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清以后，官方付给文官润笔的旧例仍然延续着，如清初著名史学家赵翼，字云崧，号瓯北，乾隆二十一年（1756），“先生年三十，是年夏选入军机处行走。时西陲用兵军报旁午，凡汉字谕旨及议奏军需事件，悉先生具草，顷刻千百言……随驾诸大臣和御制诗亦多乞先生代草，颇藉润笔资以给。”[1]而在民间，润笔仍是许多文人赖以谋生和敛财的主要渠道，润笔的社会化和商业化趋势更加明显。清代关于卖文和润笔的文献记载很多，如明末清初李天植，字因仲，崇祯癸酉举人，明亡后改名确，字潜夫，“甲申后，余田四十亩、宅一区，乃并家具分与所后子震及女，而与妻别隐陈山，绝迹不入城市，训山中童子自给。居十年，以僧开堂，始避喧，返蜃园，卖文自食。”[2]刘廷玑《在园杂志》记载了清初倪永清卖文为生的事：“倪永清匡世选《诗最》四集，可为富矣。人各前一小传，后一小跋，意不重复，句不雷同，适如其人，洵一代高手也。惜其龙鱼溷淆，间亦有出于永清窜易以代成其名者。盖名士多穷，借此卖文自给。”[3]为了多卖钱，倪永清不惜“窜易以代成其名者”，可见清初文人卖文为生的窘迫。魏禧，字凝叔，宁都人，“性孤介，卖文自给。人士重其文行，争延致之。”[4]钦兰，字序三，“少为诸生有名，鼎革后高尚不事，卖文自给。”[5]康熙年间高士奇，字澹人，号江村，钱塘人，“以监生就试北闱，不利，卖文自给。”他在发迹之后为朝廷做了很多文案工作，为此康熙十七年（1678）赐敕曰：“尔侍直有年，凡密谕及讲章诗文等类，纂辑书写甚多，特赐表里十匹，白金五百两，以旌其劳。”[6]这种赏赐实际上也可看作官方给予的润笔费。戴名世，字田有，桐城人，“生而才辨隽逸，课徒自给。以制举业发名廪生，考得贡，补正蓝旗教习。授知县，弃去。自是往来燕、赵、齐、鲁、河、洛、吴、越之间，卖文为活。”[7]沈钟，康熙戊子（1708）举人，“官屏南知县，罢官后，卖文自给，久之乃得归。”[8]裘琏，字殷玉，慈溪人，康熙乙未（1715）进士。据《两浙輶轩录》载：“裘琏为兆锦孙，才思敏捷，作诗古文词，对客据案，立尽数纸。或中夜有得，燃烛书之。家贫卖文自给，困场屋者，五十余年，迨成进士。”[9]裘琏50余年的科举之路，家庭生活来源主要靠卖文所得。乾隆间，“临桂朱小岑，布衣以名家，子生当盛世，幼立志不为科举业，穷居委巷，卖文自给。”[10]著名经学家王鸣盛，字凤喈，一字礼堂，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因丁母忧休官不做，家居苏州三十年，“楗户读书，绝不与当事酬接，家贫藉卖文自给。”[11]叶丰，字少曾，号仁圃，临海人，乾隆甲子（1744）举人，据《两浙輶轩录》载：“仁圃好读书，不知生产，累世仕宦，至君贫无立锥，往往卖文自给，得钱则沽酒，与妇烧烛共饮。”[12]张熷，字曦亮，号南漪，乾隆丁卯（1747）举人，据华岩《挽孝廉张南漪四绝句》称：“孝亷家贫，常卖文自给。”[13]顾翰，字木天，号蒹塘，江苏无锡人，嘉庆十五年（1810）举人，“时甫冠，后以教习官京师，卖文自给。”[14]道光年间，《天岳山馆文钞》的作者李元度与湖南常宁人唐训方（字义渠）一起在岳麓书院读书，“后客京师，相与卖文自给。”[15]清代光绪年间，学者陶煦在他的《周庄镇志》自称：“余穷于世，自遭兵燹，老病杜门，壹意卖文自给，盖所谓言之讆行之赘者多矣。”[16]所谓“言之讆”，就是吹捧不肖之人。可见，替人撰写碑铭仍是清末文人谋生的重要手段。
从以上所举来看，有清一代文人卖文为生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他们所卖的，通常以应酬类的应用文体居多，如碑铭、记赞、赠答、序跋等，这和前代相比没什么不同。但清代卖文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将书稿整体出售的现象比较常见。如前文第三章曾提到，浙江乌程庄廷鑨以白银千两，向前明相国朱国祯的后人购得朱国祯遗稿《列朝诸臣传》；谷应泰以五百两白银购得张岱所辑《石匮藏书》。这些书买来后，不再署原作者的姓名，而是署上买者姓氏，即作品本身内容连同作者署名等精神权利，在交易中一次性地完成了所有权的转移。清代买卖书稿的例子还有不少，如王弘《山志》载：“刘自我名震，徽州人。年二十，以为文讥刺汤霍林，避祸出亡。尝主山东耿中丞、诼州冯阁学家。著有《识大录》，自洪武起至崇祯止，计十二套，稿止一部。陈百史居政府，以五百金托人购去。”[17]刘震的《识大录》能卖到“五百金”，价格相当不菲。像这类出卖整部书稿获取稿费的做法，和当今的图书稿酬已经颇为接近，只是作者署名已经被改易。还有的文人在身处绝境时，将自己的书稿转赠他人，以换取对方的救助，实际上是一种变相转让著作权的行为。陈康祺《郎潜纪闻》就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惠定宇征君尝病于扬州，需参莫措。时歙人汪对琴比部棣亦侨居邗正，重征士品学，慨然购上品紫团参持赠，费十金。征士病起，举所撰《后汉书训纂》稿本缮本，尽以诒之。”[18]但汪对琴人品高洁，并不掠人之美，反而倍加珍护该书稿，多次设法将之梓行于世，只是最后绌于经济实力而作罢。
在传统的字画领域，清代的润笔之风继续盛行。这里有两位才女值得一提，一是清初嘉兴名媛黄皆令，她早年就“诗名噪甚，恒以轻航载笔格诣吴越间”，陈维崧曾亲眼“见其僦居西泠断桥头，凭一小阁，卖诗画自活，稍给便不肯作。”[19]另一位是明代名士文征明的曾孙女文俶，据张怡《玉光剑气集》称：“（文俶）性明慧，所见幽花异卉，小虫文蝶，信笔渲染，皆能摹写性情。图得千种，名曰《寒山草木昆虫状》。远近购者填塞，贵姬淑女，争相师事。灵山入而玩其妇写生弄粉，画成，手为题署；出而应四方宾客署额联柱之请，门如流水，应接不暇。”[20]乾嘉年间活跃在扬州的“扬州八怪”更是个个都是书画高手，人人靠润笔为生。如金农，字寿门，生平未做过官，旅居扬州20余年，靠卖画赚得的钱，岁计千金。李鱓，字宗扬，号复堂，因得罪上司被罢官，后寓居扬州，靠卖画为生，以至于社会上有“索画者必曰复堂”的说法。汪士慎，字近人，号巢林，工诗及八分书，画水仙及梅花清妙独绝，居扬州以卖画为生，安贫乐道。因为性格清高，他常把自己的画交给一些书画贩子代售。黄慎，字恭寿，幼年丧父，以卖画奉养母亲，康熙五十八年（1719）至扬州鬻画，人争客之。罗聘，字遯夫，号两峰，乾隆四十九年（1784）应地方盐商之请，为扬州重宁寺作大幅壁画，获润笔数百金。高风翰，字西园，号南村，去官后寓居佛门，因右手残疾，仅靠左手绘画篆刻。他的作品朴拙中有生趣，因而求画的人很多，连郑板桥都感叹“短札长笺都去尽，老夫赝作亦无余”[21]。李方膺，字虬仲，号晴江，早期做过县令，因不肯随上级俯仰而被诬罢官，后寄居南京项氏借园，常往来于扬州，专以卖画为生。至于郑燮，他考卖字画获润笔的事迹则更为著名，因为他是明码标价，毫不含糊，在当时轰动一时。郑板桥给自己订了一则润笔榜文，并广而告之：
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帐。年老体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
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乾隆己卯，拙公和尚属书谢客。板桥郑燮。[22]
这则榜文堪称中国稿费史上的一大奇观。它主要强调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为各类字画明码标价；二是强调润笔以“白银为妙”，拒收实物，但书画例外；三是申明不许讨价还价，更不许赊欠。分析郑板桥此举背后的动机，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找他求字画的人很多，郑板桥不胜其烦，自订润笔条例并公布于众，可以摆脱那些庸俗之人索取书画的纠缠；另一方面他言明要现银，拒绝攀亲免费作书画，或作无聊闲谈，盖因其时生活来源已完全依靠润笔收入了。
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画像
关于清人润笔的形式，虽然文人们大都愿意要现银，但实际生活中往往是银钱与实物兼存，这和前代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李斗《扬州画舫录》为我们记录了清人润笔的两则例子：“施胖子，山阴人，始从继父学写真，兼画美人，居扬州小秦淮客寓。凡求其画美人者，长则丈许，小至半寸，皆酬以三十金，谓之‘施美人’；同时杨良，字白眉，工画驴。一驴换牛肉一觔，谓之‘杨驴子’。”[23]这两位画家，一位要钱，一位要牛肉。现实生活中作为润笔的实物形式还有很多，如有人与郑燮一样，喜欢别人送字画作润笔，据《古夫于亭杂录》载：“华阴王伯佐（宜辅）来求其父山史（弘撰）墓铭，以文五峰画《骊山图》润笔。”[24]还有人喜欢以花木作润笔，如吴绮，字园次，顺治间以贡生荐授弘文院中书舍人，升兵部主事，“出知湖州府，有吏能。人谓其多风力，尚风节，饶风趣，称为‘三风太守’。未几，罢归。贫无田宅，购废圃以居。有匄诗文者，以花木润笔，因颜其圃曰‘种字林’。”[25]有的文人作品传播到海外，润笔物则变成了海产品，如乾隆间画家张莘，号秋谷，工山水花卉，“尝作画百幅，乘海舶散布海东诸国，夷人有得之者，珍为至宝，亦以海物为润笔。”[26]
清代润笔的多寡也因人而异，常常相差悬殊。一般来说，名气越大的作家润笔费也越高，如号称“当代文章伯”的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蒙叟、东涧老人、虞山宗伯等），他的润笔费就很高。据金埴《不下带编》载：“近代海内求文者，自弇州大泌（笔者注：即明人李维桢）后，则虞山宗伯也。宗伯文价既高，多与清流往来，好延引后进。凡中朝衣冠，不远千里，行縢修繫，丐作隧石之词，寿幢之序，为其亲光荣者，络绎门下。有故人子远来求援，公命少竢，曰：‘润毫至，丰啬尽，以赆子，可归矣。’适一帅具百金请序，公尽与之。其人失金于途，去复来，乃获三百金，则其盛何减于古人。”[27]但正是由于他为人慷慨，晚年又重病缠身，以至于穷困潦倒，颇为身后丧葬事犯愁。不过他有自己的办法，那就是卖文赚钱。据王应圭《柳南随笔》载：“东涧先生晚年甚贫，专以卖文为活。甲辰夏卧病，自知不起，而丧葬事未有所出，颇以为身后虑。适鹾使顾某求文三篇：一为其父云华墓志，一为云华诗序，一为《庄子注》序，润笔千金。先生喜甚，急倩予外曾祖陈公金如代为之。然文成而先生不善也。会余姚黄太冲来访，先生即以三文属之。太冲许诺，而请稍稽时日。先生不可，即导太冲入书室，反锁其门。自晨至二鼓，三文悉草就。先生使人以大字誊真，从枕上视之称善，乃叩首以谢。越数日而先生逝矣。”[28]钱谦益晚年仍有人以1000两白银请他写一篇碑志和两篇序文，但此时他已病入膏满，不能亲自操笔，请人代作又不满意，恰巧这时大名士黄宗羲来访，钱即嘱其代作三文。也正是靠了这三篇文章的润笔银，钱谦益才得以体面地安排身后事。名重一时的大才子袁枚，卖文润笔积蓄万金，在南京造“随园”，以笔代耕。有一次，淮扬盐商安麓村重刻孙过庭《书谱》时曾请其题跋，袁枚仅书“乾隆五十七年某月某日随园袁某印可，时年七十有七”22字，即获酬二千两白银（事见徐珂《清稗类钞·鉴赏》），几乎一字百金。当然，在特定场合下，润笔费也可以达到令人瞠目的高价，如有一副对联就卖到过1000两银子。据丁柔克《柳弧》言：“纯庙（即乾隆帝）将至金山，江苏官绅无不争先恐后挂对上匾，欲御一览，则不胜荣幸。一名士见一观察曰：‘君如能送我千金，我做一联，若不蒙御览，千金情愿奉璧。如蒙御览，君勿失信。’观察喜诺之。果蒙上赏，并首肯者再。其联曰：‘东去江流无昼夜，南来山色有春秋’十四字也。名士得金后，有人问之：‘何以知其必蒙赏鉴？’名士曰：‘君等不留心耳。夫圣上万岁，况警跸尊严，虽游观之乐，必取其简易明显者观之。若做长联，再咬文嚼字，那有工夫细细看之讲之，如看书然？吾以七字，再大书之，白底黑字，一览无余，对文再佳，未有不蒙首肯者也。’”[29]与名士相比，下层文人的稿酬则要低得多。《坚瓠集》引《秋水涉笔》举了个“一字一文钱”的润笔例子：“有善诗者出一帖云：‘求诗者一文作一字。’一妓将十七文求诗，遂咏曰：‘美貌一佳人，妖娆体态新。调脂并傅粉，观音。’有一和尚而以十六钱求诗，亦咏曰：‘和尚剃光头，葫芦安个柄，睡到五更时，硬。’”[30]这种迎合社会底层低俗文化的诗作，其稿酬也不可能太高。
清代润笔的社会化和商业化与文人观念的进一步开放有密切关系。明末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对历代文人收取润笔的现象尚有所非议，但清代中期的陆继辂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文士卖文，与田家卖谷、蚕女卖丝一也，而顾亭林极言其不可。昔王仲舒为郞中，语其友马逢：‘贫不可堪，何不寻碑志相救？’吾意此君必廉介之士，故无他生活而计岀于此。若并此诋之，是责陈仲子不当食螬余之实矣。”[31]被顾炎武嘲讽赚取润笔的王仲舒，在陆继辂看来却是“廉介”之士，因为他是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计。文艺作品与稻谷、丝绸虽有精神与物质的属性之分，但当它们被拿来交换时，却都是劳动产品，并无本质区别。陆继辂将文人卖文与农夫卖谷、蚕女卖丝的性质等同看待，的确是清代文人观念的一大进步。《不下带编》的作者金埴生活于康乾时期，他有一位“祖舅”（即父亲的舅父），名叫马允璜，“隐居嗜学，甚有文章。尝曰：‘鬻文为活，志士所羞。’”对此，金埴分析道：“古来于润笔之典最重。盖馈者固未尝敢轻，而受者亦不以为忝，见古人之于文事如此其不苟也。今则不然，高才视若恒人，奇文不逢识者，无论金帛之投，杳不可得，即区区餔餟，亦不易图矣！何怪乎文士之愈困哉？”[32]针对前文提到的倪永清卖文不惜“窜易以代成其名者”的举动，刘廷玑也表示了理解：“盖名士多穷，借此卖文自给。为贫所使，情亦可原。然迩来比比皆然，抑不独一永清也。”[33]为了多得润笔，有的文人不惜谀墓中人，如赵翼就在《瓯北集》中亲口承认：“有客忽叩门，来送润笔需。乞我作墓志，要我工为谀。言政必龚黄，言学必程朱。吾聊以为戏，如其意所须。补缀成一篇，居然君子徒。核诸其素行，十钧无一铢。此文倘传后，谁复知贤愚？或且引为据，竟入史册摹。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属诬。”[34]作为史学家的他，非常清楚夸大其辞的碑志对后世造成的恶劣影响，但他还是把一个素日“十钧无一铢”的常人，写成了一个“君子徒”，主要原因还是为了得到那笔丰厚的润笔费。而有的文人为了改善生存环境，甚至学会了商业炒作，如黄均，字谷原，苏州元和人，家贫性慧，工诗文，尤工于画，“乾隆间苏州织造某公爱其画，荐之入京，充内廷如意馆供奉，所进画极称上意，屡椅金绮之赐，每日享大官盛馔。一日复请假归，所携囊中金旋即挥霍散尽。其妻忧之，叹曰：‘有如此际遇，弃之归，诚可惜也。妾无望矣。’抑郁而死。谷原亦困甚，遂附粮艘，再游京师。维时物换星移，无引之者，势不能再入内廷。有同乡蒋竹亭者，在如意馆效力，见其困甚，令其为代笔。之友镇曰：‘握管日仅酒一壸、银五钱而已。’有怜之者曰：‘今日诗人法梧门先生集名士于法源寺看花，君携画笔往，必有所遇。’谷原然其言，次日到寺，果晤诸名士，以所画呈阅，果邀鉴赏。一登龙门，身价十倍，由是润笔渐丰，衣履亦渐华美。”[35]黄均在困境中听从他人建议，利用在法源寺拜会京城名士的机会，将自己及其画作打入上层文人的圈子，从而使自己的身价倍增，润笔费也得以大幅提高。这与现在的商业炒作手法颇为类似，是清代文人商业意识显著增强的表现。
正是由于观念的开放和变化，清代文人在润笔的问题上大多持比较认真的态度，如前文提到的郑板桥公开自己的润笔价码，就是主动维护自己权益的行为。清末的李伯元也曾仿照他的做法，在《世界繁华报》等报纸上多次刊登过《李伯元的书画润例》，其中有“书例：纨折扇每面五角，楹联四尺一元，五尺一元五角，六尺二元，八尺四元，长联撰句另议，堂幅与楹联同润，屏幅每条照楹联折半；以上金笺均加倍。篆隶兴到下笔，不能预定。画例：纨折扇与书例同；素绢小堂幅每尺一元；大件鲜暇不应。件交本馆账房，五日取件。”[36]而对于故意拖欠或不付润笔的，文人用自己特有的方式维护自身利益，如金埴《不下带编》载：“里有董、张二君，一以书，一以绘，名于时，而居相比邻。某以鹅酒饷里人，独不及二君，而乞书、乞绘不已。或题诗于两家之壁云：‘绘壁沙门百瓮酒，写经道士一笼鹅。无鹅无酒求书画，徒惹沙门道士诃。’某见之，大惭，遂不再乞。嗣后有不持润毫代鹅酒而渎求书画文咏者，人辄诵此诗以为笑枋。”[37]还有的学者因为求文的人太多，不胜应付，故意抬高润笔费的价码，使求文者知难而退。俞樾就是这样一位学者。他在《茶香室丛钞》中说：“文士卖文，固亦不伤风雅，如东坡先生者，真令人起敬矣。余从前作文，不受润笔，后以虚名流播人间，求者无虚日，不得已自定章程，不满千字者银五十两，千字以上者银百两。虽违老而戒得之明训，实亦病而求息之苦心也。戏赋一诗云：‘公鼎侯碑价不赀，如余謭陋岂相宜。只缘窃据名山席，遂使争求下里词。敢以再三心厌倦，奈因七十力衰赢。詅痴虽有高人笑，此意区区或谅之。’”[38]
晚清废除科举制以后，传统读书人突然失去了人生奋斗目标，为了解决现实出路问题，一批文人开始转向文学创作或编辑出版的道路。他们以知识积累、文学想像力、写作技巧等智力资源为谋生资本，以写作或编辑为职业，形成了一个专以卖文为生的职业群体。这个文人群体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近代稿酬、版税制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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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明杰，男，江西丰城人，现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文献学与中国图书文化史。主要著作有《中国出版史（古代卷》、《宋代版本学研究》、《中国古代图书著作权研究》、《中国古籍版本文化拾微》、《简明古籍整理教程》等，在包括《中国图书馆学报》、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等在内的国内外知名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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