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代热”与英格兰性

纪念托马斯·哈代诞辰180周年

今年6月2日是英国诗人、小说家托马斯·哈代诞辰180周年。哈代是横跨两个世纪的作家，早期和中期的创作以小说为主，继承并发扬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传统。他一生发表了近20部长篇小说，代表作有《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还乡》和《卡斯特桥市长》等。晚年以其诗歌拓展了英国20世纪的文学，出版过8部诗集。1910年，哈代获得英国功绩勋章（Order of Merit）。为纪念这位世界文学史上的伟人，本刊特重新发表南京大学何宁教授先前在《外国文学动态》（2009年第4期）上发表的《“哈代热”与英格兰性》一文。何宁教授另著有《哈代研究史》、《哈代与中国》等专著和论文。

 “哈代热”与英格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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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宁

在英美文坛上，作家的声名在学术界和一般读者中往往并不一致。学术界奉为圭臬的常常鲜为人知，而普罗大众认为的经典作家在学术界却地位不高。这里牵扯的话语权利、社会分层、媒体文化等因素颇为复杂，由此产生的结果却是被学术界和读者同时认可的经典作家犹如凤毛麟角。通常这样的作家不仅创作艺术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还具有传奇的人生，激发着普通读者的兴趣。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个人的传奇色彩与很多作家相比并不突出，然而从21世纪初期开始，英国文学文化界却出现了一股“哈代热”，并且持续升温。不仅电台和电视台陆续播出哈代作品的改编版本，更有多部哈代生平研究出版，报章上的相关评论文章连篇累牍，甚至著名评论家特里·伊格尔顿也撰文评论，哈代一时成了读书界的热点之一。出生乡村，一生甚少出游的哈代并没有浪漫主义诗人那样跌宕起伏、多姿多彩的人生，也没有现代主义巨匠叶芝、乔伊斯那样风云际会、颠沛流离的遭遇，学术界和读者对哈代的关注其实来自哈代与英格兰性的复杂互动。

哈代故居（图片由作者拍摄）

在当今的英国学界，对英格兰性的研究可以说如日中天。大学里有专门的课程，书店中有专门的区域，报章上有专栏文章。由于媒体的推动，普通读者也开始关注研究英格兰性的著作。不过，尽管在学界关于英格兰性的研究日趋深入，专著论文迭出，但对于英格兰性的定义还没有明确的答案。有学者认为，英格兰性更多是一种体验，而不是可以言说的概念；也有学者认为，英格兰性就是英国的民族性，是为大英帝国的锋芒所掩盖的英格兰民族的独特文化传统与历史承继。著名媒体人杰里米·派克斯曼在撰写《英格兰人》一书时，曾致信英国当代著名文学家、评论家艾伦·贝内特，邀请他来讨论英格兰性的问题。后者回信表示自己无法相助，在信的结尾贝内特提到自己曾在三十年前拜访过派克斯曼居住的地方，希望那里的一切都没有改变。正如派克斯曼指出的，信的结尾已经回答了关于英格兰性的问题：对英国人来说，一切最好不要改变，因为改变就意味着变坏。这也恰好揭示出当今英国社会对英格兰性研究的背景———社会政治文化的改变。

二战之后，大英帝国解体，经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殖民地独立运动之后，英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已经日益减弱。进入二十世纪后期，在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影响下，众多欧洲民族寻求民族自觉与独立，欧洲原本的多民族国家大多分崩离析，而在英伦三岛，民族主义情绪原本就一直在北爱尔兰蔓延，虽然这一问题最终得到和平解决，但并没有消弭帝国内部的文化分离情绪。今天的英国，尽管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之间经济联系紧密，不太可能出现真正意义的独立或分离，但毕竟苏格兰和威尔士都有各自的国会，以致不断有英格兰人撰文呼吁要成立英格兰自己的国会。由于这一提议的可行性太低，英格兰人的这种民族诉求难以在政治上实现，只能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寻求出路。他们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份与文化，也需要通过对历史文化的梳理来获得精神的慰藉，这也正是当今英国学界英格兰性研究蓬勃发展的深层原因。

哈代故居 （图片由作者拍摄）

当代英格兰性研究的重点并不在于身份认同，因为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的存在，是客观现实，所以不存在身份认同的危机。当代英格兰性研究所关注的是英格兰的历史文化，希冀以历史的勾勒，文化的厘清，来凸显英格兰人的文化独特性。从技术角度来看，这具有一定的难度，因为英格兰的地域色彩在以往的英国社会文化中并不突出。因此，大多数研究者探究的是英格兰为大英帝国的光芒所湮没的那一段时光，考量的核心是十九世纪后叶到二十世纪初之间英格兰性的发展。哈代正是那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因此成为英格兰性研究者考察的重点。不少研究者在讨论英格兰性的著作中用专门的章节讨论哈代的创作，而哈代也由此在当今的英格兰性研究热潮中获得读者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在当代的英格兰性研究中，哈代代表着英格兰人的一种集体记忆。莫里斯·霍布瓦克在论述集体记忆时认为，集体记忆来自现实社会的压力，在构建集体记忆时，因为主体具有决定权，不必面对记忆里存在的社会中的限制，所以人们面对的现实压力得到释放。作为英格兰集体记忆的哈代同样具有这一功用。面对当今社会的剧烈改变，英格兰的风光不再，哈代的个人经历和创作则作为英格兰的集体记忆舒缓了现实的压力。

虽然从个人经历来看，哈代的生活并没有太多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不过，他从多塞特乡下藉藉无名的学徒，成为整个维多利亚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并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完全是个人奋斗的结果，是代表英格兰传统的通过个人奋斗而获得成功的典范。这位来自多塞特郡乡间的农家子的葬礼轰动一时，当时的英国首相、皇室代表和各界名流纷纷出席，成为当时整个英国、乃至世界的重大事件。哈代通过自身的经历为社会提供了逾越阶级藩篱，改变身份，获得社会地位的成功样板。在他的作品《贝妲的婚姻》中，他就细致地展现了底层人物如何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改变命运，跻身上流社会，肯定了个人奋斗的价值。

多塞特（Dorset）

在哈代生活的十九世纪后期，知识的获取依然是一种特权阶层的享受。哈代自学成材，冲破了这一社会制度的束缚。哈代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在工作之余阅读书籍来提高自己，并记阅读笔记，后来这成为他终生不变的习惯。他的阅读面很广，从莎士比亚到华兹华斯，从丁尼生到司各特，涉猎广泛。通过摘录名家名句，他逐渐培养了自己对书面语言的操控能力，为进行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除了文学作品，哈代还阅读了大量哲学家的作品，包括孔德的《实证主义概述》（1856）、纽曼的《自我辩护》（1864）以及傅立叶和约翰·斯图加特·米尔的著作。这些哲学思想影响了哈代后来文学创作的基调和主题。成名之后，哈代先后获得多所大学，包括他一直想上而未能如愿的剑桥大学的荣誉学位，这不啻是对当时教育体制的讽刺。在他当时最具争议的小说《无名的裘德》中，哈代通过裘德的遭遇，对维多利亚时期的教育制度大加挞伐。

《无名的裘德》（本刊珍藏本）

哈代的作品十分关注女性的社会角色与地位。维多利亚时期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时期。虽然女性依然没有政治和经济地位，活动的领域局限在家庭和有限的社交场合，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社会各个层面对女性的束缚逐渐放松，到十九世纪末，在社会和文学作品中开始出现打破家庭和社会枷锁，反对传统男权压迫，自由独立的“新女性”。哈代从自身的经历和对社会现象的观察中，敏锐地意识到阶级和性别对个人社会地位的影响。在他最著名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中，哈代通过对苔丝所面对的来自社会的双重压力的描写，直接抒发了对社会不公的愤怒情绪。

《苔丝》

阶级、教育、性别，这三个层面不仅是当时社会关注的重点，也是当今英国社会问题频繁，冲突时现的所在。哈代通过自己的个人经历和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三个难题提供了答案，从而成为当今英格兰人集体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哈代热”出现在当今英国社会自然也顺理成章。

哈代对英格兰性研究的重要性还在于他对英国乡土的建构。不少研究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文学的学者，如罗杰·艾伯森等都指出，在英国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文学作品中，蕴涵着一种 “漂泊感”。这种现象的出现与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不无关联。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正面临着工业化洗礼所带来的各种变迁：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阶层的分裂，传统文化的黯淡，价值观的转变，婚姻制度的自由化，教育体系的革新，犯罪的增加等等。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不少英国人背井离乡，甚至要远赴加拿大、澳大利亚来维持生计。在文化层面上，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英国原有的乡村文化体系遭到侵蚀与瓦解，代表物质文化与工业文明的外来文化逐渐占据了英国乡村，改变了英国社会文化的传统，这些变化在哈代的小说《卡斯特桥市长》、《德伯家的苔丝》中都有深刻的呈现。

《卡斯特桥市长》

哈代的作品一方面体现出这种“漂泊感”，另一方面，又体现出对这种“漂泊感”的对抗，这主要体现出哈代对“威塞克斯”这一乡土理念的建构上。早在《绿荫下》的手稿中，哈代已经使用了卡斯特桥等“威塞克斯”地名。《远离尘嚣》被视为“威塞克斯小说”系列的开篇之作，哈代首次使用“威塞克斯”这一名称。“威塞克斯”原是一个属于历史范畴的术语，指的是在中世纪早期由西撒克逊人统治下的不列颠岛的西南区域。在哈代的作品中，这一名称所指的区域是在不断扩大和改变的，在《远离尘嚣》中，它所指的还只是今天多塞特郡的一部分，到《还乡》和《卡斯特桥市长》中则演变成以多塞特为主的一个郡县，而在《苔丝》里则升格成覆盖整个英格兰西南部多个郡县的地区，似乎是作为英格兰乡村文化的代表出现在小说中。苔丝的生命轨迹涵盖了这个地区中的各个郡县，呈现出一幅完整的工业化进程中的英格兰乡村风貌。这种自然与社会背景的广阔，结合苔丝个性心理的深刻，几乎圆满地为维多利亚后期的读者呈现出社会转型时期的人性各种因素与社会各种关系的复杂互动。哈代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将“威塞克斯”建构成了英格兰乡村现代化进程的缩影。

哈代作品中的威塞克斯 （Wessex）

“威塞克斯”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农业社会，具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和社会体系，基本保留着封建社会的价值观和阶级体系。在早期的作品中，哈代突出了对当地习俗的描写，如《还乡》中的篝火大会，就是最突出的例子。不过，在工业化文化的冲击下，“威塞克斯”也在逐渐改变。在《无名的裘德》中，随着主人公的足迹，我们可以看到“威塞克斯”已不再是原本民风淳朴的乡村，而是一幅有乡村，有小镇，有城市的现代图景。这个乡村原有的文化特色业已不复存在。如果说，在哈代早期的作品中还有关于保留传统文化的争执，如《绿荫下》中关于合唱队的风波，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晚期的作品中人们只能无奈地接受传统文化消逝的现实。

哈代的“威塞克斯”不仅代表着英国过往的传统习俗和文化，还蕴涵着对一直以来英国国民最关切的问题———自然———的描写与思考。《还乡》中的埃顿荒原，《林居人》的森林分别是哈代笔下英国乡土自然的两面。前者具有操纵命运的神秘力量，而后者则在现代化摧残面前无能为力。与华兹华斯笔下乐观、积极的自然不同，哈代在“威塞克斯”系列中呈现的自然显得沉郁、漠然。

蕴涵着对自然的反思、对传统文化的再现，哈代通过“威塞克斯”构建出一个具有英格兰独特文化风格的乡土理念。在抗议城市化是否过度，各方呼吁保留“绿色英格兰”的当今英国，哈代的“威塞克斯”似乎正符合人们的期待与想象。

哈代成为当今英格兰性研究的重点，并非偶然。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于诗人拉金的积极推动，哈代便成为英国诗歌传统的代言人，从而为哈代诗歌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也促使人们开始思考英国诗歌传统的问题。当今的英格兰性研究，同样也为我们理解哈代的生平与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促进了哈代研究的发展。同时，对哈代生平与创作的研究，无疑加深了我们对于英格兰性的了解。对于英国学人来说，则进一步深化了他们的文化认同。

END

作者｜何宁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编辑 | 郭瑞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