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主要特点

作者简介

王青（1962—），女，北京人，文学博士，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国现当代文学、媒介文化等方面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主要特点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一直是文艺理论界研究的重点，一代又一代学人为此倾注大量心力，结出丰富的硕果。20世纪90年代，面对强劲的西方文论，学界有中国文论“失语说”，由此而见的焦虑可想而知。于是就有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的愿景，学界也有不少文章论述，20多年来很多学者都做出了非凡的努力。如何转型还在探索中，其核心是让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对话，但是真正落到实处却似乎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季羡林先生曾主张：“我们中国文论家必须改弦更张，先彻底摆脱西方文论的枷锁，回归自我，仔细检查、阐释我们几千年来使用的传统的术语，在这个基础上建构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然后回头来面对西方文论，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加以分析，取其精华，为我所用。[1]（P422）王元化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在一文中针对古代文论的研究提出“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的研究方法[2]。祁志祥教授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正是在上述方面做出努力的结果。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这部教材是作者长期思考积累的结果，自20世纪90年代作者就形成了这方面的成果，此后的20多年间，思考日新，积累日多，可谓积淀厚重，也少了浮躁，此番出版又加入新的学术力量，增加新的研究成果。全书目录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体例、结构颇有特色，尤其是在框架结构上。如祁志祥教授所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在形式上没有严整的体系，但在思想内涵上独立自足，自成体系。[3]如何把这个潜体系用合理的叙述结构展现出来，并揭示其诸环节之间的逻辑联系，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是摆在文学理论界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本书作者在此做了一番努力实践，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本土意识与世界眼光。首先，作者站位高，具有自觉建构的意识。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有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与思想系统，可它并没有以严密的逻辑体系和理论形态表现出来。”[4]为此，作者意在建构“以意为主，以象为辅”的表现主义的民族文论体系，与西方再现主义体系成为互补。中国文论长于感兴，重在表情达意，意在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试图用西方表现主义的概念说明中国自己有的表现主义的系统，这种表情达意的抒情传统重感兴以表情意，与西方的表现主义是有区别的。为此作者以观念结构全书，是将文学创作过程置于首位，从创作活动的发生、发展、作品形成、作品接受一直到文学的功用价值等，将古代文论放到今人的视野中去审视，同时，又努力打通古今；其次，以范畴丰富全书，用古代文论、诗论的术语展开，例如第十章“中国古代文学的功用论”中各节有“观志知风”说、“劝惩美刺”说、“神人以和”说、“趣味”说、“三不朽”说等，观照了中国古代文论中渐次成熟的各种理论，可以看到其不同范畴逐渐发展成熟的过程，又兼顾了“史”的线索。例如，在谈“用事”说、中国古代文学的诗文创作方法论时，先厘清“用事”之概念，即引用古事、古语含蓄地表达思想感情、证明自己观点正确性的修辞方法和论证方法。接着本书作者分析了中国古代诗歌用事论发展中引起争论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晋宋起，到中唐大历时止；第二阶段，晚唐为先声，宋代为高潮，金元为余响；第三阶段是明代；第四阶段为清代。正是在这样的争论中，“用事”论日臻成熟，形成其特有的审美规律。最后，在论证中强调对原典的阐发并将其放在中西比较的视域中审视。这样，既发扬了民族传统又保持了东西对话。让古代的文论思想在当下发挥作用，可为古代文学阐释提供新的视角，也能对今天的文学批评提出可以借鉴的路径。

　　二是体例的宏阔。全书体现出作者的学术智慧，以探索古代文学理论现代化转型为己任，也取得了一定的建设性经验。作者没有从时间的编年线索发展成篇，而是在纵览全局的基础上，按照观念论、创作论、作品论、风格论、形式美论、鉴赏论、功用论、方法论等顺序，形成板块式的结构，网罗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结撰中国古代文学原理，阐释其“以意为主”的内在逻辑，建构表现主义民族文论体系，“意”恰好是感兴所致，这样，将原本如珍珠一样的古代诗论范畴串成珠串，形成互相勾连、互涉互动的网络体系。作者选取了30 多个范畴或命题来网罗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并按其主导涵义用现代文论话语加以释义。以往的中国古代文论，或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大多采取以史带论的方法，或重于批评史的勾连，或对于原典展开不足。《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就体例展开而言，上述板块式的结构从文学活动中的创作活动起始，是借鉴了西方文艺理论的方法，就所述内容而言，又凸显了中国文论表意重感悟的特点。论述中注重比较，是古今结合、中西结合的结果。

　　三是言之有据，言之成理。全书在占有分析大量材料的基础上而成，力戒虚妄之谈。作者在每一个板块中又采取万取一收的方法，力求对古代文学理论重要范畴做一一梳理，找到其表现主义的特质。在古代文学理论的篇章典籍梳理中，引经据典，详细论证。例如以风格论来说，一方面指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总体风格的阳刚与阴柔，并指出其审美内涵对应于风骨与平淡，前者情怀壮烈美在动人心魄，后者似淡实浓，美在意味深长。风格论分析中国古代文学风格的成因与形态，特别是联系中国古人的心志、情志探讨风格所包含的美学趣味及审美经验，而非停留在史料的分析上，使得立论与结论水到渠成、自圆其说。

　　四是凸显中国民族特色。如何建构中国特色与中国气派的文艺理论，挖掘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学传统一直是文学理论界努力追求的目标。如何让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能够和西方文论对话，能够对古代文学研究提出新的视角，能够对中国当代的文学创作提供批评资源，都需要挖掘、激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有用资源，让它在当代焕发出生命力。我认为祁志祥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要将零散的、不成体系的古代文艺理论整合起来，绝非一时之功，这就要求作者既要有宏观的统摄本领，还要有微观的探幽体察，尤其需要一种对话意识，这绝非易事。此外，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建构既要把握其民族性，同时又不失其现代性，这就需要开掘古代文学理论的有效性。它应当为我们今天的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提供一种有价值的观点，一种新的视角和新的路径。祁志祥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做出的最好的尝试，是在立足民族审美传统的基础上，用对话的方式与西方的审美传统相呼应，这也使得本书具有开放性的特征。同时，用对话的思路和全球化视野重审古代文论参与现代话语的建构道路，使传统文论思想在中西互参与现代话语建构的过程中再次激活，使传统文论思想在中西互参互证下焕发出新的生机。

　　本书还有一个特色，即从美学的视角观照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处处洋溢着中华传统美学精神。钱穆先生曾指出中国文学的审美精神就在于中国文学不同于西方文学，它重情重意。他说：“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亦可谓中国乃诗的人生，西方则为戏剧人生。”[5]（P131）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无论是屈原的《离骚》还是古诗三百首皆是人生的反映，如孔子所说“不学诗，无以言”。中国古人读诗要涵泳，做诗要言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如咏一诗，此唯中国人生则然耳”[5]（P133）。《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一书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范畴的研讨注重了审美经验、审美心理、审美传统的阐发，注重了形式批评与审美鉴赏的关联，生发出中华传统美学精神。可以说，这也是本书较为明显的特色之一。

　　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它的适用对象应是大学本科学生。从教材编写的角度考量，既具有稳定性与普适性，同时兼具一定的研究性，这是本书的又一个特点。对于本科学生来说，个别的部分有一定难度，而且个别范畴略显生僻。不过这也提供了深入研讨的空间。加上本书在梳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同时，关注了文论形成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因此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个深入学习的抓手。沿着这个路径去学习、梳理、生发，便会增加对整个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体系的理解。当然本书也有疏漏之处，例如，作者致力于建构中国古代以意为主、以象为辅的表现主义民族文论体系，其“表现主义”的提法应当与西方“表现主义”做一明确区分，否则容易产生歧义。

概而言之，整部教材彰显出作者的文化自觉与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建构意识，同时吸收了学界新的研究成果，在体例、结构、内容诸方面都有所创获，拓新了理论思辨的维度和深度。另外值得肯定的是，在本土意识与世界眼光的互动中深入开展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无疑是中国学者增强民族自信的一个有效途径之一，也是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有益尝试。

参考文献

[1]季羡林．门外中外文论絮语［A］.季羡林人生漫笔[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0.

[2]王元化.论古代文论研究的“三个结合”[J].社会科学战线，1983(4).

[3]祁志祥.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古代文论系[J].学习与探索，2011（5）.

[4]祁志祥主编.中国古代文学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5]钱穆.诗与剧[A].中国文学论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