浅说》。其中秦似的文章分《曹雪芹的身世》、《十年辛苦不寻常》、《<红楼梦>和政治》、《“脂批”及其它》几部分，对曹雪芹其人其书作了扼要而又精当的评介。 古典文学理论研究 主要论文有： 周中仁的《真价值在哪里——略论胡适对古典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歪曲与抹煞》，吴子厚的《谈古代文学批评》，梁超然的《中国古典文学中浪漫主义几个问题的探讨》，欧阳若修的《王国维的境界说》。其中梁超然的《探讨》一文论述了中国古典文学中浪漫主义的特征，产生发展的社会条件，浪漫主义在中国文学史上发展的几个阶段。 选读 主要有罗尔纲的《太平天国诗文选》 和谭绍鹏等人编的《柳宗元诗文选读》 。 罗的《太平天国诗文选》无注，但有序言，序言不仅高度评价了太平天国的文书，而且充分肯定了太平天国的诗歌，他说：太平天国洪秀全、杨秀清等领袖人物的诗歌“是从群众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它又回到群众中去教育群众，鼓舞群众，正像是一面促进革命英雄斗志的战鼓。至于所选的民歌，都是农民创作的颂歌，是革命斗争的高度概括，是革命斗争中喷射出来的火花。” “文化大革命”后的研究成果 “文化大革命”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研究范围之广泛，成果之多，都是空前的。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即综合研究、古典文学理论研究(部分内容已见本章第一节)，历代作家作品研究、文学古籍整理。其中以历代作家作品研究为最突出。 综合研究分诗词研究、小说研究和其它方面研究三个方面。 第一，诗词方面。沈家庄的《中国诗坛嬗递规律论略》以翔实的材料，阐明中国诗体是沿着“俗——雅——俗——雅……”这条周而复始循环推进的周期性规律嬗变的，并指出，诗歌的新变，是在继承传统和接受外来影响基础上的变，是在大众意向下的变，群众的好尚，是检验诗体有无生命力的最好尺度。郭扬的《千年词》用很大篇幅对词的发展史作了阐述，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他将一千多年来词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即由初趋盛期：初唐至南唐、二主词；全盛期：北宋词和南宋早、中期词；趋向衰变期：南宋末、金、元和明初期、中期词；复兴期：明末、清至辛亥革命前后的词。他的划分根据是：从词学的发生、发展及其变化的历史整体出发，不受朝代的约束；以词学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实际为依据，如全盛期词的繁荣正是北宋和南宋早、中期各名家、各流派共同创造的，强分北宋词和南宋词是没有道理的；参照唐诗、元曲等韵文学的变化与词学进行比较，以观察它们彼此之间的互为影响所在，和继承变化关系，来弄清词的来龙去脉，不盲目断言词之亡于元、明；既从创调、倚声等写作实际看，也从词学理论、声调等各方面的变化和研究成果上看；当代各家对词学的研究和创作的实际情况，似应是清代词学复兴的纵深发展，故对当代词不作专门介绍。谈诗词格律的还有蓝少成等人编写的《诗词曲格律与欣赏》，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诗词曲格律》，下编为《诗词曲欣赏》。早在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陈振寰的《读词常识》也是同一类型的著作。张明非的《古典诗词百首鉴赏》选析从汉末建安到唐宋时期的47位作家的一百首诗词，对每篇作品除分析思想价值外，还着重探讨了审美价值，多侧面、多角度地揭示作品的艺术特色和表现技巧。同一类型的著作还有陈志强、余瑾、李日华的《古词启蒙》，它选取从唐迄清120多位作家的210多首词进行思想分析和艺术鉴赏。黄绍清的《中国诗歌写作史》则从写作的角度论述了诗歌的衍变轨迹，具体分为六个阶段：有声和表意诗歌的萌生是诗歌写作的原始形态，也是诗歌写作史的发端；古体诗歌的写作是开导中国诗体写作先河的阶段；近体诗的写作是中国旧体诗定型的阶段；文人词的写作，是中国诗体发生初步裂变的阶段；散曲的写作是中国诗体发生再次裂变的阶段；新诗的写作是中国诗体发生重大革命的阶段。丘振声的《山水美与山水诗》、刘益之的《中国山水美学思想简史》虽都以美学为标帜，但实际上都涉及到了中国山水诗的发展史，各有独到见解。梁扬、杨东甫的《中国散曲史》以中国散曲文学为研究对象，论述了散曲自萌芽、兴起、大盛、渐衰以至消亡的全部轨迹，探讨了散曲与其他文学体式的关系、散曲兴衰的原因、散曲自身的体制格律特点，介绍了从元至民国散曲方面的代表作家和作品，对传统曲学理论中的“北曲先于南曲”、“散曲为剧盐之支流” 以及流派划分理论等，均提出了不同看法。韦湘秋的《广西百代诗踪》实际上是_部广西诗歌史，全书从“源远流长汉晋兴”、“全唐淹贯有诗名”，直至“爱国情殷促奋程”共8章， 每章开头有一篇绪论，概述某个时期诗歌发展状况，接着分别介绍该时期出现的诗人，论述他们的诗歌成就，脉络清晰，重点突出。 第二，小说方面。以徐君慧的《古典小说漫话》和《中国小说史》为代表。前者既有对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的粗线条勾勒，又有对唐代传奇、宋元话本、明清长篇小说的具体剖析。他的《中国小说史》论述了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演进和繁荣的历史，打破完全以朝代划分发展阶段的传统写法，从小说的起源、雏型到严格意义上的小说的开始、白话小说的兴盛，再到历史小说(以《三国演义》为代表) 、英雄传奇小说(以《水浒传》为代表) 、神魔小说(以《西游记》为代表)、世情小说(以《金瓶梅》为代表)、发展中的白话和文言短篇小说、讽刺小说(以《儒林外史》为代表)、古典小说的顶峰——《红楼梦》，最后到顶峰之后的古典小说——显示学问的小说、武侠小说、狭邪小说、谴责小说、鸳鸯蝴蝶派与黑幕小说，脉络清楚，自成体系，揭示了中国古近小说发展的特殊规律。此外，还有姚正康的《我国古典小说的细节描写》、《古典小说的悬念初探》、《略谈古典小说心理描写的民族特色》等。 第三，其他方面。卢斯飞、杨东甫的《中国幽默文学史话》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史论著作，由导言和57篇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文章组成，从“幽默”角度切入，以“幽默”为标尺审视古今文学作品，论述各个历史时期幽默文学的发展状况、特点、代表作家和作品。杜奋嘉的《有意味的形式——论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肖像嬗变的心理轨迹》所取角度也很特别，很少为其他学者所道及。文章将神话传说中的肖像嬗变分为全兽形、兽人合一形、全人形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心理因素：纯兽形阶段表露出原始宗教的图腾崇拜意识；兽人合一阶段呈现出人的本质力量的觉醒并闪耀着道德的光芒；全人形阶段表明人的主体意识真正确立，显示出相当先进的劳动观、审美观。此外，林飞的《中国论文写作史》和莫道才的《骈文通论》则从文章学的角度谈其源流发展。前者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既谈文艺方面的写作，也谈哲学、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方面的写作；后者论述骈文的界说、分类、起源、结构形式与句型模式、修辞形态及其文化内蕴、美学特征、流派、体类、历史演变等。 古典文学理论研究 分一般研究， 对古代诗话、词话及具体诗歌理论的研究，文心雕龙研究三个方面。部分内容已见本章第一节。 第一，一般研究。主要著述有丘振声的《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例释》赵盛德、卓支中、韩湖初等人的论文合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名著探索》，由彭会资主编、蓝少成等百余人参编的《中国文论大辞典》，黄绍清的《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化述要》，张业敏的《古苑文心——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及审美》等。古代小说理论著作不多，今人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少。较有代表性的是胡大雷的《论唐人对小说本质的把握》，文章从唐人小说集的序言中，以及单篇小说开头结尾的议论中，探讨唐代作家对小说观赏性质的认识。 第二，对古代诗话、词话及具体诗歌理论的研究。 第三《文心雕龙》研究。在这方面，赵盛德先后发表了《 <文心雕龙> 不容否定》、《“风骨”等于“风格”吗？》、《论刘勰的创作理论》、《风骨新探》、《<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初探》《刘勰继承和发扬了赋比兴理论》、《从<文心雕龙>的“六义”说到刘勰的审美原则》，《试论刘勰的心物二元论美学观》等。他的专著《古文论民族特色》也曾着重谈到《文心雕龙》。研究这部经典著作的文章还有张明非的《从<文心雕龙>、<诗品>的局限性看时代风气对文学批评的影响》、黄伦生的《论刘勰<文心雕龙·神思>对艺术思维的认识》、莫恒全的《刘勰论说文理论述略》等。以上这些文章虽然只是就《文心雕龙》的某个或某些方面进行探讨，但大都具有一定的深度，其中赵盛德的几篇文章从美学的角度立论，更具有新意。 历代作家作品研究 广西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研究范围上起上古， 下迄近代，各个朝代的文学基本上都涉及到了，有断代论述，但更多的是对具体作家和作品的研究；从所涉及的题材看，既有对诗歌散文的专论，也有对戏剧小说的探微。其中研究的重点是唐代诗歌和明清小说方面。 第一，远古神话和先秦文学研究。研究神话的文章主要有胡仲实的《论伏羲女娲神话》、《图腾神·神话——读<山海经> 》(对广西少数民族民间神话的研究，见本章第二节《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对《诗经》的研究有周满江的《诗经》、黄素芬的《<诗经> 赏析》)。周满江的著作和黄索芬的《赏析》前言，对《诗经》的时代、编者、内容、艺术特点等都作了介绍。周氏还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诗经》在古代对政治、文化、文学的影响；对学术界有争论的意见，周氏也作了综合介绍和评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先秦诸子散文的研究有张葆全的《先秦诸子散文赏析》，吴世义的《浅谈庄子散文的艺术特色》。张葆全的《赏析》从先秦诸子的9种著作一一《论语》、《孙子》、《老子》、《墨子》、《庄子》、《孟子》、《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中选出有文采的作品27篇，加以注释、翻译和分析，并对9种著作的思想内容、 散文特色以及在：艾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作了简要介绍。该书前言部分对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脉络以及在文学上的成就和贡献也进行了综述。吴的文章从创作构思、利用寓言故事刻划人物形象、选词造句等方面分析了《庄子》的艺术风格和特色。王小莘、苏志伟的《先秦寓言赏析》，从《晏子春秋》、《墨子》、《尹文子》、《孟子》、《庄子》 ．《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战国策》等9部著作中，按照寓言的两大要素(或原则)选取有一定故事性的寓言近百则，特别注意选入后来形成成语典故的名篇，加以注释、翻泽和分析。在分析时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两个方面。《赏析》的前言对寓言的起源、发展以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作了论述。 第二，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综论类有胡大雷的论文《略论魏晋南北朝文人诗歌的发展线索与规律》和专著《中古文学集团》。前者从文采、言志与言情、实用性与观赏性诸方面，勾勒了这一阶段诗歌演进的过程。 《史记》研究。彭会资、田野的《从历史真实到艺术真实——略谈<史记>人物形象的塑造》一文，从《史记》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的实际出发，揭示其从历史真实到艺术真实的创作规律。梁扬、杨东甫的《<史记>传记赏析》从司马迁《史史》的本纪、世家、列传中选取最具文学性的名篇共9篇加以注释和赏析， 尽量提出一些新颖独到的见解。前言还对《史记》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作了总体评价，特别指出：“各种文学描写技巧，如细节描写、心理描写、夸张、联想、对比、烘托等等，在《史记》里都已得到充分的运用。”又指出：“《史记》中的人物，既是历史上确实存在的真实人物，又是文学家笔下精心塑造的文学形象。” 汉赋和乐府民歌研究。主要文章有仇仲谦的《汉赋赏析》、曾德珪的《汉代乐府民歌赏析》等。其中《汉赋赏析》选了贾谊、枚乘、司马相如、东方朔、司马迁、王褒、扬雄、班彪、班固、班昭、王延寿、傅毅、张衡、赵壹、蔡邕、祢衡等16人的17篇作品进行注释和分析；《汉代乐府民歌赏析》从乐府《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杂曲歌辞》、《杂歌谣辞》中选出50多篇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注释(包括题注)和分析，前言对汉代乐府民歌作了高度评价，指出它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痛苦生活，有很强的战斗性，同时指出它具有短小精悍、形象鲜明、语言犀利等艺术特点，它奠定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诗人。 建安文学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以陈飞之的成果最为突出，他研究曹操诗的文章有《曹操的游仙诗》、《论曹操诗歌的艺术成就》、《从曹操的乐府诗看他在音乐史上的贡献》，研究曹丕诗的文章有《曹丕诗歌的内容与风格》，研究曹植诗的文章有《应该正确评价曹植的游仙诗》、《曹植诗歌的体类及影响》，研究王粲的文章有《王粲诗赋的思想与艺术》。后来他将这些文章结集为 《三曹诗论集》 ，1989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陈飞之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曹氏父子的艺术成就及其在诗史上的重要地位，不落前人三曹优劣论的窠臼。此外，还有周满江的《三曹诗歌赏析》。 魏晋诗人阮籍研究。主要文章有张明非的《魏晋诗人阮籍》，胡大雷的《阮籍诗风与玄学思想方法》。胡文以玄学思想来破解阮籍诗歌，探讨其诗风。其研究方法和所取角度都比较独特。 东晋诗人陶渊明和刘宋诗人鲍照研究。研究陶的文章有党玉敏的《试论陶渊明弃官归田的原因》，毛毓松的《此中有真意一读陶渊明<饮酒>之五》，鲁永亮的 《陶渊明思想新探》，彭泽陶的《论陶渊明<归去来辞>中两个“归去来兮”》等。彭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争论，叶晨晖写了《“归来去兮”句试释》同他商榷；次年，彭在学报予以答复，叶氏再商榷，彭氏再答复。他们的争论不完全是训诂问题，也涉及到陶的行踪及其作品的内容。研究鲍照的文章很少，胡大雷的《以系统观论鲍照诗歌的“俊逸”艺术风格》一文是运用新方法的一次尝试， 它从5个方面加以系统论述：出人尘想的立意；豪迈深沉的气势；奇异万状的形象；畅胸开怀的情感；奔放流畅的语言。从而得出结论说，“俊逸”是鲍照诗歌的主体风格，它是包容鲍诗的其他风格的。此外，彭泽陶的《谈谈鲍照的<梅花落>诗兼与卞僧慧同志商榷》就如何训释《梅花落》诗谈了自己的见解。 谢灵运研究。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张明非的《山水诗人谢灵运》、《略论谢灵运对于山水诗的贡献》，顾绍柏的《重评谢灵运山水诗》、《论谢灵运》、《谢灵运年谱中的几个问题》 、《谢灵运生平及作品系年中的几个问题》等。顾的《重评》指出了谢灵运山水诗的3个显著特点，即情景意融为一体，清丽自然，境界开阔。文章批评了那种认为谢诗未做到情景交融、雕琢太过的传统观点；文章还分析了谢灵运能成为山水诗人的内在原因和外部条件，最后指出谢灵运和陶渊明共同打破了玄言诗对中国诗坛的上百年统治，功劳相侔，尊陶抑谢或尊谢抑陶都是错误的。《论谢灵运》着重论述了谢狂傲不羁的反抗精神，指出他仕与隐均不能持久，是一种思想反复，而不是假清高；还指出隐居是一种社会病态，是文人的一种消极对抗，用不着把这种行为捧得太高，以致影响到对陶谢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评价。《木兰诗》与北朝文学研究。阳国亮的《试论<木兰诗>的主题思想》，对过去人们通常地把这首叙事诗的主题归为反对男尊女卑、重男轻女，提出了异议，认为这首诗歌颂女英雄的坚强勇敢，谴责了破坏家庭幸福的不义战争，歌颂了正义战争，充分表达了人们对和平劳动生活的向往。蒋述卓的《北朝文风的悲凉感与佛教》谈到了北朝民歌和文人诗文中的悲凉气氛与北朝的佛教及佛教艺术有密切关系。 庾信研究。主要文章有张明非的《试论庾信乡关之思》、沈家庄的《枯树·暮年·南枝之思——庾信<枯树赋>新探》、李艺荣的《庾信前期诗歌漫议》等。张文对前人所论庾信所谓“失节”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并对庾信后期作品所表现的“乡关之思”作了具体深入的分析。沈文对《枯树风》作了考证，认为从作品所表现的“南枝之思”来看，当属作者晚年的作品。 六朝小说研究。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是胡大雷的《汉魏六朝人对小说观赏性质的认识》，文章论述了六朝人对小说的新认识——悦怿于人”，即认为小说应具有观赏性质；探讨了产生这种认识的原因、小说虚构理论受到这种观点怎样的影响，以及小说家们在理论上提出了什么样的高要求。南朝诗歌的总体研究。代表性文章是张明非的《南朝诗歌发展原因初探》、《试论南朝诗歌及其影响》。从唐朝的陈子昂开始，一直到近代的很多学者对南朝诗歌基本持否定态度，张氏二文认为南朝诗歌虽有一些不良影响，但是它的艺术成就以及对后世影响的积极面还是应该肯定的，即使是所谓“齐梁体”也不是一无是处。说到发展原因，张氏指出，一是统治者的爱好和提倡，二是经济的繁荣，三是文学取得了独立地位，不再是经学的附庸，“文”与“笔”的概念已经明确。张氏对南朝文学的负面也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第三，唐五代文学研究。研究得最多的是唐诗。有的学者如梁超然对唐时的广西诗人或客桂诗人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唐诗繁荣原因的几个问题》、《唐诗繁荣原因》、《唐代科举制度对唐代文学的影响》、《唐代文学与佛学》、《论儒家思想与唐代诗歌》等，从备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上述论文后来收在他的《八桂诗人论及其他》一书中。其中《唐诗繁荣原因的几个问题》一文，对余冠英、王水照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文章《唐诗发展的几个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经济的发展与文学的发展并不总是成正比例的，并对余、王提出的唐诗繁荣取决于庶族地主“这一阶层力量的勃兴和发展”的观点，也用实例进行了反驳。研究唐诗的著述还有张明非的《论唐人送别诗的审美意象》、毛水清的《唐诗写本校考札记》、马汉彦的《唐宋绝句选释》等。 下面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和五代4个时期诗歌的研究加以介绍。 初唐： 初唐的边塞诗往往为学者所忽视，毛水清的两万余言长文《论初唐边塞诗》，从内容和形式特点对之作了全面论述。宋之问是初唐的一位重要诗人，他两次因阿附权臣而被贬岭南，他现存的诗有一半是流放岭南时所写，与广西有密切的关系。但过去人们对他在岭南的这一段生活及其作品，并未完全弄清楚，广西学者对此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主要文章有金石声的《校正宋之问的<下桂江县黎壁>》，昭明的《宋之问“赐死”钦州考》，赵建莉的《初唐诗人宋之问在广西》，刘振娅的《宋之问两谪岭南新考》等。金文虽极短，但足以破千古之惑，他根据史志和实地考查，认为诗题当作《下桂江县(悬)藤黎壁》，悬藤、黎壁皆为滩名，后人不晓， 妄加改窜， 以致不词；查遍史志，广西断无“桂江县”之名。昭氏之文对新旧《唐书》赐死之所的矛盾作了考辨，认为《新唐书》所说“赐死于桂州(今桂林市)”是没有根据的，宋实死于钦州。赵文则着重分析了他流放钦州所写的若干首诗。刘文则对宋之间两次南行路线及所作诗进行了缜密的考证。肖砾(即赵建莉)的《唐大手笔张说在钦州》则第一次对贤臣张说在武后时为权奸张易之、张宗昌诬陷，也曾早于宋之问流放钦州这段史事作了详细的介绍，分析了他在这段时间所写的作品。盛唐：研究比较集中的是李白，此外还有杜甫、王维、张九龄等人。李白研究的专著有毛水清的《李白诗歌赏析》，它选李白的代表作120首左右加以注释和分析， 书的前言对李白的思想艺术成就作了全面介绍，书末附《历代诸家鉴赏论要》。张明非的文章《试论李白(古风> 》，分别就古风四个方面的内容(咏怀、讽喻、咏史、游仙) 作了分析，指出他运用了比兴和对比两个重要手法，最后谈了他对前代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对李白诗歌单篇的研究也有不少文章，如刘映华的《关于李白<望天门山>一诗的几个问题》、谭绍鹏的《关于李白的<望天门山>》、梁超然的《综论李白<蜀遭难>的作意问题》、张业敏的《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义探微》、毛水清的《李白炼丹地点考》和《李白献赋考》等，各自有独到见解。对杜甫的研究有秦似的《杜甫诗歌赏析》、张明非的《杜甫与六朝文学》、金涛的《访蜀读杜札记》等。《赏析》选编杜甫有代表性的作品加以注释和分析，编者时能出以己见，有的对用韵特点也谈到了。前言部分还就杜诗的现实主义内容和艺术特点作了介绍， 充分肯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张的《杜甫与六朝文学》指出杜甫之所以能成为集大成的伟大作家，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他能批判继承古代文化遗产，即使对于被当朝所卑视的六朝文学，也以宏大气魄潜心学习，推陈出新。金的《札记》是他访问成都、灌县、三台、谢洪、阆中、奉节等地后写成的，共24则，弄清了杜诗中所涉及到的山川地理、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等问题，有些还纠正了旧注之失。对王维、孟浩然等诗人的山水田园诗的研究有张明非的《王维山水诗的艺术特色》、丘振声的《王维山水诗的意境美》、胡斌的《盛唐山水田园诗歌赏析》等。跨初唐、盛唐两段的贤相张九龄是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一向比较注意研究古代岭南文学的赵建莉写了《岭南诗人张九龄》一文，介绍了张九龄的政治及文学主张，分析了他有代表性的作品和反映岭南生活的作品。 中唐： 柳宗元研究。李跃的《试论柳宗元在柳州时期的诗》一文指出，柳宗元在柳州写的20多首诗，基调是深深的哀怨，这与他在永州写的诗淡泊简洁风格很不相同，文章比较详细分析了产生这一基调的原因。梁超然的《略论柳柳州的激愤与忧伤》也就这一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黄乃康的《试论柳宗元的山水诗》就其山水诗的三个特点自然朴实、清新如画、奇峭别致，深沉含蓄，作了具体分析。丘振声的《柳宗元山水诗文的审美特征》，从美学的角度分析了他在永州、柳州所写的山水诗文的几个特征，即把山水人格化，借以寄托自己的审美感情和审美理想；揭示山水景物的独特个性；沉浸着悲凉色彩；动静相济。 韩愈研究。 研究韩愈的文章主要有梁德林、陈列的 《“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谈谈韩愈诗歌的本色》，曹淑智的《韩愈籍贯考辨》等。梁、陈二人的文章指出，后人评韩诗往往以“奇险”二字概括其艺术风格，这是片面的；“奇险”只是韩诗某个阶段的面貌，他的诗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直朴到奇险，又从奇险归于平淡的发展变化过程。 李贺研究。 主要著述有梁超然的《李贺诗歌赏析》 、《略论李贺诗歌的艺术风格》、《李贺生平行踪的一点新探索》，毛毓松的《李贺“鬼才”辨》等。梁超然的《赏析》选了李贺诗32首进行注释和分析。书的前言《诗国星空上一颗耀眼的流星》指出了李贺诗歌的三大艺术特点或风格，即炽热奔放的激情，超常卓异的想像，新奇秩丽的语言。 中唐诗人到广西的除柳宗元外，还有戎昱、李渤等。邵逢的《诗人戎昱在桂林逸事一则》，谭绍鹏的《二年随骠骑，辛苦向天涯——戎昱流落桂林》，毛水清的《神牵梦绕古今情》，刘英的《谈李渤在桂林》对他们作了介绍。谭文指出，戎昱有诗才，有政治理想，但长期不得志；否定了他曾中进士的说法。谭文还考定戎昱于大历八年(773年) 从湖南境内辗转流徙到桂林，做桂林刺史李昌夔的幕宾；并推断他两次到过桂林，还理出他在桂林的诗作。刘英的文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李渤从宝历元年(825年)到大和二年(828年)任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御观察使的4年间， 为桂林人民做了三个好事：一是设常平仓，二是疏浚灵渠，三是开发隐山、南溪山。刘文对南溪山和隐山所刻李渤的3首诗(其中《南溪诗》有长序) 作了考辨和分析。 李商隐和杜牧研究。(也有人把李杜算做晚唐诗人)。李商隐与广西有些瓜葛。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郑亚任桂管观察使兼桂州刺史，李商隐任其幕中支使兼掌书记，随往桂林。次年他还去过昭州(今广西平乐县)。毛水清的《桂山漓水写襟袍——谈李商隐在桂林》，分《赴辟下昭桂》 、《笔底擅才华》、《失职辞南风》3部分，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他在桂林和昭州的生活和创作。文章最后指出，李商隐在广西呆了将近一年，写了100多篇诗文，他是。“怀着高昂政治热情而来，带着失望哀伤的心情而去的”。研究杜牧七绝的文章，主要有梁超然的《杜牧绝句的自然美》、沈家庄的《思精神远，晚唐独步——杜牧七绝散论》等。杜牧的诗与其好友许浑的诗有很多弄混了，不易分辨，如《全唐诗》所收杜牧数百首诗中，竟有约50首又出现在许浑的名下。曹瑞兰、席道景的《杜牧与许浑诗混同初探》在解决这一难题方面作了初步尝试。 研究中唐诗人的著述还有胡斌的《中唐诗人作品赏析》。 晚唐五代： 比较突出的是梁超然对这一时期广西籍诗人的研究，他的《论晚唐诗人曹邺》和《晚唐诗人曹邺和他的诗歌》考订了晚唐桂州阳朔诗人曹邺的生平，论述了他在诗歌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指出他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治的黑暗，统治阶级的腐朽，藩镇势力的穷兵黩武，兵役、劳役的繁重等。他的《官仓鼠》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曹唐是桂州(今桂林市)人，他以写游仙诗著称于世，但史书无传，文献中关于他生平的记载只有一鳞半爪，十分简略。梁超然撰《晚唐桂林诗人曹唐考略》一文，对曹唐的行年生卒年：交游、诗集等作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考证。唐末五代的广西诗人除二曹外，还有贺州 (今贺县) 隐士翁宏、桂州(今桂林市)隐士王元、镡津(今藤县)诗人陆蟾、桂州状元赵观文、富川人林楚材等。梁超然的《唐末五代广西籍诗人考证》，对以上诸人的生平和作品作了考证和分析，订正了某些讹传。此外，覃延欢的《浅谈唐代广西文化的发展》也谈到了唐末五代的作家。梁超然对非广西籍诗人于渍、刘驾也作了研究，文章有《论晚唐诗人于渍》、《于渍边塞诗的特色与晚唐边塞诗的衰微》等。于渍与曹邺齐名，在“嘲云戏月，刻翠粘红”的晚唐诗坛，他们都能把自己的笔触伸进现实生活的泥土；但因为他们是小诗人，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梁超然不仅系统整理了他们的作品(详见“文学古籍整理”部分)，而且著文详细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和创作成就。 第四，宋代文学研究。主要研究了北宋诗人苏舜钦、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秦观、王观、周邦彦和南宋诗人李清照、范成大、张孝祥等，其中黄庭坚、秦观、范成大等到过广西(黄、秦还死在广西)，有专门文章论及这一点。 苏舜钦、王安石研究：谭行的《试论苏舜钦及其诗歌》、《论苏舜钦诗》充分肯定了苏舜钦的诗取材现实生活，特别是他的政治讽刺诗反映了北宋中期重大社会时事政治，同西昆派的无病呻吟、内容空虚的诗形成鲜明的对照。雷启洪的《王安石诗文赏析》、选有代表性的诗41首、词4首、文8篇进行注释分析，在前言中对王安石在诗词散文方面的成就及影响作了概括评述。 苏轼研究：主要有陶文鹏的《清雄奇富，变幻飞动——论苏轼诗中的自然山水动态美》，吴子厚的《苏轼文学初探》、《论苏东坡》、《论苏东坡词》、《苏轼作品赏析》，汤炳能的《论苏轼题画诗的丰富想像》等。吴文肯定了苏轼诗歌，认为包括苏诗在内的宋诗“以文为诗，以才学为师、以议论为诗”，不仅不应该一概否定，而且应该看作是一种进步，是对唐诗的发展；对苏轼词，吴文肯定了苏轼的探索精神、批评了那种认为苏轼以诗为词、不通音律的评判。苏轼一生写了很多题画诗，汤文认为他在阅读优秀绘画时，借助画面上有限艺术形象的诱导，充分发挥想像的作用，接受、补充和丰富了艺术形象。 黄庭坚研究：主要文章有彭会资的《黄庭坚在广西——兼论黄庭坚的政治态度》和谭绍鹏的《黄庭坚贬宜山及在宜创作》，都谈到了黄庭坚在宜山一年多的生活和创作。彭的文章探讨了他遭贬谪的原因是无端枉遭文字之祸，并非像人们所说的是反对王安石变法。谭文则考辨了黄在宜山的作品，指出他晚年在宜山的创作趋向是积极的，能够面向现实，面向人生，常发出怨愤悲苦之声。 秦观研究：毛水清的《瘴雨海棠写归魂——谈宋代词人秦观在广西》介绍了秦观被贬情况， 考释了秦在两广写的作品， 指出：他在广西写了《醉乡春》词、《浮槎馆书怀》诗、《好事近》词等。毛的另一篇论文《秦观与佛教》就很少为人道及的秦观同佛教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丘振声的《秦观词的悲剧美》则从美学的角度把秦观近百首词的总基调归结为一个“愁”字，他的愁来自于他一生的不幸遭遇，因而带有悲剧美。 王观、周邦彦研究：沈家庄的《王观求异创作心理评鉴》，论述了北宋词人王观在造词、造境、结构和思维方式的求异创新。沈氏另两篇论文《论清真词沉郁词风的形成与演变》和《清真词风格论》，论述了北宋词人周邦彦词作风格的成因和演变轨迹，肯定了它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否定了那种认为清真词“格调不高”的传统观点。 李清照研究：主要文章有黄海澄的《从艺术性上看李清照的词》、曹淑智的《评李清照“词别是一家”的见解》、沙灵娜的《李清照诗词浅论》、刘振娅的《李清照叛逆性格的心理素质及其美学意义》等。沙氏的《浅论》在分析了李清照词所具有的抒情的真挚性与艺术形式上的独创性以后，指出：在她的词里，笔触是那样温柔清丽，而她的诗却雄健道劲，流宕着英风豪气，决不为江西诗派的理论主张所左右，这种独创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曹文则从词的产生、发展，并结合当时词坛实际，基本上肯定了李的“词别是一家”的观点，但同时又指出了这种理论的片面性和消极意义。 范成大研究：刘英的《范成大品评桂林山水》、《搴萍同荐石湖仙——范成大在广耐》，从旅游文学的角度谈了范到桂林后的感受。范出发之前，把桂林看成是“瘴土”，心情很不好；及至亲见桂林山水，不得不肯定“桂山之奇，宜为天下第一”。文章还谈到了他在桂林的创作，进而论述他不仅是一位山水田园诗人，而且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 辛弃疾、陆游研究：主要著述有梁超然的《略论辛弃疾在词史上的地位》，梁扬的《有心雄泰华， 无意巧玲珑——试论辛词的艺术风格》，王向彤的《陆游诗词赏析 》，丘振声的《陆游山水美学观》等，一致肯定他们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激情，以及他们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杰出贡献。丘文还以陆游的一些诗句如“惟有江山是旧知”、“看山看水自由身”、“江山好处得新句”、“造物无心却有情”等来说明陆游的自然审美观。 第五，元、明、清文学研究。 分戏剧研究、小说研究、诗歌散文研究三个方面加以介绍。 戏剧研究：主要文章有曾庆全、朱承朴的《明清传奇》，它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明清传奇的来龙去脉以及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还介绍了有关明清戏剧的基本常识。文章共分5个部分： 名称和渊源；发展概况；主要的作家和作品；编写和演出；研究和理论著述。其中第三部分《主要的作家和作品》份量最重，主要介绍了所收剧目的故事梗概、主旨和本事，并对作品及其作者在明清戏剧史上的地位作了评价。 小说研究：《三国演义》研究。代表性著作是丘振声的《三国演义纵横谈》。按其内容和研究角度， 该书大致分4个部分：一是酝酿与成书，二是文学与历史，三是思想与艺术，四是影响与传播。第一部分讲的是这部小说漫长的形成过程(历时一千多年)；第二部分讲的是它同历史的联系与区别，探讨了它在处理文学与史学关系上的某些经验和教训；第三部分论述了一些人物的生活和思想的某些侧面，探讨这部小说在人物描写、情节安排、语言运用等方面的一些艺术特点和成就；第四部分介绍了它在海内外的传播和深广影响以及几位著名学者如李贽、 毛宗岗、鲁迅、胡适等对《三国演义》的评论与考证。这4部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合起来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评论体系。这部书的100多篇文章在写法上无一雷同，夹叙夹议，行文流畅，融文学性、学术性、资料性与趣味性于一体，耐读耐咀嚼。书出版后既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又颇得专家好评。此外，杨福廷的《<三国演义·温酒斩华雄>的艺术特色》，《<三国演义·曹操煮酒论英雄>的艺术特色》，丘振声、刘名涛的《万古云霄一羽毛——诸葛亮艺术形象的生命力》，丘振声的《<三国演义> 的阳刚美》，徐君慧的《<三国演义> 的人民性》，梁其彦的《三字艺术和它在<三国演义>中的民族特点》，丘振声、刘名涛的《从“江东三杰”的描写看<三国演义>的艺术构思》等，或从人物形象塑造，或从艺术特征与表现技巧，对《三国演义》作了多侧面、多角度的研究。丘振声还为《三国演义》作过回评，即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回评本三国演义》。这个回评本以清代《毛宗岗评改本三国演义》为底本参考了今人沈伯俊的校注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再根据自己平时的研究所得加以发挥，着重指出作者如何处理文学与史学的关系，对某些章回较为复杂的故事情节加以扼要的梳理，帮助读者把．握某些事件的来龙去脉，同时在艺术欣赏方面也作适当点拨。 《水浒传》、《西游记》研究。研究《水浒传》的文章除了徐君慧收在他的论文集《古典小说漫话》中的6篇外，还有丘振声的《<水浒传> 与我国现代作家》，徐君慧的《关于宋江受招安问题》，罗尔纲的《从<忠义水浒传> 与<忠义水浒全传> 对勘看出续加者对罗贯中<水浒传>原本的盗改改》等。徐文是对“文革”中评《水浒》的反驳，认为《水浒》写宋江受招安符合历史事实，但《水浒》不是在宣扬投降主义，恰恰相反，它是反对投降的。此外，徐君慧还写有《<水浒传>、<红楼梦>的创作根据》、《<水浒传>艺术的提高》、《宋江》、《李逵的形象》、《金圣叹删批<水浒传>之我见》、《<水浒传>的几种续书》、《孙立为何屈居于地煞》等，均收在他的论文集《古典小说漫语》一书中。丘文主要谈的是《水浒传》的影响：一是我国现代作家几乎都受到它的薰陶和启蒙，二是现代作家高度评价它在人物性格刻划与语言运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丘振声还有《水浒传纵横谈》 一书，其体式与他的《三国演义纵横谈》大致相似，采取短札形式，以原著为依据，联系其它有关材料，从作品的取材、人物的塑造、艺术的表现以及社会的影响诸方面，全面探讨了《水浒传》的成书背景、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 研究《西游记》的文章主要有徐君慧的《吴承恩为什么要写<西游记>》、《孙悟空形象的演变》、《猪八戒和写英雄人物》、《读<三调芭蕉扇>》、《从“平顶山”看<西游记>的风格》、《<西游记>的几种续书》、《从<西游记>谈佛经翻译》。这些文章有的谈创作意图，有的谈人物形象，有的谈写作技巧，有的谈本事，等等，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此外，研究文章还有潘寿全的《三段法——<西游记>的表现手法》，认为尽管《西游记》的情节是单线发展的，但由于它运用了“三段法”，所以依然显得波澜起伏，令人眼花缭乱。王燕的《试论<西游记> 的主题思想》一文，针对李希凡主题转化说(大闹天宫是一个主题，西天取经则是另一个主题) ，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认为大闹天宫与西天取经是互相联系的统一体，是序幕与中心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孙悟空这个主要人物的形象的塑造上也是合情合理的；大闹天宫是孙悟空的“英雄谱”，西天取经则是孙悟空的“创业史”。因此，它的主题也是统一的，即：通过大闹天宫、西天取经等情节的描写，表现了孙悟空对传统势力的斗争，热情歌颂了孙悟空反抗压迫和束缚、追求自由、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和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精神。 对《金瓶梅》的研究除徐君慧的《古典小说漫话》一书中收入的几篇文章外，主要有张业敏的《<金瓶梅>赏析》(后由台湾开今文化书局再版更名为《双姝怨对金瓶梅》和《<金瓶梅> 的艺术》。后者分为12章，全面论述了《金瓶梅》的审美视角、人物塑造艺术、结构艺术、语言艺术、“秽笔”、影响等等。 《聊斋志异》与《儒林外史》的研究。研究《聊斋志异》的代表性著作是徐君慧的《聊斋志异纵横谈》 ，它由152篇短文组成，分为三组：斑斓奇幻的世界；潦倒寂寞的生平；广泛深远的影响。第一部分谈的是这部短篇小说集本身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以及某些故事与现实的瓜葛；第二部分是对蒲松龄生平事迹的考证；第三部分介绍了这部作品如何接受了历代小说的影响，又如何使后来的作家受到启迪、怎样在民间传播，特别还谈到了这部作品在国外传播和翻译的情况。研究《儒林外史》的著作和文章有林士良的《<儒林外史>赏析》，邱宗功等的《苗疆生活的真实写照——论<儒林外史·野羊塘大战>》，徐君慧的《沈琼枝押解江都县以后》、《<儒林外史> 无诗》、《<聊斋志异> 与<儒林外史>》等。其中林士良的《赏析》在前言中对这部小说深刻的寓意、高超的技巧、辛辣的讽刺笔调也作了评述。 《红楼梦》研究。主要研究文章有徐君慧的《<红楼梦> 对<金瓶梅> 的继承和发展》、《<红楼梦>写的是什么》、《<红楼梦>中的三个人物》、《<儿女英雄传>与<红楼梦>》，黄怡舜的《民间俗语在, <红楼梦>中的妙用》，陆尚遵的《林黛玉之死如何安排才合情理》，杜奋嘉的《“千古情人”贾宝玉》、《“情痴”林黛玉和“情种”妙玉》等。专著有杜奋嘉的《<红楼梦>赏析》，它选取《红楼梦》中最精彩的32个章节或片断进行赏析，重在剖析人物的互相间矛盾冲突，人物言行的动机、目的和后果，特别是对人物心灵深处的奥秘，作了探幽发微的揭示。此书的另一特点是每篇赏析都冠以提示性的标题。杜奋嘉还有两篇比较重要的论文，一是《同形同质——讼<红楼梦>环境与人物统一的审美心理功能》，二是《深埋于心理底层的情慷一论李纨评价的一个盲点》。前者主要论述环境与人物的融合、巧合、暗合，以及环境对人物的象征意义。后者则指出，李纨在金陵十二钗中排行第十一，是个次要人物，但作家同样用饱和着血和泪的笔触塑造了她，写出了这个人物在漫长寡居生活中内心深处骚动着的正常情感， 而这血肉丰满的形象却一直被评论家所忽视。 此外还有顾绍柏的《曹雪芹祖籍与“著作权”一我观最近的红学大论战》，文章认为1994—1995年就曹雪芹祖籍是丰润还是辽阳，以及在曹雪芹之前是否还有一位原始作者的问题所展开的论战虽然澄清了一些是非，但老问题依然存在，仍可继续讨论，不应该也不可能堵塞言路，定于一尊。 散文诗歌研究：散文研究主要有胡冠莹的《明代散文赏析》，黄珍珠的《清代散文赏析》，赵盛德的《桐城学派在广西》等。胡的《赏析》选明代有代表性作家宋濂、高启、方孝孺、王守仁、归有光、李贽、袁宏道、冯梦龙、张岱、张溥等22人的30篇散文进行注释、赏析。前言部分对台阁体、茶陵派、前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复社、几社等流派的散文的特征，作了鸟瞰式扫描。黄珍珠的《赏析》选取清代有代表性作家黄宗羲、顾炎武、戴名世、方苞、谢济世，郑板桥，刘大魁、全祖望、袁枚、姚鼐等22人的作品25篇进行注释和赏析。前言部分对清初、清中叶、清末三个阶段的散文作了概括性介绍，特别是对桐城派及其余绪的散文作了重点介绍；最后还特别谈了自己对清初某些散文作家“爱国”和“失节”问题的看法：不割断历史，实事求是。赵文分三部分：桐城学派的文学主张；桐城学派是怎样流衍到广西来的；应该怎样看待桐城学派。重点是第二部分，这一部分将桐城派古文运动对广西的影响分做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吴德旋和吕璜在广西传播桐城义法；第二阶段是姚鼐的得意门生、上元人梅曾亮对广西朱琦、龙启瑞、王拯、彭昱尧等人的栽培，朱琦等人不仅著称于广西，在全国也算得上桐城派的中坚力量。 诗词研究 除了洪珏的《明人诗词赏析》何瑞澄的《清诗词赏析》等少量著作外，大部分是研究广西籍文人和客桂文人及其作品的，这是一个显著特点。梁超然的《从袁崇焕的诗来看他的一生》、刘映华的《关于袁崇焕诗注的补充和商榷》对袁崇焕的诗作了研究。梁文指出，袁无意于作诗人，但留下来的六七十首诗却闪耀着思想光辉，有感人的力量。梁文将他的诗分做6个时期； 对每一时期的特点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刘文是针对内部刊物《藤州史话》1983年第3期所刊袁崇焕诗注而写的， 指出注释的若干疏漏之处。丘振声的《浩气长存山水间一一瞿式耜、张同敞风雨桂林呤》对瞿、张二人在桂林的经历以及所写的诗作了评介。丘文指出，他们的诗表现出对桂林山川草木的依恋，对山河破碎的悲愤以及誓与清兵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此外，还有昭民的《明末爱国诗人瞿式耜》。 对客桂诗人袁枚与赵翼的研究，主要文章有梁扬的《“梦魂还绕桂林西”》、《赵翼在镇安府》、《赵翼与歌圩》，潘其旭的《古代壮乡风物的生动画卷——读赵翼的镇安风土诗》等。清中叶著名才子袁枚曾两次到过广西，梁文将他第二次游桂所作诗进行分析后指出，他在广西所写的30多首诗再现了桂林雄山丽水的神韵风貌，尽情地抒写他热爱祖国河山的赤子之心，又具有一定的现实社会内容，透露出封建大厦在“乾隆盛世”的堂皇外表下内里蛀空必将倒塌的消息。赵翼曾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 至三十五年(1770)出守广西镇安府(今德保县)。梁、潘二人的4篇文章比较详细地评介了赵的政绩以及在这里写的大量风土诗，特别提到他能正确对待壮族歌圩，并不像一般官僚那样把这看成是有伤风化之举而加以禁止，相反，在他的一些诗中，倒采取了欣赏和赞美的态度。他的风土诗不仅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而且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它们给民俗学、语言学、生态学和地理学等，都提供了可以参考的东西。 对广西诗人郑献甫和朱琦的研究，主要文章有曾庆全的《论壮族诗人郑献甫》，赵杏根的《清代广西诗人朱琦创作述评》，莫恒全的《试论爱国诗人朱琦及其诗、等。郑献甫是鸦片战争前后广西最著名的诗人兼学者，著作等身。曾文除介绍他生平外，还着重评价了他的诗歌创作理论和创作成就。此外，刘映华的《郑献甫诗选注》、曾庆全的《历代壮族文人诗选》 、欧阳若修等人的 《壮族文学史》对郑氏都有比较详细的论述。与郑献甫同时代并与之有交往的桂林人朱琦，更是一位拔出流俗，以写爱国主义诗篇著称的诗人，在近代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位置。赵、莫二人的文章对朱的作品的思想意义和独特风格作了论述。文章特别指出，朱琦抗英反帝的诗歌，主要反映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史实，这是他诗歌里最富积极意义的部分，它奏出了当时诗坛上爱国主义的强音。他的诗对宋诗派的拟古主义倾向是一个有力的反拨。 广西学者对广西词人及其创作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发表了一些比较有份量的文章，如：曾德珪的《粤西词浅谈》，丘振声的《论临桂词派》，李微的《晚清词人王鹏运》，刘映华的《论王鹏运的中期词》、《晚清词人王鹏运的思乡词》，蓝少成的《论王鹏运和他的词》等等。曾的文章从史的角度简略勾勒了广西词的发展情况，认为广西现在有词作传世的词人最早当是明成化年间的蒋冕；入清以后，代有人才，谢良琦、朱依真、朱若炳、朱依程、冷昭、倪承洗、况祥麟、王拯、苏汝谦诸辈开拓于前，王鹏运、况周颐等人光大于后，终于在清末形成了独领风骚的粤西词派，或称临桂词派。“以派而论，清词就其大者而言，则有浙西派、常州派、粤西派；粤西人数虽少，却可与常、浙鼎足而三。”曾氏还透露，他用数年时间从广西和外地的图书馆和藏书家那里搜集到广西词人56家， 词作近300首，比起叶恭绰编《全清词钞》和况周颐编《粤西词见》所收作品，增加了10倍左右。丘的文章专门论述清季的临桂词派， 内容分4部分：产生的原因；词人及作品；词论；地位和作用。文章认为，以王、况为宗师的临桂词派，以独特的创作风格和“重、拙、大”的创作理论，执晚清词坛之牛耳，开一代新风气。上述几篇文章特别肯定了王鹏运的创作成就，以及他在词坛的泰斗地位。王共有词七稿九集，大约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为他初步形成自己风格、崭露头角的阶段；中期是他创作的高峰，也是奠定他在词坛地位的重要阶段；到了后期，他已脱离了政治生活，其词已很少有中期的那种贴近现实生活的作品了。因此，刘映华特别推崇他的中期词，认为他那时身在谏垣，接触最高统治层的神经中枢，又逐渐接受了变法思潮，故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反帝反封建斗争，其词也就基本上掌握了那个时代的脉博，所以显得沉郁苍凉，激昂凄壮。 文学古籍整理 整理的作品既有别集，也有总集和类编，既有广西的，也有全国的。整理的方式既有全注，也有选注；既有详注，也有略注。数量虽不很多，但成就却令人瞩目。 第一，别集整理。分全注和选注两种，前者有金涛声的《陆机集》，顾绍柏的《谢灵运集校注》，梁超然和毛水清的《曹邺诗注》、《于渍诗注》，刘映华整理的《亦嚣轩诗稿》、《菜根草堂吟稿》，顾绍柏整理的《茹芝山房吟草》等；后者则有刘映华的《郑献甫诗选注》、《王鹏运词选注》、曾德珪的《苏曼殊诗文选注》等。 金涛声的点校本《陆机集》，以明陆元大翻刻宋本(《四部丛刊》影印)为底本，校以知不足斋所藏影宋钞本 (现藏北京图书馆) ，并以《文选》、《文馆词林》、《乐府诗集》、《诗纪》、《艺文类聚》等数种总集、类书及史传有关部分参校。金氏在前言中说，陆机所作诗文颇多。原有集至少五十卷，到了唐宋，大多散佚，现在所见十卷本，实际上是宋人重辑本，但原刻已佚。金氏整理本对翻宋十卷本基本上没有变动，只是删去了显系谢灵运和陆云的两篇作品。除翻宋本十卷外，还有辑佚三卷，其中一部分是前人已经辑出的 (如钱培名所辑) ，一部分是金氏新辑的。对于本集中已有篇目的佚文，只要据上下文可以衔接的，即补入本集，并出校记，其余的都归入补遗中。陆机还有专著《晋纪》、《洛阳记》和《要览》，但原书早已散失，现从各种古籍中辑得若干片断，作为整理本的附录；附录还有《陆机传记资料》、《陆机集序跋》。由于翻宋本讹误较多，在校勘中凡有参考价值的异文，均为出校记；能够断定的讹误，则改正原文，并在校记中略加辨证。对于前人的校勘成果，凡有采用，也在校记中注明。前言对陆机的生平和作品作了扼要介绍，重点评述了他的著名的文学理论著作《文赋》。这是迄今为止收集陆机诗文最完备、校勘最精的本子。 顾绍柏的《谢灵运集校注》是一部重辑、重校、详注的专著。谢灵运原有集约二十卷，然早已失传，作品散佚颇多，今所见的十余种集子都是明清人据总集、类书、史书等纂辑而成，搜罗既不完备，舛误亦多，所以作者索性男起炉灶，重新从现存的总集、类书、史书等古籍中寻索采撷，厘定为139篇，其中诗97篇，(存目4) 。作品大部分按写作时间编排(有些经过考证确定)，只有乐府诗和《七济》、《怨晓月赋》、《江妃赋》、《长溪赋》不编年。校勘与注释结合进行，没有单独列校勘记。注释比较详细，特别是有些与生平事迹有关的词语还作了简单考证。每篇都有题注，交代辑自何处、写于何时以及背景、要旨。《校注》还有以下几个附录：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谢灵运生平事迹及作品系年》、《谢氏家族表》及《谢氏家族成员简介》、《<隋书>等古籍中所著录的灵运著作及所纂总集》、《评丛》(即历代对谢灵运作品的评论)、《辑录所据底本及参校本一览表》、《主要参考书目、篇目》，书前有谢灵运像、书影、遗迹照片，以及顾氏手绘的三幅行踪图。书前还有长篇前言，对其一生和作品重新作了评价，充分肯定了他在诗歌史上的杰出贡献。这部书出版后引起了海内外谢灵运研究专家的重视。 梁超然、 毛水清的《曹邺诗注》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唐诗小集》丛书之一种，晚唐诗人曹邺被认为是广西文人文学的奠基人。他的作品并不多，但在浮艳绮靡之风笼罩的晚唐诗坛却能独树一帜，写出了一些闪耀现实主义光辉的诗篇，是难能可贵的。梁超然在本书的前言中充分肯定了这一点。曹邺原有诗集三卷，至宋仅有二卷古风诗。今所传之曹邺诗集，包括《全唐诗》所收，盖出自明代浙江刻本，卷数均为二卷。梁、毛整理本以《全唐诗》为底本，并以《唐五十名家集》本、《唐诗百名家全集》本以及《文苑英华》等参校，编次均依《全唐诗》 ，只是删去一首他人的诗；又从《粤西诗载》辑得佚诗4首一并编入。书末附有唐迄清诗人的寄赠、怀吊诗，还有关于曹集的序跋等。他们二人合撰的《于渍诗注》同《曹邺诗注》一样，为历史上第一个注本。 刘映华注释的《亦器轩诗稿》、《菜根草堂吟稿》，顾绍柏注释的《茹芝山房吟草》，均收入《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丛书·壮族文人著作》丛书。《亦嚣轩诗稿》又称《亦嚣轩遗集》是在作者去世20年之后(即1927年)，由其子蒙若陶搜辑并刻于广东编译公司的。刘映华在前言中对其生平和作品作了全面评价，指出蒙氏一生平凡，屡试不第，以教书糊口，他的生活道路就是大多数封建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其作品也有忧国忧民之作，但大多抒写一己悲欢。 《菜根草堂吟稿》为宁明壮族诗人黎申产(1824—1896) 的诗集，黎氏早年曾中举，后屡举进士不第，转而以教书行医为业，一度任儒学训导。刘映华在前言中将其诗分为三个阶段，认为第二阶段的诗最有价值，表现出对社会问题和民生疾苦的关注，晚年诗则转向清新闲适，同时指出他的诗有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的毛病。《茹芝山房吟草》是中渡(今属鹿寨县)壮族文人韦绣孟的诗集。韦绣孟(1856—1929)早年在京任教习，后赴山东候补，依人作客，仅任短时间的代理知县，清末返里。顾绍柏在其诗集后附长篇论文《晚近壮族文人诗歌与韦绣孟》，称韦氏为政治诗人，因为他一生关注时局变化，通过诗歌表达他的政治观点(并不一定都正确)，发抒他的爱国之思。这篇论文对壮族文人诗歌的发展轨迹也作了简约论述。 刘映华的《郑献甫诗选》一书，从郑氏的诗集《鸿爪续集》、《鸦吟集》、《鹤唳集》、《鸡尾集》、《鸥闲集》中选出332首诗进行注释，这虽只是郑氏近3000首诗中的一小部分，但都是他的代表作。刘氏在该书前言部分对其思想和作品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特别对他刚踏进官场又很快退出官场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充分肯定了他思想和作品中的闪光点，对其消极面也实事求是地加以评述。刘的另一部著作是《王鹏运词选注》，是《桂苑书林》丛书之一种。它从王鹏运的词集《袖墨词》、《虫秋词》、《味梨词》、《鹜翁词》、《蜩知集》、《校梦龛词》 、 《庚子秋词》 、《春蛰呤》、《南潜集》中选词232首，加以注释。它同《郑献甫诗选注》 一样，都是第一个选注本。书前有 《桂苑书林》丛书编委会的前言《关于王鹏运的词》，其中的观点与刘氏论王鹏运的几篇文章的观点基本二致，都认为王是晚清临桂词派的开创者，他在创作上对常州派既有继承，又有突破，实践了由他提出、况周颐加以阐发的“重、拙、大”词学理论。他的许多词作，直接或间接反映了当时重大历史事件，抒发了他的爱国情怀，激越悲壮，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这是他词作中的精品。 第二，总集与类编注释。总集注释主要有广西民族学院等大专院校集体完成的《粤西诗载校注》，曾庆全的《历代壮族文人诗选》，曾庆全的《古诗文选粹》，秦似主编、曾庆全、杨东甫、陈书龙等人执笔的《唐诗新选》，周满江等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刘英、余国琨等的《桂林诗词》，张家瑶等注释的《古代桂林山水文选》、《徐霞客桂林山水游记选》，陈自力、金涛的《历代台阁名胜记选》，刘映华的《唐诗三百首注译释》，陶文鹏等主编的《宋诗精华》等。其中《粤西诗载校注》、《历代壮族文人诗选》与广西有关。《粤西诗载》，是浙江桐庐人汪森于康熙间任广西桂林府和太平府通判以及随后因丁母忧家居期间搜集编纂的，历时12年，并得到友人朱彝尊等的帮助。全书二十五卷，其中诗二十四卷，收诗3118首；词一卷， 收词45首。作者共832人。自秦汉至明末，历代作者有关广西的诗词，基本上都已收录在内。诗词内容反映广西的山川、名胜、气候、物产、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社会、风俗、习惯等。这既是一部古典诗歌总集，又是一部丰富的文史资料，有着多方面的参考价值。但是这部书以及由汪氏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编纂的《粤西文载》七十五卷、《粤西丛载》三十卷，仅有康熙四十三、四十四年梅雪堂刻本，今称善本，流传不广，不少大型图书馆缺藏或不全。为了抢救文化遗产，给更多的研究人员和读者提供方便，《桂苑书林》丛书编委会将这三部重要古籍列入优先整理计划。《粤西诗载》既是“三载”之首，也是此次整理丛书之首。编委会邀请了广西民族学院等单位的专家、教授及其他语文工作者70余人参加对它的校注工作，注释简明扼要，对每一作者还写了生平简介，特别交代了作者与广西的关系。诗载后附梁超然的《粤西诗载的史学价值与美学价值》一文对该书做了全面研究与评价。1990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粤西文载》校点本，由黄盛陆、石恒昌、李瓒绪、王宗孟校点， 黄振中审订。《历代壮族文人诗选》共选诗300余篇，只占所见资料的百分之十以下；入选76人，约占所见文人的一半。选诗遵循思想和艺术并重的原则，尽量选那些反映人民生活和斗争、揭露社会黑暗、描绘大好河山、展现民情风俗的诗篇，让读者对壮族文人诗歌发展轨迹有个大致了解。对诗人的排列，以其主要活动的时间先后为序。对每一位诗人的生平(有的包括创作成就)都作了介绍。前言部分指出：他们诗歌总的风格倾向是比较显豁浅俗，较少沉吟涵咏之趣，意味深隽而言外有致者不多，文字锤炼之功也嫌不够，属于古典传统中的质朴一格。但这不是壮族文人诗的根本缺陷，只不过反映了壮族封建文化渊源比汉族要短、基础要薄、传统要浅这样的客观情况而已。前言还用了很大篇幅考辨壮族姓氏从而确定哪些诗人是壮族可以入选，这是一项十分困难而又很有益处的研究工作。黄盛禄、文永泽的《中国文学史名篇引文注释》，是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拦“文革”前编的《中国文学史》中的引文一一辑录，加以注释。注释吸收了多年来各家的科研成果。它既是一部工具书，又是一部集中华古典文学之精华的选读本。刘英等人的《桂林诗词》从古人咏桂林的数千首诗词中选出62苜进行注释。里面还载有国画、石刻拓片照片、当代名家名联，以及轶闻、趣事、篆刻等。秦似、杨东甫等的《唐诗新选》选唐代181家诗人的649首有代表性的诗作进行注释、辨析每首诗还写有导读。在注释中对历来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考辨，提出自己的看法。 类编主要有马汉彦、苏长仙的《历代花鸟诗选读》、马汉彦等的《十二生肖大观》，赵建莉、郑妙昌的《历代讽刺诗》。胡光舟、周满江、张明非等的《古诗类编》等。其中《古诗类编》卷帙浩繁，精选历代诗歌2730余首，分类编排，加以详细注释。类目有“天象自然”、“山川田园” 、“文学艺术”等22类，类下分目，计334目。既可当文学作品阅读，也可当工具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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