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人在电影院看的这个电影,这是第一次。我是一个眼窝很浅的人,动不动就会被感动哭,看这个电影也是这样。看完后,远在北京的女友问我感受。我说,这个片子只有民俗学者能看懂。
女友让我写影评。我实在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想了又想,还是从片子本身的一点瑕疵说起吧。
前几天出品人之一方励下跪,成功的让这个片子上了排行榜,对于电影本身来说,可喜可贺。可对于片子要表达的东西来说,却是大写的讽刺。
第二个瑕疵,游天鸣去学唢呐是发生在1982年,他爹说他是13岁,实际上他是12岁或更小。
等到他长大了,他和师父喝酒,墙上的日历写的是1992年。
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妈说他24、5岁了,也不找对象,说明又过了两三年。
我们可以把时间算的更长,就算是1996年吧。就在这前后,县文化局局长来,说要搞“非遗”录节目。病重的焦三爷说让他接这个活儿。而事实是,“非遗”这个概念,到了2004年前后才正式出现。
第三个是一个小瑕疵,就是焦三爷把所有的宝贝都给了天鸣。天鸣提着箱子回家,路过师父师娘干活的地后,手里就没有箱子了。到了家里,箱子已经在他家了。
瑕疵归瑕疵,那又能怎样呢?我还是爱这个片子爱的一塌糊涂。
我告诉女友,以后要是能下载保存下来,我一定会在课堂上每年放一次。她问我为什么,我说,这部电影的主题太好了,与其说这是一个感叹民间技艺江河日下的电影,我更愿意说这是一部关于匠人史诗的绝唱。
焦三爷说自己是唢呐匠,其实这是一种自谦,他对于唢呐的热爱及执着绝对算得上是艺术,所以他应该是艺术家。
焦三爷是整个民间艺术家的缩影,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艺术家,在他们眼里,这些东西是祖师传下来的技和道,他们要做的就是不能让这些技和道断送在他们手里。
于是,我想到了教师这一行。过去老师们都愿意自谦自己是教书匠,他们更愿意把教书看作是一门手艺,他们要固守自己的底线。现在,许多被人们称之为老师的人,也许都要盼着被别人称为某某家呢。
这个电影给我的另一个震撼,来自于焦三爷挣扎着让天鸣接下文化局的那个活儿。
我落泪了。我为自己曾经的天真感到羞愧。
我四处抨击非遗运动,我认为非遗运动是一种文化霸权。可是,从这个电影里,我仿佛看到了我的幼稚。
当我天真的以为抨击非遗运动是替老百姓说话时,我恰恰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现代性摧毁了一切属于民间的东西,“非遗”运动也许正是一张并不完善的渔网呢。
它把许多遭受灭顶之灾的民间技艺打捞上来,虽然有时它的方式可能还需要商榷,但毕竟这是一种努力。
许多民间艺人,尤其是像焦三爷一样的老辈艺人,也许正把非遗当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呢。
我却在背后对非遗指指点点,我为这些艺人做了什么!想想就感到羞愧,说难听一点,这大概算得上一种所谓秀才的酸腐气吧。大概的确是的。
再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传统艺人所秉持的那份道德底线。在这个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的时代里,德行成为一种稀有品。
焦三爷苦苦地守着那份“百鸟朝凤”只吹给大德之人的规矩,样子有点滑稽,就像那个孔乙己,却让我们感到沉重。
他们所坚持的正是我们所缺失的。
焦三爷死了。留下了一个行将就木的游家班,他那坟前的幻影仍然是腰板笔挺。
他无愧于他的师父。那他的徒弟呢?我们呢?
作者系山东大学民俗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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